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三传》之争，聊聊公羊派的兴起与没落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讲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些事，也引起了一些讨论（参见替儒家立下擎天架海之功的董仲舒，为啥一直不受待见？ ）。比如有朋友说董仲舒和朱熹是大肆兜售自己的私货、把儒家思想带歪讲偏的人，这个观点竟让我一时无法反驳。
无法反驳不是觉得他说得对。如果把学者的观点理解为私货的话，那么但凡研究学术的哪有不夹带的？而且这些被夹带的玩意通常还被称为创新或是创造，从而引领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比如若不是哥白尼夹带了一个名为日心说的“私货”、勒梅特等人大肆兜售大爆炸宇宙论，弄不好我们还在为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而沾沾自喜呢。
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各学派大肆推销、兜售自家“私货”的过程
儒学同样是如此，而且情况更复杂。就拿《春秋》来说，这部记载了240多年鲁国国史的史书总共才1.8万字（流传至今的约1.6万字），相较之下记载了从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间共3千多年历史的《史记》有52万多字，以啰嗦著称的《宋史》更是多达500万字——由此可见孔老夫子的文风是多么的“简约而不简单”。但这也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麻烦，那就是把一部本该是以普及知识、传道授业为目的的史书搞成了“微言大义”，基本上智商不超150的看了也白看，就算能倒背如流也弄不明白写了些什么玩意。
于是就有了一帮号称高智商的家伙跑出来给大家诠释《春秋》，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和《春秋左氏传》，号称《春秋三传》。另外还有邹氏、郏氏二传，可惜没啥市场，在汉朝时就失传了。
《春秋三传》是两汉经学之争的主战场
董仲舒就属于专门研究和传承《公羊传》的公羊学派。《公羊传》的作者是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老董虽然称不上开宗立派式的人物，但在汉武帝时期也是公羊们的领头羊，就算在当时的整个儒家也称得上是头面人物。有这等资历，老董才有资格替儒家代言，自然也有资格对儒家经典做出自己的诠释。
有句话不会错——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甭管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夹带了多少自家的私货，但他的主张确实适应了当时那个时代发展的需要，符合了汉武帝刘彻的胃口，反应了儒家内部多数派的呼声，才使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现实。甚至到了两千多年后的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还在利用公羊派的学说，作为其变法图存的理论依据。
戊戌变法就是以公羊派的“三世说“、“托古改制“等学说作为理论基础
所以说老董这个歪嘴的和尚，哪怕把传统儒家思想给弄跑偏了，但也算不上什么坏事。那些说他是儒家叛徒、败类的，不是忘恩负义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派胡说八道。
要想把儒家的经念好，可真不是件容易事。
孔老夫子搞出来的《春秋》有多难懂、多难诠释，作为过来人的左丘明是最有发言权的。对此，老左就曾忍不住在《左传》中吐槽自家的老祖宗：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左传·成公十四年》）
要想诠释一部儒家经典到底有多难？表面上看好像也没啥难度，无非就是三个步骤，即断章句、通训诂、明义理而已。
儒学搞到最后差点变成了考据学，自然不会有什么大发展
要知道孔夫子在删述六经时距离造纸术的发明还有6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用来承载文字的载体只能是竹简或木牍。这玩意不但沉重、制作不易，而且写不下多少字。一旦写错了字还得拿小刀削刮，所以才有孔子笔削《春秋》的说法。
为了节（tōu）约（lǎn）简（shěng）牍（shì），古人在书写时没有断句的习惯（事实上直到近代之前我国都没有统一的标点符号），有时甚至连分段和分章都给省了。这就给后人阅读古籍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更麻烦的是因此而产生的歧义。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卷四·泰伯第八》），您说该怎么断句？如果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成了儒家附和统治阶级、提倡愚民政策的铁证；如果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则可以为儒家倡导德化政治、顺民应天、开启民智唱赞歌。同时，这句话还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不同断句法，不同的断句也使得整句话的意思大相径庭。
