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淮生：红学资料汇编的新成果——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
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初版，2006年第2版，2015年2版增订本，至今已广为流播。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前言”道：“本书所涵盖的时段已如上述，为本世纪上半叶，大体上自1911年至1949年。此前清代的《红楼梦》研究资料已由一粟所编《红楼梦卷》汇集，该书广搜精选，功力深湛，早已成为研红必备之书。”[1]
一粟编《红楼梦卷》由中华书局于1963年出版，已经成为《红楼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另一部受一粟所编《红楼梦卷》影响编成的“研红必备之书”即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该汇编在体例和取材方面各有侧重，尤其分类编排所收资料，如“作者编”“版本编”“评论编”“影响编”等，最方便读者阅读。
此外，尚有三种论文选编颇具影响：胡文彬、周雷编《台湾红学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和《香港红学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刘梦溪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其中《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采取分类编排，如“时代环境研究之部”“家世生平研究之部”“世界观与创作研究之部”“作品综合研究之部”“思想主题研究之部”“人物形象研究之部”“艺术技巧研究之部”“红学比较研究之部”“版本演变研究之部”“脂砚斋评语研究之部”“程高补作研究之部”“红学史论之部”等12编，尤其方便读者阅读。
《红楼梦资料汇编》
以上数种《红楼梦》研究资料汇编（选编）均为研红必备之书，其学术文献价值至今可观。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的显著特点是资料的“稀见性”。该《汇编》所录文章大都散见于各地报章杂志，如“凡例”所说“多属稀见资料”，不仅一般读者很难查阅，即便专门研究者也难得多见。
据该《汇编》“前言”称：“本书所收录的一百余位作者的约三百篇文章，占到我们所及见的五百篇的大部，未收入的除去上文说明的几位大家而外，数量已不多；况且其中有些是因旧时尤其是抗战时期报刊纸张印刷皆差，实在无法看清楚而不得不舍弃。”[2]
该《汇编》且附录270余篇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未收论文索引”，方便读者查阅（《<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未收篇目索引》又曾刊于《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三辑）。可以说，即便在中文数据库检索极为方便的今天，《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所收录的相当数量的资料并不容易查询获取，其“稀见性”亦由此可见。
《民国红学要籍汇刊》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的另一突出特点即大体呈现了民国红学的景观风貌。该《汇编》“前言”说：
我们编就这部《红楼梦稀见资料汇编》面世，相信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红学虽则远不如当代之“显”，但同样为人们关注和爱重。当时的人们对《红楼梦》的观感和见解自有其独特之处，作为一段历史是不可复现不能代替的；因而，不仅治红学学术史者应当了解，即便是普通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
本世纪上半叶单本的红学著作很少，我们希望借助这里提供的散见于报刊的几百篇文章，加上人们熟知的名家论著，得以大致复现这一时期《红楼梦》研究的真实面貌[3]。
编者的学术用心可嘉，读者由此《汇编》获益匪浅，无论普通的读者或者《红楼梦》研究者，显然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和借鉴。该《汇编》不仅对于治红学学术史者必不可少，并且对红楼文献学的建构以及红学学科的建设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红学学案启示录》
笔者认为：“民国学术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民国红学则是民国学术的一部分。民国红学无疑是红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或阶段，这一特殊时期或阶段的红学成果和业绩显然可以成为当今红学转型期的红学史建构、红楼梦文献学建构、红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文献以及最有价值的观照对象。”[4]
如果将《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与近年出版的王振良编《民国红学要籍汇刊》（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合观，即可见民国红学之大观气象了。
苗怀明在《读红学新著札记(一)回到历史的原点：读<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札记》一文中说：
尽管红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参与者众多，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甚至还没有一份收录完备的红学研究论著论文目录，而这恰恰是此类著述应作的基本工作之一。
不少著作只是在书后列出一个十分粗略的参考书目(《红学》是一个例外)，大多未能列出一份反映一定阶段研究状况的红学研究书目或论文目录；同时，不少研究者掌握资料较少，涉及面较窄，全书只有几个关键点、几个重要人物的论述，缺少面上的整体把握，无法反映红学发展的全貌，一部红学史成了王国维、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著名红学家的学术传记。点固然可以连成线，连成红学发展历程的主线，但成不了面，无法再现红学发展的整体景观。
在红学研究的历史上，像胡适、俞平伯这些学术名家的贡献固然应该给予特别重要的评价，置于十分醒目的位置，但整个红学的发展是建立在所有研究者合力推动的基础上。而且由于《红楼梦》研究在近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审视近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因此，对近百年红学研究的整体观照就显得十分重要。
但这个由合力形成的学术景观恰恰容易为研究者所忽略，有些红学史研究著作也因此而失去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正是为此，《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一书的出版才显得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5]。
《红楼梦研究史论集》，苗怀明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
苗怀明的评论具有学术史视野，他看到了《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一书在百年红学研究的整体观照上的特殊意义，尤为中肯。
笔者曾在刊发于《曹雪芹研究》2012年第1辑的《凭君“探源”何其难 寻得“真貌”费思量——关于开拓<红楼梦>程本研究学术空间的思考》一文中谈及《红楼梦》研究资料汇编在拓展红学发展的学术空间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拙文提出的基本观点大都与《红楼梦》研究文献资料有关即一方面考辨新资料，复垦旧文献；另一方面汇编旧文献，撰著新史述。
