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散原创 • 初语阅读】惠永臣作品丨旧年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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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家穷。家穷就有吃不饱、穿不暖的可能。
家穷了什么都稀缺，连烧炕的柴火也少之又少。没有柴火，睡干硬的土炕就会挨冻。偌大的土炕上，铺着残缺不全的竹席，竹席上赤条条地躺着一家老小，身上盖着几片破破碎碎的床单，入睡后，你拉我扯，盖住了你，那我就得裸在外面受冷，唯有将土炕煨热，才不至于受冻。
煨炕的柴火，就是野地里长的麻蒿。晒干，塞进炕洞里点燃，浓烟滚滚，呛味十足，往往会让整个屋子被浓烟包围，煨炕的人，不是祖母就是母亲，她们谁煨炕，谁就得流一大把眼泪。等麻蒿烧完，然后在火星上铺些驴粪、草末子什么的，就可以让一家老小睡个舒服觉、暖和觉。煨炕是农家妇女每晚收工后，必做的一件事，进门先煨炕，而后喂全家。即使在夏天，隔三差五也得煨炕，否则窑洞里的土炕就会潮湿，无法入睡。
一到夏天，野地里麻蒿疯长。我们这些光屁股的孩子，主要任务就是拔麻蒿。这种植物像是故意和你作对，它们长在地埂上，怎么也拔不出来，就双手攥住，把整个人吊在半空，使劲往下拽，麻蒿才能拔出来，但整个人就掉到下一块地里，摔得够呛。一整天，双手染成墨绿色了，才够大人一捆子。
一夏天，仅靠几个光屁股的孩子，拔的麻蒿远远不够一冬天全家人的取暖。往往一开春，土地还在半冻半消状态，大人们就带着小孩，背上背篓，拿着䦆头，到荒山野地挖蒿草根。䦆头挖在冻地上，能冒出火星子，好不容易挖出的草根，还带一大块冻土，怎么磕也磕不掉，就得连泥带土背回家，放在阳坡地上晒，那个沉，至今难忘。
挖草根，遇狼的事还是有过那么一两遭。独狼站在不远处仰天长嚎，声音格外瘆人，吓得我大声哭喊，战战兢兢的母亲一边紧握䦆头，一边拉我靠在崖背上，与狼对峙，哭声、喊声不绝于耳。但那狼像故意和我们作对似的，一会儿向我们前进几步，一会儿后退几步，要么左顾右盼，要么在地面上来回嗅动，长久不肯离去，那种绝望，令人胆怯至极。好在碰到放羊的本家叔叔，才赶走了独狼，使我们免遭狼袭。
炕要热，还得草末子。冬天，在刺骨的北风里，拿着长木杆子、背篓、耙子去野外扫草沫子，村里人叫“煨地”。扫草沫子也是一件苦力活。到一块空地，先用耙子耙掉高一些的枯草，垫在背篓底部，然后用长木杆使劲在地面上来回扫动，黄土乱扬，我们像站在土旋涡里，扬起的土尘四处飞扬，把我们包围在中间，一场下来，我们都变成了土人，最后，再用扫帚把它们扫在一起，装进背篓背回去就可煨炕。
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一年四季都在为睡个热炕劳碌着，回家很少有孩子写作业，没有像现在孩子的家庭作业，总是没完没了的。等上了初中，住校，这个活计再也没有黏上我。
砍柴，也是危险的活，同伴牛娃就是在砍柴时掉下悬崖。如果不那样，他现在也四十好几了，也应成家立业，也应有儿女跟在身后，喊爹叫爸了。
若不砍柴，冬梅可能就是我的媳妇了。她在野地里，被一个邻村的光棍强奸了。那年她11岁。现在她还没结婚，疯疯癫癫地到处乱转，逢人就说那光棍的东西有多黑，有多长，不停地比划着。今年，她刚过四十，就离开了人世。
砍柴，现在已不是孩子的工作了。孩子们的工作被家庭作业替代了，麻蒿被煤炭、煤气和电替代了，这也算是一种进步。
孩子不会因砍柴再发生意外了，但意外的事情常常还是发生的。邻居的一个孩子不堪学业重负，上吊自杀了。
那是去年的事。
毛驴温顺，肯吃苦，索取的少，付出的多，像惠家湾那土头土脸的乡民。
毛驴善嚎叫，叫声穿透空气，穿透村庄，穿透村庄上头那一片蓝天。它扯长嗓门，吼一声，所有的疲劳、不满、倦怠便烟消云散。它叫，说明它精神，它的草料足，它的主人是个勤快人。它用这种方式发泄，也用这种方式交流。它嚎叫出的声音，土得掉渣，像我走南闯北随身携带的乡音，朴实，苦涩，丢也丢不掉。
毛驴是惠家湾生产生活赖以延续的主要“工具”。它可以拉车、驮重物、耕地；排出的粪便，可以入肥，更可以晒干煨炕。它吃的是草，所以粪便不怎么臭，村东头的王大爷，每天提个粪筐，用手直接捡拾毛驴粪，回家用泉水一洗，或者双手在衣襟上一擦，就拿东西吃。
