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形式与情感（中）
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
人类不思考
上帝都不屑一笑
“音乐是一种形式结构”，坚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音乐评论家爱德华·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他的音乐主张集中在自己那本叫《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小册子中。
汉斯立克的观点相当尖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音乐美学的研究方法迄今为止，差不多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它不去探索什么是音乐中的美，而是去描述倾听音乐时占据人心灵的情感。”（汉斯力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究竟什么是音乐的美？汉斯立克认为，不能从主体情感来断定音乐美；应该从音乐客观真实出发。什么是音乐客观真实呢？汉斯立克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够获得客观真实的音乐知识，并能回答音乐美的问题。
的确，情感不稳定，把情感作为音乐美的基础欠妥当。“比如莫扎特、贝多芬和韦伯的许多作品，刚出现时在听众心中产生的效果与今天的效果截然不同。莫扎特有太多的作品当时被称为最热情、最炽热、最奔放，可谓音乐描绘情感能达到的顶峰。人们对比着海顿交响乐中洋溢着的舒畅、愉悦与莫扎特音乐中迸发着的激烈热情、严肃斗争和尖锐痛苦。二、三十年后，同样的对比在莫扎特和贝多芬之间又做了一次。这次，贝多芬取代莫扎特成为激烈、奔放的热情代表，而莫扎特则来到与海顿并肩的奥林匹亚神古典地位。”（汉斯力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
在第二章中，汉斯立克直接写道：“情感的表现不是音乐内容。”如果音乐具有情感，那么情感必然通过音乐来表现。但音乐与情感是一种必然吗？音乐是情感的先决条件吗？显然不是。汉斯立克认为：“情感是以生理和病理状态为其先决条件的。”其中，“生理”是先天，“病理”是后天，先天的“生理”有着某种听觉共通的普遍性，后天的“病理”是文化心理的塑造。就好比“把酒言欢”和“借酒浇愁”。酒能刺激身体，并促成生理反应，但酒本身并不没有情感，“欢”与“愁”只是某种心理状态而已。
为什么会在音乐本身和情感状态之间产生混淆呢？汉斯立克观察到“状态”在音乐和情感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同时也造成假象。“状态”之所以作为桥梁，是因为人们对音乐的描述用的都是状态词（形容词、副词），且这些状态词也能描述情感。“一首音乐作品的审美表情可以用优美、温柔、激烈、刚强、纤丽、清新等言辞来形容，这些观念都可以在乐音的组合中找到相应感性表现。”状态所造成的假象是，“我们可以直接利用这些形容词来描写音乐的形象，而不需要联想到这些词对人类内心生活所具有的伦理意义。这种伦理意义被人们通过习惯观念不假思索地应用到音乐上，甚至时常与纯音乐属性私下混淆起来”。
汉斯立克坚持着这种假象探讨旨在驳斥两个命题——“音乐能唤起情感”和“音乐内容就是情感”。“音乐能唤起情感”，先决条件是基于生理或病理的审美方式，而音乐的内容就是情感”则更加荒诞，因为“除了运动的相似性和乐音的象征性外，音乐没有别的手段来达到它所谓的目的”。
音乐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汉斯立克给出了著名的答案：“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汉斯立克用听觉“万花筒”来解释了这个著名定义。“音乐就是这样一个万花筒，只不过它处在比万花筒高超万倍的理想境地。音乐带来变化无穷的优美形式和色彩，它们有时逐渐过渡，有时显出尖锐对比，它们总是相互关联，但总是新鲜且自成为完整体系。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在听觉前展现的音乐万花筒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创作精神的直接流露，而视觉万花筒只是一种巧妙的机械玩具。”
听觉万花筒亦是形式的万花筒，音乐结构亦是形式结构。但把汉斯立克与毕达哥拉斯或亚里士多德那样类比——把形式看作数学对象的话，那就彻底误解他了。“数学在我们探寻音乐的物理性质时提供了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可在完整的音乐作品中却不能把它的意义高估。一首乐曲，无论多完善或多拙劣，完全不是一件能用数学计算得出来的东西。幻想的创造不是数学习题。”
的确，数学家可以把一首交响乐计算得清清楚楚，但不能把这首乐曲的美都计算出来。乐思和乐意是特殊的、具体精神形式化呈现；而不是普遍、抽象的数学推演。汉斯立克既探讨音乐的形式又和数学保持一定距离，这种态度在今天也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