这种未断章句的古籍，别看读懂，就算读顺都是件苦难的事情
所以要诠释一部儒家经典，首先就得“断章句”，也就是给这部古籍分章、分段以及断句。由前边的例子便可知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工作，同时受限于诠释者的学术水平、主观认识以及政治理念，同一本书经不同人之手当然也不可能断成一个模样，即便是搞得南辕北辙也不奇怪。
断完章句，还得“通训诂”。
所谓通训诂，就是在解释古汉语词义的同时，还得搞清楚古籍中的语法、修辞以及典故的意思。简单说就是注释+翻译——这个步骤的难度可比断章句难多了。首先汉字在先秦到西汉经历了剧烈的演变过程，通行文字从大篆、小篆再到隶书，不仅是字形字体的变化，涵义也有差别。这就使得不同学派做出的训诂不尽相同，甚至千奇百怪；其次，那时可没有印刷术，典籍只能靠人工书写或抄写。这样一来不但写错、抄错的现象司空见惯，有时想不起来字咋写或是用哪个字来表达，经常会用别字替代或干脆造个字凑合，这就是通假字、假借字的由来。写书、抄书的倒是省事了，你让作训诂的咋整？有时为了一个字或一句话的意思吵翻了天，最后发现原来是古籍中的错别字（没错，大部分通假字其实可以等同于错别字），那心情，得有多酸爽？最后，给《春秋》作训诂难度尤其大。因为除了《左传》之外，《公羊传》和《榖梁传》最初都是口口相传而不诉诸于文字的，直到西汉时才成书——这就要了老命了。为啥？先不论那些口口相传者记性好不好、有没有误记或是漏记，就说在成书时是根据口述记录，也会因为口音、语调等差异以及记录者的理解水平出现重大误差。因此清代的语言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才十分头疼的指出“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经义述闻·卷七》）
这是经过诠释的《论语》，是不是能读顺、读懂了？
最后一步就是“明义理”了。这个步骤倒是简单——相对于断章句和作训诂阶段各学派出现的差异大多是出于客观原因，到了明义理的阶段就是各大学派大肆往典籍中塞私货的重灾区了，这个咱们后边再说。
董仲舒虽然是歪嘴和尚念歪经，但《春秋三传》都是一样的德性。
就像我们在学校时语文老师给课文归纳的“中心思想”，弄不好会让原著者目瞪狗呆一样，经过历代儒生诠释过的《春秋》，不但在儒家内部惹出了巨大的争议和分歧，若是孔老夫子泉下有知，估计也要压不住棺材板、想跳出来将这帮不肖子孙痛殴一顿。
像四书五经这样被过度解读了几千年的典籍，恐怕早就失去了“初心”
比如在《春秋》本经中，孔夫子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六月齐侯来献戎捷”（《春秋·庄公三十一年》）。这短短的8个字，《春秋三传》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诠释，还惹出了巨大的争议：
“三十一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左传·庄公三十一年》）
“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齐侯来献捷者，内齐侯也。不言使，内与同，不言使也。献戎捷，军得曰捷。戎，菽也。”（《榖梁传·庄公三十一年》）
“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齐大国也，曷为亲来献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获而过我也。”（《公羊传·庄公三十一年》）
这到底是发生了啥，让三传吵翻了天，就差当场斗殴了？
话说在鲁庄公三十年（公元前664年），燕国被山戎欺负得狠了，就跑来找带头大哥齐桓公吕小白求救。此时的小白同学已经是公认的中原霸主，尤其热衷于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替人平事，对于燕国的请求自然是义不容辞。于是齐国于次年出兵讨伐山戎，一口气将其撵到了孤竹（今河北唐山附近）才算完。不过，事后却发生了两段小插曲——其一是感激不尽的燕庄公一路相送，一不小心就送进了齐国境内，吕小白干脆就把燕君所经的齐土尽数割让给了燕国：
“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於燕。’於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
这件事小白同学办得特别漂亮，不但能以武止戈，还能以德服人，不愧是春秋首霸。
春秋五霸中，吕小白同学的霸主地位是最让人服气的