小时候，我们家专门给村里养毛驴，最多的时候有十多头。每天，我要赶着它们到5里地外饮水，顺便让它们驮回几木桶水，咣当，咣当，煞是自豪。那时，没养驴的，都得靠人担着木桶挑水。
最难、最烦人的是给毛驴割草。它们吃的是一种叫苜蓿的草，一人多高，很沉，割够一捆，还要背回家，所以我从小被苜蓿压弯了腰，如今，还没16岁的儿子高。
驴最丢人的事是发情了。发情时，母驴不停地甩嘴，上嘴唇和下嘴唇一张一合，嘴角白沫子不断线地流，声音怪怪的。多情的公驴管有没有人，有没有其他的驴，就情不自禁地往母驴身上爬，把它那吓人的物件摇来晃去，硬往母驴那地方插。更有甚者，是那头骟驴，也跟着凑热闹。其实，村里专门有一个姓吴的放驴公，他养了一头高大俊美的、头上戴花的公驴。每天，他牵着它在场院里等待发情的母驴，他靠公驴那上好的物件，养活了一家人。我们光屁股孩子站在场院的一边，看驴交配。爱看又不好意思看，半遮半掩地看，羞羞答答地看。
村子里的一对小男女，十二三岁，看了驴交配，也学着驴的样子，被大人发现，暴打了一顿，但他们好像最终还成了夫妻。
联产承包后，家里分了两头毛驴，一头黑的，一头麻的。母亲待毛驴胜过自己的孩子，每天操心要喂饱它们，每天给它们洒扫身体，从不打骂它们。一遇到风寒感冒或者什么病痛，母亲就特别着急，徒步五里地，请兽医，打针喂药，格外操心，晚上还睡在驴圈里，害怕有个三长两短。但有时也会出问题，那天麻驴受凉感冒，她连夜请兽医治疗，但还是不见好转，最后病死了，母亲为此伤心地哭了好多天，现在提起来，母亲还不好意思。
毛驴是不是健康，母亲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一种是毛驴不吃不喝，那肯定是病了，一种是白天卧在圈里，就是不舒服。毛驴再累白天一般都不会卧倒的，白天如果卧倒，那八九成是病了。我观察了好多次，毛驴真的白天不会卧倒在圈里的，即使打盹，也是站着的。除非病了。
那时，毛驴是家里的宝贝，这不是假话。如今，年迈的父母亲还养着两头毛驴。尽管用它们很少耕种，闲养着，但二老就是舍不得卖掉。他们说，老了，活干不动了，养养毛驴，是一种轻松活计，总不能让人闲下来，无事可干吧。
一次，那头黑驴挣脱了缰绳，撒开四蹄就跑，我在后面追。我家住在村子最西头，我一直追到村子东头，都没逮住它，于是坐在地畔上哭，村子一个叫等社的人帮我逮住了驴子，我拽着缰绳，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栓在槽头，用木棍使劲地抽打，被母亲看见，她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还用铁梳子认真地给毛驴梳着，嘴里念叨个不停，像是替我向毛驴道歉。这是母亲第一次打我，也是最后一次打我，在我眼里，毛驴比我值钱。因为毛驴在母亲的眼里永远是宝贝，谁也不能欺负。即使务工回来，不先给饥肠辘辘的我们做饭，而是先给毛驴梳身子，倒草料，然后才会轮到给我们做饭。
现在，毛驴越来越少。
“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现在驴肉的价格一路飙升，比牛羊肉还贵，这大概是毛驴少的原因。但我从未吃过毛驴肉，什么原因？存在心里，隐隐的，不愿说出。
小时候喝泉水。每天要赶着毛驴到5里地外的山泉饮驴，还要驮回几担水，供全家吃喝洗漱。泉水裸露于崖下，一年四季泉眼咕咕咕地往出流，泉水清冽甘甜，四季不冻，全村百十户人家，上千头牲畜饮水全靠它。
它是村里的宝贝。
喝泉水就要捞泉。为什么捞泉。是因为泉眼裸露，人畜共用，牲畜不通人性，边喝水边拉撒是常有的事，加之刮风下雨，一些赃物难免会流落到泉里，不卫生，因此一两个月要捞一次泉，就是把泉里的水放干，用铁锨把泉底的赃物捞净，重新蓄水。
农忙时间，大人们腾不开手，捞泉的事就成了孩子们的活计。这是孩子们最爱干的。特别是夏天，我们脱光衣服，跳进泉里畅游，打水仗，非把一个个搞成落汤鸡不可。玩得尽兴，往往忘了时辰，太阳快落山了，才慌慌忙忙地放水捞泉，回家后，大人们早就吃完晚饭，我们泥一身、水一身才进门，免不了大人唠叨几句。
捞泉是不需要技术的活。我们孩子们爱干，主要是借机能玩玩水。那时候，我们一块有个叫三娃的小子，比我们都大几岁，我们的一些玩法就是他出的主意。一次捞泉，他叫了村子里的一个女娃一块去，那女娃比我小一岁，长得怪机灵、怪心疼的。大概是三娃看上了这个女娃，那天捞泉，三娃故意给我们找了一个玩的活计，把我们支开，他和那个女娃捞泉，把女娃骗下泉里，胡採乱摸，把女娃吓哭了，我们寻着哭声过去，他还抱着女娃，在水里折腾，幸好我们及时赶过去，他没有进一步深入。后来听说，女娃的家长找三娃，三娃死活不承认，最后就那么不了了之。后来那个女娃跟着三娃到深圳打工，一年春节回来，女娃打扮的极为怪样，红头发，蓝眼影，寒冬腊月的还穿着露肚脐眼的短裙子，老年人骂女娃是亏先人了。再过几年，三娃一个人回来了，那女娃再也没有回过老家，说给一个六十几的香港老板当小三去了。
