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精读 | “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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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精华论文栏目给大家选择了李彪教授和喻国明教授的一篇刊登在《新闻大学》上的文章《“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条谣言的分析》

这篇文章选取微信平台传播量最高的4160条谣言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了这些谣言在标题修辞上具有权威加持与恐惧诉求、大量使用新闻式和数字式标题等手段；议题建构多使用程序化固定结构、故事元素、建构社交货币等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后真相时代科学辟谣的做点和对策。对于我们思考谣言治理方面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

论文回顾

一、核心概念界定

“后真相”（Post-Truth）是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选中的年度词汇，即随着社会关系茧房化和重归部落化，使得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有时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观点。后真相时代，真相并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次要了，网民不再相信真相，只相信感觉，只愿意去听、去看想听和想看的东西。

谣言与流言在网络上广泛的流传，呈现出真相的样子，谣言有时披着真相的外衣比真相更大行其道，因为谣言本身是一种社会对抗（胡泳，2009），具有后现代主义解构的功能指向，后真相并不意味着谣言可以大行其道，但后真相时代的谣言在传播机制上出现了新变化，因此研究后真相时代的谣言修辞及其异化传播。

二、“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标题修辞策略

随着信息消费碎片化和感性化时代的来临，标题超过正文成为信息消费的“抓手”，引人关注、夺人眼球的谣言标题成为被广泛传播的第一要义，因此研究谣言标题如何修辞与建构具有重要价值。

1.标题均长23.8个字

通过对谣言的语料进行分析，平均每个谣言的标题长度为23～24个字左右，相较于一般的新闻标题相对较长。根据相关研究，新闻媒体的新闻标题平均为16个字左右。更多的字数意味着可以提供更多信息，使受众光看标题就知道内容。同时，更多的字数也提供了更多腾转挪移的空间，便于标题制造转折，增加戏剧性与张力。

2.大量使用第一、二人称代词，给人身临其境之感

在很多谣言的制造者常常以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视角，表面上看是自己真实的经历，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并方便展开大段的内心独白，表达恐慌、焦急、忧虑的情绪，以造成同情或恐慌，达到吸引眼球的目的。如《在我怀孕期间，老公竟又领回来一怀孕女》。

3.权威加持与恐惧诉求是最常用话语修辞

对网络谣言标题进行词频分析，词频最高的十个词依次是专家（258）、农村（191）、石头（190）、人类（128）、神秘（127）、真相（121）、鉴定（117）、曝光（108）、科学家（103）、美女（96），为了获得更多人的关注，经常增加性元素的内容，以此来博取更多眼球关注，如经常使用“美女”“怀孕”“离婚”“出轨”“妹子”“性感”等关键词，如《女子意外捡到一宝物，让她红了脸》《女孩遭外星人强奸怀孕生下诡异生物震惊全世界！》类似的标题在网络谣言中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一些社会新闻类的谣言中。

4.大量使用感叹号和问号进行情绪唤起

谣言标题中最常用的是感叹号（29%）、问号（18.9%）和冒号（13.1%），感叹号是加重语气、吸引别人注意的常用手段，很多标题不止一个感叹号，很多是三个四个感叹号连着使用，形成祈使语气，给人一种急切关注的心理压迫感，如《惊呆！火星确实存在外星人！！！！！》；而问号则是引起阅读兴趣、吊人胃口和制造悬念的主要手法，如《【辟谣】宁乡步行街发生命案？？真相是……》，而冒号则是采用借用专家或权威名头，实现第一人称视角的真实假象，如《你的配偶可能是外星人？专家：500万异形藏匿地球》。

5.使用新闻式和数字式标题增强信度

按照谣言标题的行文格式，本报告将网络谣言的标题分为新闻式、疑问式、祈使式、故事式、恐吓式、炫耀式、数字式、聊天式、建议式、真理式、利益式、号召式、悬念式、反问式总计14种，经过数据分类和统计，其中很多网络谣言是以新闻式的写作风格出现的（17.1%），伪装成信息会增加更多的网民关注，并且还有公信力加持，认为是传统媒体报道的，不是假消息；

