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磨难（作者：晓田）
此文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上下古今版'2015年11月9、10日，当时父亲还健在，他读过此文后淡淡地说了一句：“说是磨难倒也还好。”也许他和自己大哥的人生经历相比、和无数家破人亡受难者的遭遇相比，真的算是“还好”。次年的5月8日父亲在医院去世，时年94岁。当时我写下了《告别父亲》一文，发表在同年5月28日的《世界日报》。为父辈留下些文字是一种最好的纪念。
从照片背后的留言可以看到17岁时的父亲正在接受另类思想
1944年父亲21岁
1946年10月父母的结婚照
那年父亲24岁，母亲22岁
1946年父亲随中联公司从杭州迁回上海，和母亲摄于虹口公园
1947年元旦父母摄于虹口公园
1949年1月27日，时年26岁的父亲最终没有随他供职的中联轮船公司登上公司所属的最后一班从上海驶往台湾基隆的客轮-太平号，留下来迎接上海解放。当时他已经是中共地下党的重要外围组织-上海职业青年联合会友集团的理事长。由于严重超载和熄灯航行，当夜太平轮在舟山群岛海域与一艘同样熄灯航行的货轮相撞，随即沉没，除36人被澳洲海军救起，其余近千人全部遇难，酿成震惊全球的中国航运史上最严重的船难，堪称“中国的泰坦尼克”。父亲似乎是幸运的，尽管中联公司欠发了他最后几个月的工资。
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职业青年联合会友集团，后右二为父亲
上海一解放，父亲便脱下西装，换上了上海市军管会的制服，加入了静安区政府接管委员会，从事最基础的政府机构的重组工作，任第二办事处主任，拿“供给制”。因为那时他已经成家，又有一个孩子，生活比较拮据，所以我大伯（当时他单身，是高薪的资方代理人，同时又是中共地下党员）每月都给父亲经济上补贴直到实行“薪级制”，父亲始终记得那段兄弟情谊。
上海一解放父亲（中排右三）便加入军管会工作，为静安区第二办事处主任
父亲在区政府的仕途还算顺畅，由于他是土生土长的老上海人，又有多年在大公司财务部任职的经历，不久便被任命为静安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他至今保存着上海解放后第一任市长陈毅元帅亲笔签署的那两份“委任状”。当时新政府的各职能机构尚不健全，区级的工商局、贸易局、财政局、税务局等机构还没建立，所有相关职能均归财经委管。那时财经委主任是由区长兼任的，而且各级政府的第一把手大多数都是南下部队转业干部，对城市工作并不熟悉。所以全区的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各相关职能的具体监督管里实际上均由我父亲负责。官不大，权还真不小。
上海市长陈毅元帅1953年签署的委任状
上海市长陈毅元帅1954年签署的委任状
那时父亲的工作热情很高，随着“薪级制”的实行，生活待遇和住房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静安区巨鹿路高级住宅区，与一位中国会计界泰斗级教授家合住一幢英式花园大洋房，享有很高的房租津贴。每三个月，房管部门就会派人来花园割草和给屋内陆板打蜡。
1956年父亲还被选送至上海财经学院夜校部带职修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是政府部门在经济领域的重点培养对象。
上海财经学院夜校部1956年给父亲的入学通知书
就在他的人生旅途处于顺风顺水的时候，一场波及甚广的“整风”运动开始了，那就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当时父亲被中共静安区委任命兼任工商界整风办公室主任，即“反右”斗争小组组长，并由区委机关出面向上海财经学院提出暂时休学申请，以便有更多的精力投入这场政治运动。随着扩大化的“反右”斗争的结束，接踵而至的便是1959年的党内“反右倾”运动，由此父亲的厄运也就开始了。
上海财经学院夜校部1956年给父亲的入学通知书
区委机关党组织对我父亲提出了二条指控，第一条是思想右倾，“反右”斗争不力。这是无法争辩的，因为在他管辖的静安区工商界没有完成划归“右派分子”的定额指标。如果光这一条指控，也许父亲只要检讨深刻，认识诚恳，有可能仅受党内处分而已。但加上第二条指控，那就无法饶恕了。因为犯了中共组织原则的大忌，从而葬送了父亲之后的所有人生前途。那就是有人检举他对中共党组织隐瞒了曾是国民党“三青团”骨干成员的重大历史问题。
