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到雍正（中）：雍正的困境

雍正是个实在汉子，不大像康熙的儿子，也不大像乾隆的老爹，翻遍他的成长轨迹也没明白他的性格是怎么生成的。在他那喋喋不休地为自己不厌其烦辩白的一生里，每一次都表现得很真诚、很委屈。

很不像个皇帝。

这也许就是康熙最后选择胤禛的原因。

上篇讲述的是康熙做增量的过程，本篇则主要讲述康熙在增量和存量之间的抉择，以及雍正面对存量困局的努力。

• 1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前四十年的事情分别是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抗沙俄、统漠北，这个我们之前谈过。而在最后二十年他只做了一件事。

如果简单把这件事归结为九子夺嫡，那就真的忽略康熙的主观能动性了。作为一个帝王，他要保证的首先就是清王朝能尽可能存续下去。那么在康熙四十年的时候，局面是什么样呢？

四海基本平定，百官基本稳定，直白一点说就是没有事可以折腾了。没有事情可以折腾，那就意味着做不大社会总量，于是在社会总量基本恒定的情况下，如果要分总量的人变多了，学过小学数学的都知道会发生什么。

于是康熙在后二十年里做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件：交换存量。康熙用自己的办法不断换血，换人不换量，继续往下走了二十年。

在噶尔丹自尽后没多久，康熙开始了第一次操作。

康熙四十年，康熙同意索额图休仕。

康熙四十二年，索额图在和高士奇的斗争中失败，被处死。

索额图是谁？太子胤礽生母的叔父。

我们先回溯一个问题，太子胤礽是怎么立的？康熙十四年，三藩之乱时，很多人都开始觉得清朝其实不会长久，人心动摇，这个时候康熙迅速立了年幼的嫡长子为太子，目的就是要释放信号：我们就待在北京不走了。

如今，康熙处理索额图，看起来释放的信号是想换太子，实际上本质上是一样的：引蛇出洞，只要是参与争太子的，都可以合法干死。

坐了四十年江山的康熙，说干索额图就干索额图了，要说是担心胤礽势力过大，显然是不大可能的。虽然后来的史料里写了大量胤礽贪财残暴（想要处死反对他加派的陈鹏年）、不忠不孝（面对康熙生病毫无反应）的事情，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康熙不喜欢胤礽——事实上康熙喜欢胤礽的细节更多。

康熙喜欢大阿哥吗？康熙喜欢三阿哥吗？康熙喜欢八阿哥吗？

也许都喜欢，但即便喜欢到过了分，也许都不重要。在确认了胤礽没有能力之后，康熙眼中应该只看到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当然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了，而另一个则不是八阿哥胤禩。

胤禩为什么不是？上文说了，康熙那时面对的局面是，没有增量，只有存量，这个时候康熙在利用夺嫡等事打算让存量进行交换。

而胤禩以为自己在学康熙宽仁，收买人心，这也不处置、那也不理睬，能保的官员尽量保，能拉的官员尽量拉。——在我看来这不只是和皇帝争人心的问题，这是在尽可能地养官员。社会总量做不大，活下来的人却越来越多，会发生什么？

马齐、佟国维、纳兰·揆叙、钮祜禄·阿灵阿、王鸿绪、爱新觉罗·苏努……

在治国思路上，胤禩立刻就输了，他就算再讨康熙喜欢也没用。

那另一个人是谁？

其实是十四阿哥，爱新觉罗·胤禵。

康熙让胤禵做了一件事，策妄阿拉布坦在西北搞事，康熙任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率师出发，并将他从贝子迅速封为王爵。

这一年是康熙五十七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康熙任命一个叫年羹尧的人为四川总督。

康熙在做什么？

康熙老了，但他可能还想再赌一把，他可能在想，能不能再做一次增量，尽管准格尔部是一个长期解决的问题，但此时是否能够解决，他也不知道。事实证明，还没到时候，胤禵尽管胜利，但他在策妄阿拉布坦的领区，始终没有进展。

在已经确知胤禵无法做到的康熙六十年，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年羹尧的治所在西安，是北京和西北的必经之处，这个时候让年羹尧来制约胤禵，无论此举是胤禛主导，还是康熙主导，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康熙在那一刻已经彻底放弃了胤禵，也放弃了增量的想法。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宗室王公、皇亲国戚、八旗子弟、文武百官、满汉士子甚至传教士们，都已经或多或少被卷进了这场康熙最后二十年的旋涡中。既然康熙的最后一次尝试失败了，那么就只能用最后那种办法了。

