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 事 | 西园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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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秋，驸马都尉王诜的府邸中，一场聚会正在进行。

庭院清扫干净，案椅早已备好，青松之下，流水之间，传来文人们交谈唱和之声。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聚会主角——东坡居士。

苏轼（1037-1101）

是年五十二岁的苏轼，宦游在外十余载，终于又被召回京师。刚刚升任翰林学士的他似乎心情大好，与朋友诗酒唱和的兴致愈发高涨。此刻，在好友们的注视下，他正微微躬身，聚精凝神，提笔欲书。

在聚会的三年前，1083年，苏轼还身处黄州困顿之中，写下悲切交集的名篇《寒食诗帖》。那一年，未及半百的他面对人生，发出无奈的感慨：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寒食诗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年后，宋神宗逝世，哲宗继位，召苏轼还朝，升任翰林学士。此前还在凄风冷雨中挣扎的苏轼，转眼荣登殿阁，身居三品。他看上去再次充满希望，回归锦衣怒马、笙歌鼎沸的名士生活。

端坐在苏轼一旁的，是雅集的主人王诜与苏门学士李之仪。

王诜（1048-1104）

如果为北宋第一流文人排列座次，王诜一定是佼佼者。论绘画成就，他足以比肩崔白、郭熙；论文学水准，亦能与苏轼相互次韵、彼此唱和；论行端，他交游广泛，宽容大方，时人称赞有王谢之风，为了解救落入乌台诗案的苏轼，更不惜以身犯险，同陷其罪。

王诜的交游与成就，当然同他的驸马身份密不可分；但他也受困于这种身份，不能结交要臣，无法施展抱负，腰斩了自己的志向，因此活得放浪形骸、纵情声色。

可能正因为身处带有宿命色彩的矛盾中，王诜的笔墨往往感情饱满，富有戏剧性的变化——

《烟江叠嶂图》上海博物馆藏

《烟江叠嶂图》，王诜与苏轼的唱和之作。长卷之中，近景与远景频繁反复地交叠，山崖犹如海浪般涌起而又平息。墨气淋漓湿润，烘托出朦胧的氛围；笔迹拖泥带水，流露出强烈的情绪。江烟弥漫、水天无际，情思与感慨，全部汇入山水尽头的一片迷茫之中。

卷后题跋中，苏轼告慰好友：

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

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

——此刻的忧愁终有一日将如云烟飘散，山峰则自始至终屹立依然。

王诜却不以为然，唱和道：

苍颜华发何所遣，聊将戏墨忘余年。

李之仪（1048-1117）

王诜身边的李之仪，写下过脍炙人口的名句——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李之仪字端叔，之仪、端叔，使人想起仪表堂堂、举止端庄的文士。作为北宋文坛后起之秀，李之仪的成就主要在词作与尺牍，他对苏轼极为尊崇，奉作师长，两者感情很深。回溯元丰三年，苏轼贬谪黄州时，曾寄给李之仪一封信札，其中写道：

树有木瘤、石有斑纹、犀角外利内空，愈引人瞩目，往往愈是事物的症结。

——能够向李之仪自省般吐露心迹，可见对苏轼而言，后者不仅是自己的同僚与学生，更是一位知己挚友，可与倾诉衷肠。

《汴堤帖》故宫博物院藏

·相比苏轼，李之仪的书法缺乏潇洒跌宕的气魄，以清丽优雅示人，行气妍秀，有一种谦逊蕴含其中；笔法媚劲，不追求巧妙的变化。

在苏轼流放的岁月中，李之仪竭力奔走、活动朝中政要，试图帮助苏轼早日复职京师；如今汴京西园的松荫下，他终于安坐在老师身旁，想必心中十分安慰；但他也很明白，新旧两党虎视眈眈，诬告与陷害随时将席卷而来。

与苏轼相对而坐，头巾系着乌纱的，是国子监学正蔡肇蔡天启。他早年跟随王安石，后来成为苏轼的好友。

蔡肇（？-1119）

据说，蔡肇的记忆与目力都有天才，一次论诗，王安石提起初唐卢仝的《月蚀诗》，因为语句奇拗、格律混用，罕有人能背诵，蔡肇却“立诵之，不遗一字”；又有一次他与友人乘舟，恰巧“群凫数百掠舟而过”，后者故意刁难，问他能否数清，蔡肇“一阅即得其数”，遣人去问，果然一只不差。

《仁寿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蔡肇擅经辞，又因为与米芾、李公麟、王诜等人交游颇深，书画也很有成就。但他的画迹流传稀少，仅有台北故宫所藏的《仁寿图》。幅中绘有两块玲珑剔透的湖石，衬以坡陀细草，奇崛的姿态似乎正应和主人的个性——有一些古怪，更多的是天才。