笔者在谈及这另一方面时说：
《红学学案》
从红学发展的历程上看，汇编旧文献与撰著新史述是两项密不可分的工作，汇编旧文献是红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撰著新史述则是为了红学进一步发展的总结和提高。这两项学术工作不仅具有培养普通读者的积极意义和作用，同时具有培养红学研究者的积极意义和作用。
笔者以为，当前和今后相当的时期内，围绕着程本作者、版本、续书以及思想和艺术等相关话题的文献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学术史研究方面至少应该编著以下多种著述：（1）《概论》、《通论》；（2）《通史》、《专史》；（3）《资料汇编》；（4）《研究书目》；（5）《编年事辑》（6）《词典》等等。
笔者坚信，汇编旧文献与撰著新史述的两项学术工作做好了、做充分了，不仅有助于提升普通读者的《红楼梦》鉴赏水平以及对于红学的研究兴趣，而且，更有助于提高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眼光。同时，那些无谓的意气之争可能就会少得多，学术风气也会好得多[6]。
该文所谈及的汇编旧文献的好处有三点：一则有助于提升普通读者的《红楼梦》鉴赏水平；二则有助于提高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眼光；三则有助于改善学术风气。
《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
若与前文所谈及的有助于治红学学术史、有助于红楼文献学建构和红学学科建设等方面合而观之，读者可以看出编辑整理诸如《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红楼梦资料汇编》之类的文献资料汇编真可谓功莫大焉！
红学研究者中不乏特别关注《红楼梦》研究文献整理者，譬如周策纵就是其中一位颇有想法者，他说：“就算中国人自己研究《红楼梦》，最重要的还是资料的掌握和集合……我希望各位都能作出更有系统的收集，建立一所和莎士比亚纪念图书馆媲美的'红楼梦研究图书馆’和'博物馆’。”[7]
策纵的设想是可取的，遗憾的是至今难以实现而已，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那么，建议《红楼梦》研究“博物馆”果真有必要吗？先来看周策纵在《文史杂谈》一书中如何说：“我觉得在做学问上，有两个基本的问题。一个是材料的充分掌握，还有一个是材料的充分理解。……做学问就是先把每一个重要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在所能掌握的已有材料的基础上再建一个完美图景。”[8]
可见，这第一方面的必要性体现在对于学术研究譬如红学研究的重要性上，“材料的充分理解”是建立在“材料的充分掌握”之上的，这两个基本的问题正好比哲学上的物质第一性和精神第二性的关系。
《文史杂谈》
至于第二方面的必要性应该体现在对于红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上，众所周知，红学已经是一门世界性的“显学”，并且又是最中国化的一门学问，《红楼梦》研究“博物馆”的建立显然有益于红学作为世界性“显学”的长远发展。《红楼梦》研究文献积累和整理越充分，红学也将约越有生命力。
当然，《红楼梦》研究“博物馆”建立的重要性显然并不仅限于以上两方面，此处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撰写《凭君“探源”何其难 寻得“真貌”费思量——关于开拓<红楼梦>程本研究学术空间的思考》一文时曾受到过周策纵关于建立《红楼梦》研究“博物馆”设想的启发，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为了程本研究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整理汇编的文献著述诸如《程本研究通史》与《程本研究专史》（应包括《程本版本流变史》、《程本研究编年史》、《程本作者年表》、《程本传播史》、《程本接受史》、《程本公案史》、《程本研究学案》等）、各种文献资料《汇编》（应包括《程本汇校汇评本》、《程本文献研究汇编》、《程本文本研究汇编》、《程本研究资料目录汇编》、《程本研究书目汇编》、《程本比较研究论集》、《海外程本研究论集》、《港台程本研究论集》等）。可以肯定地说，从整个学术发展史上来看，留下恒久价值的文献正是这些长用而不衰的文献汇编和史述[9]。
《名家与红楼梦研究》，高淮生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年版。
尽管笔者当时的想法主要是就《红楼梦》程本研究提出的，也可以做红学研究的整体观。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再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汇编》“前言”的导读性与学术性的兼顾。宋广波在《<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评介》一文中谈及《汇编》具有“提要性”的特点：“《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所反映当时红学发展情状，该书《前言》阐述颇为精详。这篇《前言》，可以说是解读这本书的一个提要。”[10]
所谓“提要”即摘出要领或提出要点，这方面的“导读性”是显而易见的。其实，这篇《前言》不仅在摘出要领或提出要点上体现其“导读性”，更在于提出编者自己的观点以及作出自己的分析以体现其“导读性”，即兼顾了导读性与学术性两方面。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的这一特点要比前文所例举的诸种《红楼梦》研究资料汇编或选编中显得更为突出，这是今后做资料长编工作应该汲取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汇编”要比“选编”的劳动量大得多，的确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功夫才能更好地造福读者（包括研究者）。
刘梦溪在《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前言”中说：
《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
我编选这部《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的目的，主要是想把建国以来《红楼梦》研究的成果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来，给解放后的红学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为研究红学和虽不研究红学但却对红学感兴趣的同志，提供了解情况和进行探讨的客观材料基础。
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就要求选得尽量全面一些，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研究的各个侧面最好都包括在内。另一方面，既然是选编，不是汇编，所收文章就应该比较精粹，即把那些真正优秀的有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论文选进来。一要比较全，二要比较精，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有矛盾的，进行这项工作的困难之处就在这里[11]。
刘梦溪所说的“困难之处”即兼顾“比较全”和“比较精”方面至少在资料长编即汇编工作中并不显得那么突出，“汇”者，会合积聚之谓，最注重资料收录的“全”字上，若从这方面衡量《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一书，仍不免遗珍之撼。当然，若从大致复现这一时期《红楼梦》研究的真实面貌方面考量，显然又不该对《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求全责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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