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入围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的中国电影，拍出了日常生活下隐藏的凶险与危机
9月 26 日，《何日君再来》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举行世界首映。关于这部内陆电影独苗，在尽量不剧透的情况下，试着作一分析。
《何日君再来》是一部文本大于影像的电影，这个故事以及怎样讲述这个故事的吸引力，远远比影像风格突出。
▲《何日君再来》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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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讲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复仇，但戏核不在复仇，而在情色。这是一部朦朦胧胧的3P电影，朦朦胧胧是因为3P的呈现，只有鱼的隐喻和画质模糊的录像。正是因为这样一场性，一个男人易妆向另一个男人复仇。
在笔者看来，这个故事与近期上映的西班牙影片《看不见的客人》有一个很有意思参照，它们都关于一场复仇，都牵扯到男女之间那些事，但不同的是，《何日君再来》是一部文艺片，《看不见的客人》是一部类型片。
▲《看不见的客人》海报
《何日君再来》里的复仇线当然增添了一些类型元素，比如悬疑、比如凶杀，但整体的基调偏现实主义，它聚焦了一帮城市中产的生活，有大学老师、有女大学生、有珠宝商人、有体制里的小公务员。看似一次老同学的相聚、一次与客户的生意、一次带小三的出游，但其中有着不可告人的真相，人物的内心情绪就在影片凝滞的运镜与缓慢的节奏中发酵。
《看不见的客人》首先是一部类型片，他有着严密的本格推理过程，带给观众最大的观影快感便是悬疑与解谜，至于社会现实意义，则需对影片进行外延阐释。一个企业家带摄影师情人撞死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小伙子的父母，一对底层老夫妇，为了洗刷耻辱和为了寻回正义，用自己的方式向他们复仇。
在《何日君再来》的叙事体系里，缓慢凝滞的讲述方式，留给观众沉思空间，去思考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人物表面下内心的涌动暗流，而在《看不见的客人》的叙事体系里，全程就像一列高速列车，一刻不停地向真相狂飙突奔。
在编剧精心设计的道具/细节体系里，《何日君再来》中有水晶鞋、纸鸟、鱼、水晶手链，《看不见的客人》中有怀表、钢笔、手机、照片。但类型片下，《看不见的客人》的一切道具皆为推理而设计，而《何日君再来》的道具，除了一些比如几个女人同时拥有的水晶手链承担推理、反转功能外，道具更重要的功能是隐喻，扑腾扑腾飞不起来的纸鸟，与现代人的提线木偶情状相似，而鱼则直接指向了penis。
在主题表达层面，《看不见的客人》有着两层显而易见的表达， 企业家、情人，包括他们的关系网皆属中产阶级，但这个阶级从婚姻到社会人际，充满了欺骗与谎言。导演保罗说他想去呈现中产阶级的道德腐败和堕落，而这就是西班牙社会的现状，另一个层面，则是以底层老夫妇代表的正义。
《何日君再来》里只有第一层，赵峰华妻子与海龙、孙老师和情人三晴、孙老师和未婚妻果果、海龙和果果，男男女女之间错综复杂，纵横牵连，其中一些城市中产的欺骗与谎言跃然银幕。它直指的是婚姻这个当代中国正在急速变异的现实问题，当代人的情感变得虚浮不实，被权力捆绑、被金钱捆绑，甚至情感变成一种商品，作为交易的筹码。当婚姻成为一种复杂的存在，日常生活则变得凶险而杀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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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导演的处女作往往与自己的生活密切关联，导演王飞飞构思《何日君再来》时正值大学毕业初期，观察到身边同学、朋友一一步入婚姻，又在婚姻众产生各种问题。这样一种刺激直接关系到作者本身的生活，由此刺激出对当下中国人情感的一种思考。这样的一个过程，让笔者想到当年杨德昌拍摄《恐怖分子》的情形，《恐怖分子》写一对夫妻，但没有落入一个现代婚姻的层面，杨德昌更想讲的是整个现代人的恐惧，对整个台湾社会的观察。
▲《恐怖分子》海报
《何日君再来》同样如此，它没有仅仅停留在两性关系的层面上，影片有意去解释当下中产这种现状背后的社会原因，但《何日君再来》在追求这一力度的过程种，显得尤为吃重。
导演确实编排了诸多可供解读的空间，比如片名和片尾曲《何日君再来》、刘翔北京奥运会退赛事件的电视画面、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的戏，以及徐福东渡日本的天路。但这些元素的加入，呈现的力度并不够有力，或者可以说，除非观众心中的既有知识体系里有这些，当拼贴组接起来时，才会产生隐藏的化学反应。
这些元素全部指向了政治层面的权力问题。《何日君再来》这首歌的命运更替颇为诡异，歌名中的“君”，指“国军”，日本鬼子把它禁了，之后台湾方面因其“消弭斗志”，也把它禁了，后来大陆说这是“汉奸歌曲”，再次禁。一首歌在三个政治权力之间接连蹂躏。刘翔、刘春霖以及徐福，再此不作过多介绍，总之他们都是政治权力的牺牲，而他们的牺牲表征一件事：在权力的大网下，每个人都是提线木偶。他们的挣扎，如同海报中的纸鸟，扑腾扑腾飞不起来。
《何日君再来》中无论男女，依附于谁，其实本质上是依附一种权力。孙老师要娶校长的女儿果果，依附于校长的权力；海龙要讨好假装珠宝采购商的赵峰华，依附于珠宝商的权力……权力作为提线者，成为所有一切的根源，而每个在这种权力体系下的人，都只是一个提线木偶。
但这样一种关联，在阐释中可以说得清晰明白，但影片呈现上，显然做得不够充分。符号沦为了符号，而没有与叙事形成有效的共振，显得两方割裂。当然，导演对于生活观察的处理角度在影片克制悠长的长镜头中已显现，他不似杨德昌当年对两性、婚姻、社会那般愤怒，在《恐怖分子》中杀人、自杀，而是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静甚至冷峻地去审视和思考，去试图找出中国社会的一些顽疾。
虽然这次寻找在影像叙事层面未达成一个更有力度的表达，但作为青年处女作，它写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也有一个有趣的后现代叙事结构，还在讲述中试着去触碰一些社会病症，这样的努力，值得为之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