胤禛登场。

• 2

对于康熙这样的帝王来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用胤禛这把刀的。胤禛这把刀很难得，但难得的人也就意味着不能轻易出鞘。要感谢康熙最后决定了让这把刀出鞘，也要感谢这把刀只出鞘了十三年，更要感谢这把刀出鞘了十三年后迅速出现了一个叫弘历的人改弦易辙——这三点缺一不可。

我们先说第一条，这把刀是怎么个锋利法。

在胤禩大肆笼络朝臣内臣、胤禵不闻不问只知打仗的时候，胤禛杀人了。

康熙朝到了晚年，不仅官员越来越多，就连太监也在想办法从中牟利。胤禟是九阿哥，他手下的太监是可以偷偷经商的，其中何玉柱就被派去关东挖人参私自贩卖，还可以在天津开办木行，打着九阿哥的旗号四处捞油水。类似这样的太监尤其多，甚至于一些小太监都学会了纳贿不法，稍有怠慢就会使绊子。太监曹之璜向官员索要银两未果，赶打轿夫，让常在的棺材落地，胤禛借此机会审案，下令处斩。而对于官员，胤禛也是毫不留情。

所以这把刀只要出鞘，就是要杀人的。

而康熙朝晚年是什么样呢？

一是官员舞弊甚多，各地官员始终征收火耗，康熙屡次下令都无法禁止，而这些火耗一本进了自己腰包，一边进了上级腰包，除了国库和百姓外，谁都捞到了好处。

二是各地地主由于积累的社会存量越来越多，朝廷对基层的管控越来越弱，各地方官不得不依赖于地方乡绅，县城的佐贰官们面对地主们束手无策，地主们的特权也因此愈发增多。

康熙的思路有二。

第一条继续做增量，这一条在胤禵处证明失败，然后康熙让年羹尧制约胤禵。为什么是年羹尧？

因为年羹尧是胤禛的人，因为康熙要让年羹尧保住胤禛。

因为第二条是和胤禛有关的。

康熙和雍正选择了两种办法。康熙是先想尽办法做增量，然后不断对存量进行小换血；雍正是承接了康熙的思路，然后进行大换血。如果说康熙晚年是在交换存量，那么康熙想要胤禛做的就是干死想要拿更多存量的人。

这是康熙在最后才做出的决定，而胤禛能办得到。

胤禛是一个很真诚的汉子，无论他起先有没有动过想当储君的念头，但是在太子出事以前他是断然没有办法的，所以那时他死心塌地跟着太子胤礽，在胤礽出事后，他第一反应是：十分着急，很要救他。

这个愣头青，在康熙震怒时，仍然要替胤礽上奏，九阿哥说不必了，他说，你不奏，我就奏。最后这份奏折果然起了效果，康熙听了之后，点点头，下令取下胤礽脖子上的锁链。

胤禛是个很萌的实在汉子，换句话说就是个死脑筋。死脑筋能办成事，这是康熙选他的原因；死脑筋也能搞出幺蛾子，这也是乾隆很无奈的原因。

康熙恐怕也没有想到，这个胤禛，不仅可以搞事情，还可以搞砸事情。

因为他实在是太喋喋不休了，因为他实在是太喜欢为自己的正当性做辩解了。

而皇帝，是不能这么做的。

换句话说，胤禛，不懂政治哲学。

一个不懂政治哲学的人很萌、很实在，但如果这个人是皇帝，那么，很危险。

• 3

政治哲学的奥义是，皇帝为什么是皇帝、清朝为什么是清朝，这是永远也不可以去讨论的。所以弘历在看到他老爹居然亲自写了《大义觉迷录》的时候，一定很郁闷——郁闷他爹怎么如此实诚。