蔡肇身后，侍立两名王诜的家姬，她们头戴华贵的冠饰，手持绘有双松的执扇，一名含笑凝望围坐的众人，一名扭头向西望去；

顺着她的目光，一位从仆恭敬地端着铜觚，在他面前，四块顽石支起石案，案上排布着大大小小的古玩珍器，尊、爵、觚、鬲琳琅满目，一旁还横放一张古琴，用作雅集酒宴的玩赏之需。

此时此刻，阮声传来。

沿着声音的方向，越过一泓溪水，岸边斜倚的古柏上，两人相对而坐，一人正拨阮，一人正倾听。

陈景元（1025-1094）

拨阮者陈景元，号碧虚子，精于校勘，博古通今，是北宋著名的道士。他曾受邀在京师讲解《道德》、《南华》二经，引为一时之盛。他也因此交游公卿大夫，被奉为雅集的座上之宾；

秦观（1049-1100）

听阮者秦观，则刚刚从苦夏的肠疾中痊愈，有趣的是：为他治愈肠疾的并非药石，而是友人送来的一幅画卷：唐代王维《辋川图》。

《摹王摩诘辋川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对于此事，秦观写下一篇跋文记述——

《跋王摩诘辋川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087年夏天，秦观卧病家中，友人高符仲为他带来王维《辋川图》，称“阅之能愈疾”，秦观将信将疑，展卷细观，却犹如真正步入辋川别业之中，游历之后，疾病竟然神奇般痊愈，成为一件美谈。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最富天才，人生也最为坎坷。他早年有志入仕，屡试不中；总算依靠文才进入政坛，又因与苏轼的交往卷入党争，接连贬谪七年，最终死在广西藤州，只活了五十岁。

漫长的颠沛与放逐，使秦观的人生困进一个“愁”字之中。他的词作成就最高，最擅长描写清幽冷寂的环境，烘托愤懑萧瑟的情绪，风格婉约伤感，比柳永更胜一筹，苏轼称其“有屈（原）、宋（玉）之才”。

《踏莎行》，最能代表秦观的词风：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烟诸残月、日暮孤馆，这些挥之不去的愁情，贯穿他抑郁消沉的一生。唯有西园的这次集会，可能是他黯淡生命中罕有的亮色——至少在此刻，他沉浸于阮声之中，或许能够忘掉那些哀愁，留下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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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一片蕉林，阮声渐远；随着绿荫愈发茂盛，新的交谈声越来越近。

林中空地上，众人正围绕着石磐，观看一人作画。

李公麟（1040-1106）

作画之人是当朝第一画师李公麟，气定神闲，挽袖挥毫。传说他曾描绘御苑宝马，画毕马毙，遂称其画技出神入化，足以摄取魂魄。

李公麟个性不羁、蔑视权贵，有魏晋之风，“以访名园荫林为乐，居京师十年不游权贵之门。”他虽然有一个朝奉郎的官职，却既不加入派系，也无仕途抱负，选择归隐林泉，在故乡桐城修造了名闻天下的“龙眠山庄”，坐石临流，终其一生。

《龙眠山庄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他的白描得画圣吴道子真传，技艺之高堪称穷尽古法玄奥，已臻“道”的境界。对此，苏轼有一则《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对他大加称颂——

或问：龙眠居士作山庄图，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见所梦，如悟前世；见山中泉石草木，不问而知其名；遇山中渔樵隐逸，不名而识其人。此岂强记不忘者乎？

曰：非也。画日者常疑饼，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饮，梦中不以趾捉，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自记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

这段话颇为玄妙，苏轼的大意是：人即便喝醉了，饮酒也用嘴巴而非鼻子；即便在梦里，拿东西也用手指而非脚趾，这是本能使然——龙眠居士即如此，对他而言绘画已成为本能，犹如庖丁解牛，既能在心中形万物之状，亦能在笔下摹万物之灵。

黄庭坚（1045-1105）

同样对李公麟不吝赞美的，是苏轼的至交黄庭坚。在李公麟名迹《五马图》卷后，黄庭坚题跋道：

我常说伯时有魏晋之风，朝中同僚却大多叹息他因为绘事耽误了仕途。我告诉他们：伯时乃丘壑中人，一时的名望、无谓的冠冕，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黄庭坚跋李公麟《五马图》

宋代文豪之中，黄庭坚是一位异人，他没有苏轼的锋锐，换而为一种淳厚。淡泊名利、不苟附进，几经宦海沉浮而不怨，多遭亲故离别而不伤。他既不饮酒，性格也并非豪迈放逸，但如若用心观察他的笔墨，挥洒变幻之间有着超乎常人的从容，笔势虽然强健，气质却不骄矜。

《花气薰人帖》故宫博物院藏

这源于他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的信奉，所以往往能以一种超越的角度看待世事、看待人生，也因此能够活得自在些、容易些。在他的诗词中，罕有沉郁悲切的语句，更多是细密的说理、谨严的结构、以淡然的态度抒发感情。

