君臣佐使说配伍
前面好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解说了中药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但其实，要想真正在临床上解决病人的各种各样复杂的疾病，单靠一味一味的中药是无法完全满足疾病的现实需求的。因为，单味中药的药理作用是相对单一的，而且药力单薄，很多时候不能充分地对抗疾病，使人体迅速恢复健康。于是，我们的古人经过漫长的实践，发现假如通过诸多单味药的组合，形成一个方剂，就能更有针对性地治疗疾病，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中医学里的重大概念，如何组成一个合理的方剂也就是组方原则的问题。
所谓方剂，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选择若干味合适的中药组成的成方。单味中药的功效各有所长，同时也各有所偏，通过合理的配伍，增强或适当改变其原有的功用，调其偏性，制其毒性，消除或减低其对人体的不利因素，使各具特性的药物发挥综合作用。
清代名医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对于方剂和药物的关系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圣人为之制方，以调剂之，或用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权焉，此方之妙也。
聪明的古人，借鉴当时社会行政体系的架构中的“君臣佐使”这一核心，融入到组方实践中，从而产生了对于华夏民族至关重要的方剂学理论体系。
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算是给出了君臣佐使的定义，尽管这个定义是相对粗略的，但已经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二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其后，历代医家对于君臣佐使的概念内涵多有阐发，到了清代，著名医家和方剂学家吴仪洛解释说：主病者，对证之要药也，故谓之君，君者，味数少而分量重，赖之以为主也。佐君之谓臣，味数稍多，分量稍轻，所以匡君之不迨也，应臣之谓使，数可出入，而分量更轻，所以备通行向导之使也。此君臣佐使之义也。综合历代医家观点，我们可以大致做如下归纳：
1、君药：即在处方中对处方的主证或主病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它体现了处方的主攻方向，其药力居方中之首，是组方中不可缺少的药物。2、臣药：意义一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和主证的药物，二是针对兼病或兼证起治疗作用的药物。3、佐药：意义一是为佐助药，协助君药、臣药加强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兼证的药物，二是为佐制药，用以消除或减缓君药、臣药的毒性或烈性的药物，三是为反佐药，即根据病情需要，使用与君药药性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4、使药：意义一是引经药，引方中诸药直达病所的药物，二是调和药，即调和诸药的作用，使其合力祛邪。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历代的辛勤努力和智慧积淀，中医方剂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一书就收载方剂314首，到了唐代的药王孙思邈，他的两本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分别收方5300首和2000多首。到目前为止，大约已经统计出有名有姓的方剂近10万首。这数量庞大的方剂群中，既有许多只有两三味组成的小方，比如清肝泻火，降逆止呕的左金丸、益气生津，敛阴止汗的生脉散、清暑利尿的六一散等，更多的四五味药到七八味药组成的常见方剂，比如补气的四君子汤补血的四物汤，还有理中丸，小建中汤等。也有一些是几十味甚至上百味中药组成的大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每一首方剂中，不一定是每种意义的臣佐使药都应当具备，也不一定每味药只任一职。如病情比较单纯，用一二味药即可奏效，则不必一一齐备。《苏沈良方》曾说：主病者，专在一物，其他则节给相为用。
应当提及的是，方剂的组成既有严格的原则性，又有极大的灵活性。面对病人的实际疾病组方配伍时，在遵循君臣佐使的原则下，要结合患者的病情、体质、年龄、性别以及季节气候、生活嗜好等，组成一首精当的、适应疾病需求从而疗效突出的方剂。在选用古人已经创制的成方时，也应该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予以灵活化裁，加减运用，做到“师其法而不泥其方”。方剂中的药物加减，用量多寡，甚至剂型改变都会使方剂的功用发生显著的变化。比如，前面提到的补气的基础方四君子汤，是由人参、茯苓、白术、甘草四味药组成，如果将其中甘淡利湿健脾的茯苓替换为辛热温里的干姜，干姜变成君药，则整个方剂就变成了温中散寒的理中丸了。
记得有一位医家曾经有这样的感叹：医之成，悟也；方之精，变也。方剂是依据病人的病情和临床实际不断变化的。千变万化但又万变不离其宗。关键，我们要抓住疾病的本质。但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医易学难精，难也就难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