实诚到什么地步呢？九阿哥的太监何玉柱说，太后（胤禛和胤禵的母亲）要去见胤禵，胤禛不允许，太后就撞铁柱子死了。

这件事是真的吗？这件事是假的吗？

不重要。

重要的是，对雍正来说，这件事本就不该被允许讨论。它一旦被讨论，就注定了会被解构，一旦被解构，雍正的合法性就必然会被质疑。

你为什么是皇帝？

这个问题之前谈过很多次。周天子为什么是周天子？因为他是周天子。一旦有人对这个问题发生质疑了，周天子的地位立马就不保了。

而雍正不仅没有禁止它的讨论，甚至亲自下场来回应了这个问题。

《大义觉迷录》就是这样一本书，别人怎么质疑你，你就被别人牵着走，一条条地去认真回复。

类似的事情雍正做过许多次，我们只能理解为这是一个凡事一根筋的皇帝。这样的一根筋，有时甚至会让你感到好笑。

雍正在朱谕中使用了大量的白话，这很多人都知道，时常会使用下列让人感到亲近的言论：朕知道了、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隆科多和年羹尧素来不合。如果是康熙，那么就会把这种不合控制在一个范围内，从而造成制衡的效果；如果是汉武帝，那么就会暗中鼓励他们斗一斗，趁着两败俱伤时坐收渔翁之利。

雍正不一样。雍正在面对年羹尧说隆科多坏话时，亲自下场调解……

而且手段之朴实令人瞠目。

首先，雍正是这么跟年羹尧说隆科多的，这是原话：「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

是的，你没有看错，作为一个皇帝，雍正当着一个臣子的面把另一个臣子夸到了天上。

无论这话雍正是否出于真心，我们来看第二件事，雍正自作主张，为缓和两家关系，把年羹尧的长子年熙过继给了隆科多当儿子，而隆科多那时已经有了俩儿子了……

等到了年羹尧出事，雍正命年羹尧自裁，这本是正规手段，但不正规的是，雍正在事后三番五次地跟其他官员讲述，他为什么要搞年羹尧。

不仅把年羹尧的罪状说了一遍又一遍，还把自己的心迹说了一遍又一遍。

用什么词来形容呢？循循善诱？喋喋不休？

夸张、直白、急躁。

说得好听一点，是性情中人。说得不好听一点，脑子里缺根筋。

而也许只有这样的皇帝，才能收拾康熙晚年的残局。事实证明，康熙赌对了，命运更加眷顾的是，在雍正完成了他要完成的事情后，历史迅速选择了乾隆。

• 4

皇帝是很少有正义感的，皇帝是什么？是君父，是天子。是万民的君父，是上天的儿子。

这就意味着，皇帝是所有人的至高。

而这个所有人，不见得相亲相爱，直白一点说，那就必然会有对与错，绝大多数皇帝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对与错模糊化，以使得整个社会的存量得以维持绝大多数人生存下去。但只要这么做，无论如何维持，总有一部分人会缓慢累积到更多的存量。

社会存量某种意义上可以等同于社会财富。由于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天子很难直接管辖到具体每个个人，这时就必然形成了中间的管理阶层，而中间的管理阶层也是要吃饭的，或者说要吃得更多，于是只要存在，社会存量就必然流向他们。

县级政府是中国古代的基层政府这一论断其实是不准确的。秦汉时期县下有啬夫，属于正式官员，主管一乡的税收和词讼，乡下还有里正，这时郡县制度是依靠乡政来实现管理基层的作用的。这一点从唐中期两税法的诞生得到改变，由于唐中期大量人口脱离土地，租庸调制开始瓦解，因此乡役制（乡间富户轮流承担催征赋役、维护秩序）开始推行，这时县级政府才真正成为帝国的基层政府。

自宋以后，帝国会直接委任官员到地方知县务，这就是知县。知县成为朝廷和地方接触的交界点，职能极多，比如司法、征税、户籍、治安、邮驿、教化、祭祀和救灾等多个方面，并不是现在很多人直观感受到的只有断案一个方面。

那么知县一般由谁担任呢？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里贡献了一个统计，通过那个统计我们看到，整个清代，知县中汉人的数量占百分之八九十。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来知县要直接和百姓打交道，处理地方的各项事务，由汉人担任，会让行政阻力不会过多受到民族矛盾的制约；二来旗人在选官方面有特权，大多身居高位，因此他们对知州、知县等官职，大都不屑担任。

但因为知县大都是科举出身，缺乏具体的行政经验，再加上任期短、异地为官，对地方政务很难迅速搞清楚，因此很需要一些精通刑案和事务的幕僚，幕僚大都是没考上的读书人，这就是常常被提及的师爷。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的书籍供知县阅读，比如《钦定训饬州县规条》、《福惠全书》等，都是在讲述一些治理基层的经验心得。