其二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引起《春秋三传》巨大争议的“六月齐侯来献戎捷”事件。对此《左传》的态度旗帜鲜明，那就是严厉的批评，认为小白同学非礼了鲁国。
因为按照周礼，凡诸侯讨伐蛮夷有功的，需要献捷于周天子。而在诸侯之间搞“献”这种仪式是不合于礼的——在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中，礼基本上就等于法，所以在《左传》看来，小白同学此举违背礼法，必须加以严厉的斥责和批判，以警醒后来者。
《榖梁传》则是在通训诂的阶段就与其他两传分道扬镳。《左传》和《公羊传》认为所谓的“献戎捷”是把军旗插在山戎俘虏的身上从鲁国经过，《榖梁传》则认为小白同学献的不是大活人而是“戎菽”——戎菽到底是啥玩意现在已经解释不清，大概不是大豆就是胡豆。不过，这样的变化就导致“献”的性质截然不同，肯定不会出现《左传》所说的非礼问题。
所以《榖梁传》认为齐国跑到鲁国“献戎捷”，不但是尊重鲁国的做法，还显示了齐国没把鲁国当外人，是两国友好的体现。
《公羊传》的态度又与前两者截然不同。公羊派连小白同学征伐山戎这件事都看不顺眼，认为不管燕人还是山戎人都是人，山戎人欺负燕人固然不对，但齐人对山戎人搞屠杀同样有失仁义之道，是纯粹的帝国主义行径。而齐国在打了胜仗以后跑到鲁国“献戎捷”，更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是恃强凌弱、是为了吓唬鲁国，妥妥的充满了恶意。
春秋三传大辩论，结果自然是谁也说不服谁
公羊派的屁股显然坐得挺歪。但无法否认的是，他们诠释的这段《春秋》才更贴近于史实。
今天我们称山东为“齐鲁大地”，好像齐鲁挺亲近的样子。事实上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齐国和鲁国就是一堆欢喜冤家，搞出了无数段恩怨情仇。
比如小白同学“献戎捷”的对象是鲁庄公姬同，而姬同的亲爹鲁桓公姬允不但被齐襄公吕诸儿戴了绿帽子（姬允的老婆文姜跟吕诸儿还是亲兄妹），还被杀人灭口。作为报复，姬同公然干涉齐国内政、支持公子纠争夺君位，结果结怨于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
吕小白和姬同从此就杠精上身，开始没完没了的互杠。
在鲁庄公十三年（公元前681年）的柯地会盟中，姬同跟曹刿通过劫持吕小白夺回了被齐国侵占的汶阳之田。7年之后小白同学的报复就来了，齐国联合宋、陈等国攻打鲁国。姬同打不过只好认怂，被迫与齐国结盟，结果还被耍了一道——按照礼仪诸侯结盟国君必须亲自参加，可齐国却只派来了上卿高傒，简直是赤裸裸的打姬同的脸。不仅如此，因为齐鲁联姻，姬同还被迫跑到齐国迎娶吕小白的女儿（或侄女）哀姜，被指责成“未娶而先淫”，成了诸国的笑柄。
柯地会盟中吕小白被姬同抓了俘虏，堪称奇耻大辱
在这种情况下，吕小白在征伐山戎前要求鲁国出兵相助，自然而然的遭到了姬同的拒绝。因此在历经了千辛万苦并经受了严重损失终于打败山戎后（老马识途的典故就诞生于此役），小白同学最恨的就是不肯帮忙的姬同了。尽管山戎在齐国之北、鲁国在齐国之南，但小白同学宁可绕路也得跑到鲁国来“献戎捷”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如果鲁国再不老实，山戎就是榜样！
结果被小白这么一吓唬，还真把姬同给吓坏了，一年后就挂掉了，年仅44岁。
所以对“六月齐侯来献戎捷”这段话的诠释，《春秋三传》谁都不敢说自己的屁股坐得端正。号称“以史解经”、“以史述道”的《左传》明晃晃的自打自脸，完全不顾史实一门心思的盯着吕小白的“非礼”行为，大力鼓吹儒家的礼法；而一向吹捧圣君贤王、政治态度最为保守的《榖梁传》则干脆颠倒黑白，通过编造事实来替他们心中“圣君”的代表齐桓公洗白；至于在《春秋三传》中最为特立独行的《公羊传》，照旧是不走寻常路——不以山戎为蛮夷便看低一眼，颇有当前社会中某些人的“博爱”和“普世”风范，先是对小白同学到处乱耍霸主威风的行径表示不满，然后直截了当的指出齐国向鲁国“献戎捷”实为不安好心。
春秋三传都是歪嘴和尚，念出来的自然也就是歪经
通过上述的例子，我们可知公羊派不为儒家主流舆论所喜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毫不迂腐，也不保守，更不会被所谓的圣贤定论所桎梏。他们不但善于推新求变，而且喜欢剑走偏锋，这就使得公羊派成了日渐保守的儒家中的异类。
身为公羊派的一代领头羊，董仲舒更是将《公羊传》的政治性、易变性和可比附性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了迎合汉武帝刘彻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老董不惜化身神棍搞出了一大堆又是阴阳又是天命的神神叨叨的理论，结果使得公羊派落得个“善於谶”的恶评。
说实话这可不是《公羊传》的错，而是老董搞“权变”搞得太过火的结果。事实上还是东晋大儒范甯说得比较透彻和公允——真正喜欢搞些神神叨叨东西的是《左传》，公羊派的特点其实是太俗。俗到看啥玩意对自己有利、有用就统统拿过来往自己的筐里装，最后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