其次是数字式的谣言标题，占到了总体的14.4%，在标题中直接使用言之凿凿的数据，增强谣言标题的可信度；再次是祈使式，通过呼吁号召，来增强危机感和参与到相关行动中的紧迫感。

三、“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议题建构策略

如果说标题修辞是形式，那么谣言关涉的议题及其建构策略则是内容。谣言议题建构是将谣言如何进行有效包装的重要手段。

1.议题偏好：科学常识类与社会时政类谣言数量最多

根据谣言议题的不同，本文将谣言分为以下七类：科学常识、社会时政、军事领域、国际领域、历史文化、明星八卦、财经新闻。通过分析，科学常识谣言占到了网友举报谣言的47.1%，近一半左右；然后是社会时政类，为27.5%，近三分之一；再次是明星八卦类（15.4%），由于财经和历史文化等知识需要专业知识储备，本身比例也相对较低，再加上其危害度不如科学常识类和社会时政类谣言，因此，鉴别度不高。其余依次是历史文化（5.9%）、军事（3.3%）和财经等方面的谣言。

2.叙事结构：结构化与程式化

网络谣言在叙事结构上往往具有一定的程式化结构：一是题目必须耸人听闻，引起民众读下去的悬念或者呼吁，如经常使用的标题《不要点赞，要转发！！！！》；二是直接切入正题，国内外对比，讲事实，现身说法，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三是使用专家或者权威之口，强调这种事实的重要，借专家之口危言耸听，恶化结果，让受众不寒而栗；四是首尾呼应，加强语气，绑架舆论获取最大的心理认同。

3.议题建构：大量运用故事元素

故事是一种最原始的娱乐形式，“特洛伊木马”比任何历史研究的著作都出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好故事。故事情节叙述从本质上讲比基本事实来的更加生动，包含着叙述者与倾听者的感情，故事同时本身也是一种社交货币，很多造谣者恰恰利用故事的这一优势，将谣言巧妙地切入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中，以故事为导入，最终达到造谣、传谣的目的。

4. 扯明星、蹭热点产生舆论叠加效应

很多谣言越来越善于伪装自己，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谣言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擅长扯明星、蹭热点事件，个别造谣者甚至熟谙“事件营销”之道，借势上位，加上明星的加持、热点事件的东风，一下子使得谣言呈现几何级的传播速率，如《从刘恺威的签名看看他因“性欲”出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传马蓉“自杀”视频上热搜，真假？还是博眼球》，在本文分析的所有样本中，扯明星、蹭热点的谣言比例占到了总体23.1%，近四分之一。

5.诉诸视频或图片等感性元素，移花接木混淆视听

随着移动互联通讯速率的提升，图片和视频等传输技术增强，这类谣言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甚至个别图片直接以信息图的形式，躲避辟谣平台的关键词检索而不断重复被疯传。这类谣言的危害特别大，主要是“有图有真相”的思维定势，再加上形成的视觉冲击力，很多被传播者很快成为信息的接受者，进而随手转发。

6.嵌入社会关系网：谣言的“社交货币化”

谣言在社交网络传播时有时会扮演社交货币的价值：通过自己的分享提升自己是一个“懂得很多”“掌握一定知识”的人，进而赚取更多的社交货币。这也可以解释在年轻人主导的移动互联网平台中，中老年人为什么热衷于转发这类谣言信息，从自身心理来说是彰显自己的存在（他们是一群失去社会话语权威解释力的群体），希望赚取更多的社交货币来附和他们自身角色的定位。

如在一个家庭的微信群里，长辈们更喜欢传播一些食品安全、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事件，因为这和他们的社会角色相符合，就应该教育晚辈们注意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防范社会危险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

四、“后真相”时代网络辟谣的举措与路径

（一）变被动为主动：辟谣关口前置化

一是利用大数据技术鉴别谣言信源的唯一性进行有效锁定。根据谣言传播的信息源具有唯一性的有效识别特征，通过大数据回溯技术，可以准确将网络谣言进行有效识别，进而进行传播干预。只有在谣言产生于传播初期就能够将其识别，才能将谣言的危害降至最低。