当然，幕僚并不隶属于政府，只属于知县的私人，同理还有知县的长随，虽然地位低下，但因为和知县日常接触，因此实际上也有不少权力。

而国家工作人员里的县署人员，反而没那么大的权力，比如书吏、差役等。书吏任期一般是五年，届满不得留任，可考职进入官场，但这种机会很渺茫，即便考上终身也比不上科举考上的，因此绝大多数人五年后会选择改名换姓留任，这是一个神奇的情况。

差役则大都属于贱民，子孙被严禁参加科举考试，社会地位低下，不过在三年届满后，也同样会有人改名换姓留任，因为贱民社会地位低下，因此在衙门办事的话，反而是一种护身符，这又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钱。

中国古代的地方政府是没有独立财政的，但为了维持地方运行，税银一部分会通过起运交由朝廷户部管理（事实上一部存放在各省藩台臬司中），另一部分则留在地方，叫做存留。通过对乾隆《大清会典则例》里各省税银起运、存留情况进行统计，会发现存留的比例基本上只在20%，这也就意味着地方的财政很难有大量结余，而这部分钱又大量适用于驿站开支、官员和差役的俸工银、衙门行政开支和慈善事业，因此基本是收支相抵。

在这种机制下，知县会做什么，不用想都知道，而最后直接与知县接触的，自然是当地百姓了。于是我们看到，到了乾隆时期，各地告御状的情况便屡见不鲜，乾隆三十年江西新昌县、乾隆三十三年甘肃成县、乾隆五十七年湖北蕲州……

而除了知县外，对基层有影响的还有以宗族为代表的血缘组织和以乡绅为主导的地缘组织，事实上在清代由于此二人较前朝更显示出普遍化、规模化的特点，因此作用极大，甚至朝廷有时会默认乃至于赋予二者一些处置权力，这时县级政府则只能让位于治安教化、社会救助的作用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理解雍正究竟在做什么了。

• 5

雍正是为数不多有正义感的皇帝。这使得雍正必然毁誉参半，但是随着历史的流逝必然誉大于毁。那么雍正究竟做了什么？

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雍正整顿吏治、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摊丁入亩、改土归流，认为这是一个一心为民的无私皇帝。更有甚者把雍正塑造成一个悲情英雄，独自屠龙的少年，用一个模型套用一切。

一定要明白，康熙为什么选胤禛，才能明白胤禛这把刀的意义在哪里。

这把刀的意义在于，让大清朝能延续下去，尽管这个延续下去的办法让亿兆生民活得更好一点，但这是手段，不是目的。

胤禛还是亲王时，就见过户部库银亏空达数百万的情况，在他登基时，便下令全国清查钱粮、不得豁免，于是动辄抄家罢官，这可比康熙朝狠多了，但也因此，朝廷获得了最基础的财政。

经常有人问，为什么皇帝放手不管百姓死活？不否认有一部分是皇帝不想干活，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皇帝使不动人。

皇帝的权威是无形的，解释皇帝为什么是皇帝，只能从法统上让官员服从，但如果你没钱，那拜拜了，官员们势必会自己想办法赚钱。

比如火耗银。

火耗银出自明朝，尽管张居正确定了银本位后，但银的使用还是不多，毕竟单位比较大，老百姓手里头大都是散碎的银子，当官府征税时，就会把散碎的银子熔化并铸造成银锭，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损耗，这就叫火耗，而为了弥补火耗，官员们就向百姓征收。

而这笔钱自然就进了地方官员的腰包。

雍正一开始决定，全部取缔，但得到了收税官员的一致抵制，一下子搞得他下不来台，皇位差点就不稳了，于是他只能稍作妥协，进行了火耗归公，其中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另外分成两个用途，一是弥补地方亏空，一是留地方财政公用。

这个行为一举几得。

一是缓解了官员们普遍面临社会存量日渐减少的困境；二是财政增加，地方有钱用，与地主相比权限增强。

换句话说，这批官员对雍正来说，更好用了。

用来做什么？

用来对付那批不肯交存量的人。

对于那批人，能干死的直接干死，干不死的，让他们当差、纳粮。

听起来这件事只要雍正下令去干就能干成的，其实不然，雍正是一个人，他再怎么样也没法跟一群人对着干，只有在有人替他干的时候，他才能把政令推行下去，否则呢？否则他只能用道德试图教化地方的乡绅，让他们替自己治理基层。