黄庭坚有一首《清平乐》令人印象深刻，一眼便可以记住：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

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这是一首惜春诗，只读前段，词句并没有什么显著之处，不过是叙述春光已逝，无处可寻，寻常词人也可以写；但正在感觉平淡之时，忽然“问取黄鹂”，情景转瞬变得具体，目光由寻春的怅然收回，汇聚在黄鹂之上，使人感到灵巧；

而后“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飘然一结，峰回路转，目光随微风轻拂蔷薇，花叶摇曳之间，仿佛蜻蜓点水、不着色相，回味悠长，充满禅机。

苏辙（1039-1112）

倚石半卧的文士，是苏轼的弟弟苏辙。

苏辙比苏轼小两岁，却较兄长更为沉静，性格也更加内敛。他的文章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擅长政史之论，切中肯綮、针砭时弊。书法则全学苏轼，紧凑妍健，亦受到黄庭坚的影响，笔画间稍见一波三折的“摇橹”之意。

苏辙跋唐怀素《自叙帖》

石案旁或坐或立围观作画之人，还有“苏门四学士”中的另两位：晁补之、张耒，以及名士郑靖老。他们的目光交汇在李公麟的笔下，后者正在画取意自晋人陶潜的《归去来兮图》。

幅中，归来的小舟已然画好，岸旁的园居也已成型，陶渊明立在船头，轻舟遥遥，衣带飘飘，即将登岸回归心灵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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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宅院的更深处，再次越过平静的水面，悄然出现一座山谷。

山谷中除了幽涧与芳草，还有三个影子，一仆两主，仰首立于石壁之下。

三人中，仆从双手托着古砚，高高举起，一人衣襟敞开，执笔在石壁上涂写，另一人则袖手旁观，神情专注。

王钦臣（1034-1101）

袖手之人是秘书少监王钦臣，他出生藏书世家，嗜书如命，收藏古籍四万三千卷，数量超越北宋秘府藏书的总和；他又掌管秘书省，统领国家藏书、校书之职，身居文士要职，因此公卿大夫无不渴望与之交游。

但即便如此，他对于眼前之人依旧满怀敬仰，只因正在题壁的狂士，是北宋最桀骜的文人——米芾。

米芾（1051-1107）

元祐二年，米芾三十六岁，正值盛年，意气风发，他生性本来狷狂不羁，置身文士的聚会之中，当然更加特立独行。他既不与众人观书，亦不参与论画，兀自题诗石壁。

《珊瑚帖》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的恃才傲物，既来自他不羁的天性，亦源于极全面的艺术造诣，书法、绘画、鉴藏···他无一不精研至深。自始至终，米芾似乎只佩服过一个人，即是他的前辈苏轼。

很难想象，目空一切的米芾能够听从别人教导，但对于苏轼，在相交二十载岁月之中，米芾不仅言听计从，更恭敬有加：

1082年，元丰五年，米芾前往黄州拜访被贬谪的苏轼，在此之前，米芾书法以唐人为师，苏轼劝他转师晋人，他于是依言遍访晋书法帖，苦研笔法，“专学晋人，其书大进”；

1089年，元祐四年，苏轼外调，经过润州。米芾听闻立马动身拜谒，出示所藏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等帖，请苏轼指教题跋；

1093年，苏轼再度被新党排挤出京，远赴定州。同僚对其避之不及，米芾仍盛情邀请相会，苏轼于是绕道赴约，感慨对方的真挚。

苏轼辞世后，一日徽宗问米芾对于近世书家的看法，米芾将苏轼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称誉他的人品与才华之高，其余众人只字不提。

徽宗忍不住，问起自己十分赏识的宠臣蔡京，米芾只答五字：

蔡京不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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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了解米芾目空一切的个性，雅集的主人王诜嘱托李公麟为雅集画图、米芾作序，后者毫不推诿，写下题记《西园雅集记》，将聚会的名字命为“西园雅集”。

在文中，米芾写道：

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

《西园雅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西园雅集，遥追东晋王羲之列坐兰亭的曲水流觞，宋元文坛最负盛名的集会。席间十余位文人彼此唱和，各自抒情，以此刻为节点，之前之后，他们的人生都各不相同。

雅集之后不久，苏轼再度被排挤出京，秦观、李之仪、黄庭坚接连被贬，李公麟归隐林泉，米芾离开京师，遨游天下。众人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或挣扎、或失落、或觅得良机，荣登殿阁之上，或就此流放，直到客死他乡。

而他们的命运，只在1087年的那个下午，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交汇。

这次交汇，犹如投入水池的一粒石子，激起的波澜荡漾了千年。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乐此不疲地谈论那个下午，说着那一天惠风和畅、松风徐徐，芭蕉投下浓绿的影子，东坡先生从哪里来，之后又向哪里去。

俱往矣，西园早已深埋入开封地下，昔日文人往来的庭院，如今成为蝼蚁的家园。彼时的欢宴尽皆化作尘土，留下的只有诗文、词章、画作。那天在场的每个人，后来都被记入历史，与他们的作品、人格、思想一同，被后世反复研究、探索、揣摩，以此理解我们的文化、启迪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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