当时父亲据理否认此一指控，只承认在解放初党员干部重审时已向组织部门讲清楚的，曾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期间加入过“三青团”，为普通成员。而此一问题并没有影响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和使用。于是父亲希望组织上请检举人提供有效的证人，同时他也提供了二个在“三青团”的直接关系人作为他的证人。然而检举人既无法提供所作“指控”的事实来源，又提供不出有效的证人，而我父亲所提供的二个直接关系人又都去了台湾，无法求得证词。按理此事只能以证据不足处理，最多作为一个悬案。但是在那个“怀疑一切”、“宁可信其有，绝不信其无”的极左年代里，中共党组织采信了检举人的毫无根据的不实指控。因为检举人之一是我的一位以大义灭亲来表达忠诚的亲戚。那时候这种人性泯灭、亲情荡然的事情时有所闻不足为怪。于是，父亲受到严厉的批判，并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当然，在上海财经学院中断的学业也就无以为继了。
1959年9月，父亲被逐出静安区政府机关大楼，发配到青浦一农场去做基建大队大队长和农牧分场代场长，在农场一呆就是三年多。
1959年9月父亲（二排右三）被发配到青浦农场任农牧业分场代场长
父亲（右四）在农场劳动，这批人可能都是落难者，脚碰脚，所以看上去并没有很痛苦
1963年1月改任“中华老字号”的“立丰广东土特产食品商店”（上海立丰食品有限公司的前身）的经理而回到家中。尽管父亲当时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压，但生活待遇还是维持原状，所以我小时候并没有觉得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直到“文革”开始后不久，父亲先是被贬至站柜台，后去一个炒货工场干体力活，并且停发近50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一个成熟工人的月薪）的房租津贴，被迫紧缩住房至一个房间。冻结了大部分工资，只领取34元人民币的个人生活费。母亲将家里发生的情况如实通告了我们五个子女，要求我们一起来共度艰难岁月，那是我记得的第一次家庭会议，那年我十岁。我大姐大哥要去安徽和黑龙江插队落户，母亲靠变卖家具为他们准备行装。我小姐到工厂做学徒工后，每月将十几元学徒工资如数交给母亲作为家用。大哥在黑龙江插队工分高，第一年就将分红所得的300元全部寄回家里，对我家来说这真是一笔巨款。
那时一个工人造反派大头头的姐姐一家七口从南市棚户区搬来占据我家被迫腾出的住房。刚搬来时，一次女主人见我与小哥吃饭只有青菜和清汤下饭，十分惊讶地嚷嚷：“你家哪能嘎节省啦？！”当时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丢脸，在我家周围的邻居中，落难的家庭何止一家二家。如此艰难生活持续了长达七、八年之久至“文革”结束。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父亲在二十年中经过无数次的无效申诉，他说那时的“申诉”不奢望有结果，而是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为了不让党组织产生其“申诉”有对抗组织处理的话柄，他每次在“申诉”信最后都会写上“相信组织的调查是正确的。”而这一次“申诉”，父亲抱着极大信心和希望。
一年后的1981年1月，中共静安区委经过复查，确定1959年对我父亲的二项指控为子虚乌有，撤销当时给予的党纪和行政处分。当他高兴地将这等待了廿多年的消息告诉我时，不无感慨地说：“解放以来，我的人生都是在政治运动中度过的，整过人，也被人整过，所以更体会今天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何等珍贵。”1983年父亲以他撰写的《南北土特产的储藏与保管》行业专著和上海财经学院肄业的学历被授予经济师职称，并被调任静安区财贸系统企业整顿办公室副主任，那年他60岁，所有的那些给予已经只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在对父亲落实政策的整个过程中，他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只有在给他落实住房政策时提出了唯一的要求，那就是不离开静安区，他是老静安，那里留下了他太多的记忆。
1985年父亲63岁离休至今，30年又过去了，他过着健康、安静、无虑的晚年生活。
时年93岁时的父亲
即便是在艰难岁月里，也从没见过父亲有过怨天忧人的沮伤，是什么让他能坚韧、坦然地面对漫长的逆境呢？在父亲《我的回忆》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