所谓皇权不下乡，核心就是一个字，钱。朝廷如果有钱，朝廷就可以派人下去管理；朝廷如果没钱，那么什么也办不成，只能让位给地方乡绅。

现在朝廷是有钱的了。于是被派到地方的官员可以大刀阔斧地按照雍正的意志进行改革。

于是我们看到，自雍正中期开始，原本在县城的佐贰官们纷纷入驻乡村，并分管一定区域，有效缓解了人口压力带来的管理成本，在地方上逐渐形成了乡绅宗族以外的政治认同，这才是国家权力对基层的直接渗透开始，而不是要等到晚清新政、民国乃至新中国才出现。

这些佐贰官们替雍正完成了许多事：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摊丁入亩、改土归流……

而雍正为了完成这些事，不只是充实了库银，还做了几件事：设立军机处，让台省合一，全面实行奏折制度。

于是乎，本来只能分担给地方官员和地方士绅的庶务，雍正可以直接预闻，尽管此举增大了雍正的负担，却也大大增强了朝廷对基层的渗透，稳定了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让社会存量在没有增多的情况下重新流通起来。

• 6

在雍正驾崩后颁布的遗诏里，有这样一段话：「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凤，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

无论这是雍正最后的意思，还是乾隆的意思，总之这是改弦易辙的意思。这是告诉天下人，我们终于不用再紧绷着了。

潜台词是，我们的严厉和宽仁，都随着时势而变化，在没钱时，我这么做，但现在有钱了，就不用这么干了。

这是胤禛这一生为数不多会说潜台词的时候，尽管不一定是他说的。

还是那句话，让我们来翻阅《清史稿·世宗本纪》，这样会有直观的感受。尤其是在对比《清史稿·圣祖本纪》和《清史稿·高宗本纪》后，你会意识到，雍正在位十三年，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很多行为都没有政治意义。

他不会传达什么信号，不会有什么意味深长的表态，只有认命官员、罢官官员、下达朱谕、出兵边疆……换句话说，单看雍正的本纪，是无趣的。要么结合起居注和实录一起，要么结合列传和地方志一起。

因为雍正和康熙不同。康熙放眼于天下，做的是天下格局的事情；雍正只着眼于基层，干的是一分一厘的事情。

重点是，他们完成了。

这不是简简单单想办就能办成的事情，你搁这事给宋神宗和王安石，那换来的结果就是司马光的极力反对和北宋的大厦倾覆。不能说办法不对，只能说时势不对。

宋神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科举在北宋得到了极大发展，于是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士子们数量急剧增多，从而形成一个崭新的阶层，这种阶层获取社会存量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地排挤掉其他人，保证自己的官爵，于是越来越多，斗争越来越激烈。

而所谓的宋不杀士大夫，某种意义上即表现为朝廷对这样新兴阶层的妥协，朝廷必须花着大量的钱养着他们，于是很快北宋的财政就无以为继，皇帝也无从与基层对接，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好的，但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康熙和雍正能完成，其重要原因在于，在经历了漫长的对立（两宋）、漫长的磨合（明）之后，皇权和士大夫终于知道了平衡点在什么地方，尽管这样的平衡是脆弱的，但它是动态的，是拉锯的。

只要存量做不大，那这样的拉锯就必然反反复复、来来回回。

回到我们之前那句话：对于康熙这样的帝王来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用胤禛这把刀的。胤禛这把刀很难得，但难得的人也就意味着不能轻易出鞘。要感谢康熙最后决定了让这把刀出鞘，也要感谢这把刀只出鞘了十三年，更要感谢这把刀出鞘了十三年后迅速出现了一个叫弘历的人改弦易辙——这三点缺一不可。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这三点都很重要的原因了，少了任何一点都会出问题。

试想如果雍正不是做了十三年皇帝，而是三十年？甚至更久？

试想如果乾隆在晚年再次仿照雍正，而不是仍旧不改变，那么局面又是如何？

这样的拉锯，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不想循环往复，那么有没有做增量的办法呢？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办法只有一个，改变生产关系。想想胡绳是怎么描述在鸦片战争的：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被破坏。

今天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