二是充分利用谣言的传播时滞性。网络谣言从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从核心人群向边缘人群的传播有1～3天的时间周期，因此生活在北上广的人们经常发现其在三四线城市的父辈传回来的谣言是几天前的。因此网络谣言需要抓住这个传播时滞期，及早切断传播路径，实现网络谣言预警的主动性。

（二）变内容识别为圈群识别与情绪识别：为重点人群画像

首先，要对公共账号进行认证身份的明确标示。在很多网络谣言的传播中，由于均是公号推送，很多易感人群没有区分公号主体是否被官方有效认证的能力，结果造成很多个人账号也滥竽充数。因此，需要加强公号主体对传播内容的认证标示，并将之作为一种基本识别谣言的科普性知识进行推广，虽然微博的加V认证策略一定程度上使得网络空间出现了明星围观模式，但对快速形成明星影响力和有效规范明星的言论责任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要分析谣言节点的社会网络结构。信息接收者仅通过内容很难识别谣言，而信息发布者属性和网络传播属性能显著提高信息接收者的识别率。因此需要引入更多的辟谣识别变量，这也是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强化每个节点在最活跃的几个圈群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角色，进而对在谣言链条中的角色进行有效识别。

再次，构建信用分级的造谣者、传谣者和易信谣者数据库。网络谣言的治理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的治理，对人的治理要考虑针对性和精准化。按照谣言传播链条的角色和地位，可以将之分为造谣者、传谣者和易信谣者，并对之进行传播信用等级的评估，类似于征信体系。并在账号主体明显的位置上予以标识，对信用等级较低的账号进行预警，一旦用户点开其传播的信息，自动预警提示。

最后，警惕“谣言营销”现象的蔓延。在很多谣言传播的背后是是一些营销号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造谣，甚至将“谣言营销”堂而皇之地作为一种营销伎俩。同时，微信的转发量和阅读量也和广告费用挂钩，这就是不少公众号挖空心思造谣传谣的真正原因。

（三）变各自为战为综合治理：网络辟谣的社会化

目前，新技术平台层出不穷，不同的数据藩篱使得网络辟谣基本上是各个平台孤军作战。因此，首先需要构建网络辟谣的多元主体平台。网络谣言的治理目前多是以平台企业和政府为主，社会第三方等资源介入其中的比例不高，未来需要在政府主导层面，形成数据平台方-企业-专家-高校-政府等五位一体的多元主体平台，实现网络辟谣的社会化和无影灯效应。

其次，要打通辟谣的数据平台，构建国家层级的网络谣言大数据平台。目前微信平台的辟谣助手已经进行了尝试，但整体来说数量不大。未来需要在打通各个平台的层面上，通过社会化的合作，在整个国家层面构建网络谣言大数据平台，融合网站、报纸、电台、电视、社会组织，建立融合新媒体、传统媒体的综合辟谣机制。因为网络辟谣并不是一个平台、一个公司的事情，是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众新媒介素养的大事情。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成熟的谣言触发机制，设定谣言关键词，当含有关键词的传言在微信群传播达到一定数量时，自动触发预警，提醒相关专家和辟谣平台关注，并判断其是否属实。

同时，要加强预防式科普宣传，全面提升民众识谣、辨谣的素养。加强日常的预防式科普宣传，尤其是针对敏感人群的通俗易懂的谣言传播，加强专业俗语的“转译”能力，注意方式方法的革新和改进，学会讲故事，避免简单的说教和告知，强化辟谣的情绪化引导，改变目前的知识堆砌和过于理性的状况，充分利用传媒的影响和传播渠道（刘鸣筝等，2017），注重将信息公开和政策解读同步推出，有效避免谣言的进一步滋生。

总结梳理

马克吐温曾有句举世闻名的名言：“谎言跨越半个地球的时候，真相还在穿鞋”，这句话强调了辟谣的难度和滞后性。“后真相”时代，社群和圈子成为谣言传播的基本单元，情感要素成为谣言传播的基本动力，传统的基于个体传播、事实诉求的辟谣手段的效力在不断消解，“后真相”时代的辟谣必须要变被动为主动、变内容识别为圈群识别和情感识别、变各自为战变社会化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