“《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移验反。巫音无。《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婉，于阮反。《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春秋榖梁传注疏·序》）
范甯是《后汉书》著者范晔的祖父
所以说大家都是在歪着嘴巴念歪经，只不过老董的嗓门最大、“吸粉”最多，拿到的好处也最让人眼红，于是这货不成为歪嘴和尚的代表，其他人肯定不能同意。
特立独行的公羊派死于自己的花式作死，同时没落也是大势所趋。
有时候我在想，要是公羊派没被干掉而一直作为儒家的主流力量，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公羊派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变”二字，说好听点就是积极求变、毫不保守，说粗俗点就是不要脸——只要是好东西、有用的东西，不管是谁家的，也不管是抢来、偷来还是骗来的，统统都往自己家里搬。最后弄得什么玩意都可以成为公羊派的东西，把自己搞成了四不像，还被诟病为“贵文章，不重义理”，被儒家主流所摒弃。
其实儒家本身后来也变得越来越不要脸。只不过大多数儒生只是在私德领域不要脸，在公义方面却非常吝惜脸皮，结果就是勇于内斗而怯于外争，不是被外夷揍得鼻青脸肿，就是被耍得团团转。
儒家吹捧的君子，最后大多成了伪君子
因为儒家的日趋保守和僵化，公羊派的这种求新求变或者说不要脸的精神就变得极为可贵了。所以到了晚清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才会扯起公羊派的大旗，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基础。
不过遗憾的是，公羊派的辉煌其实没几天。董仲舒在献上《天人三策》之后，虽然人被汉武帝刘彻撵走了，但公羊派还是受重用的，但从此以后他们就开始了花式作死的表演。
带头搞事的还是壮志未酬的董仲舒。烈士暮年的老董依旧壮心不已，闷头写出一部《春秋繁露》——在这部著作中，老董几乎抛弃公羊派的大部分主张，一门心思的宣扬他的天人感应学说。又是“性三品”的人性论，又是“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又是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纵观《春秋繁露》整部书，到处不是阴阳就是五行，简直更像是一部神棍书。走火入魔的老董此举，不仅让公羊派坐实了“善於谶”的恶名，还使得其愈发远离儒家主流。
尤其是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因为长陵遭了火灾，自以为机会来了的董仲舒立刻上书指责刘彻惹怒了上天，趁机宣传自己天人感应的学说。结果惹怒了皇帝，老董差点被砍了头，吓得“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公羊派最大的问题就是闹了人荒，像老董这样的都是最靠谱的
最糟糕的是，老董之后公羊派闹起了人荒。董仲舒最有出息的弟子吕步舒不但智商不够看，眼神也不咋地——在前边说到的董仲舒上书事件中，小吕居然没认出来这是恩师老董的杰作，还发挥公羊派不要脸的精神对刘彻说此书“大愚”，气得老董差点跟他拼命。
另一位公羊派传人眭弘的智商更是让人捉急。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时，民间传出了“公孙病已立”的谶言，这就引起了眭弘的高度关注。
当时汉昭帝年幼，大将军霍光总掌朝政、权势熏天。小眭以己度人觉得老霍肯定不甘寂寞，臣篡君位应该是迟早的事。于是他再次发挥公羊派善于权变的特长，给老霍上了一道奏折大肆怂恿：
“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小眭就差赤裸裸的点名让汉昭帝刘弗禅位给霍光了，不过他却低估了后者的觉悟。人家老霍可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心忠于大汉朝，对于谋权篡位这种事毫无兴趣，于是眭弘就不出意料的被砍了脑袋。
问题是昭帝挂了以后继位的汉宣帝刘询原名就叫刘病已，所以坚定的认为自己才是 “公孙病已立”这个谶言的天选之人。所以刘询就对冒出个眭弘这种蠢货的公羊派非常没好感，便借口他爷爷刘据喜好《穀梁传》开了一场石渠阁会议。表面上这场会议给《春秋》经增设了个《穀梁传》博士，但实际上已将公羊派边缘化了。
刘询主张王道霸道杂治，其实跟外儒内法的公羊派非常有共同语言
在东西汉交继之际的时候公羊派又迎来了一段短暂的辉煌，但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此后古文学兴盛，《左传》成了主流，《公羊传》则屡屡被当成反面典型拉出来吊打。
两汉之后，今文经学日渐衰微，连更善溜须拍马的《穀梁传》都没落了，更何况公羊？一直到了两千多年后的晚清，《公羊传》才被从故纸堆中捡起，重新辉煌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