三娃至今还单身。老人们说三娃活该。
泉离家太远，人多牲畜多，不卫生。父亲在离家最近的沟渠里修了一眼泉，泉水不旺，细细的一股，但足够我们一家饮用。但捞泉的事就成了我的活计，隔三差五，父亲就叫我去捞泉，一个人捞泉可不是件轻松活，也没有了玩水的心境，所以捞泉就成了我最不爱干的活了。
不爱干也得干。特别是遇到下雨天，雨水充溢了泉池，需要把泉池里淤积的山泥捞干净，这是一件极其吃力的活，往往得干好半天，还有修理修理水路，累得够呛。
如今，家里通了自来水，山泉再也不用捞了。一年回家，顺便去看看山泉，由于没有捞过，早被山泥淤积堆平，已找不到山泉的影子了。我只在大概的位置徘徊了一阵，悻悻离去。
何止山泉，村里好多东西已不复存在，只存在我们渐渐淡忘的记忆里，只被偶尔记起。像一个人、一些事。
捞泉这项活计，也只能存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了，我们的孩子们，已全然不知。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西班牙著名诗人阿方索.科斯塔弗雷达的一句诗：
记忆极端固执地
在我心上称量
所有的忧伤
土车，一种老式的拉载工具。
为什么叫土车？我想，先人们根据其功用定名的。它主要用于拉土，庄稼人主要与土有关系，时刻都与土打交道。当然还可以拉粪，粪土，也是与土有关系；当然还可以拉一些山货，到集市上卖，山货也离不开土。人在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埋，哪一个能离开土？所以叫它土车，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我还是愿意叫它木车或者独轮车。
木车者，因为它全身都是木头做的，没有一根铁丝或者铁钉。车厢使用木头组装的，利用铆合的原理，紧凑严合，严丝合缝，咬合有力，从不松动。先人的智慧令人叹服。最为令人叹服的还是那只木轮子，圆而轻巧，经久耐用。
独轮车者，全因它只有一个轮子。是用柔柳木做的。做一个土车轮子，需要大木，才能直中取弯，弯中取圆。父亲说，他小时候方圆几十里，只有一个叫李发财的人会做这种轮子。会做这种轮子的木匠是最大的木匠，一般人很难请动。要做木轮子，必须背上一根猪腿，提上10斤上好的黄酒，揣上一块银元，方可求动人家。我家的那个土车的轮子就是爷爷在世时，拿上厚礼求李发财做的。
父亲还说，现在这种手艺已经绝迹了。现在绝迹的手艺何止这一个？好多先人留下来的独门绝活都失传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用土车了，先土车、后胶轮架子车、三轮车、四轮车......既快又省力，谁还用土车呢？这种手艺不绝迹才怪呢！
土车，我家里现在还有一辆。就是爷爷在世时请李发财打作的那一辆，细算起来，存活了起码有七、八十年。你看先人的手艺多么牛逼，哪一辆用钢铁做的车能比得过？这辆土车，父亲之所以现在还用，是因为他还养着两头毛驴，每天早晨要把驴的粪便用土车从驴圈里推出来，倒在院子里晒干煨炕，同时还要用土车从院子外面把干土推进圈里，垫圈，这活计用土车方便省力，架子车有点过大，使用不方便。
土车，使用起来虽说方便，但使用它绝对是个手艺活。不会使用者，连一两步都走不到，就会翻倒。我小时候推土车，翻倒过好几次，两手要用力平衡，双腿要叉开行走，只有两辕受力均衡，才不至于翻倒。有时候，推土车走长路，需要在车辕上扯一根绳子，把绳子套在推车者的脖子上，这样会省力些，否则，推一段长路下来，胳膊会受不了的。
我家的这辆土车，完全可以进博物馆了。我多次给父亲说，不要使用它了，留下做个纪念。爷爷留给子孙的现在只剩下几孔窑洞和这辆土车了。这几孔窑洞也是爷爷一䦆头一䦆头开凿出来，一土车一土车把土推出去倒掉的。所以这辆土车，是我家发展的见证者，它值得尊重，值得留存。现在，我在城里生活，很少回家，一年大概一半次。现在老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弟弟一家和老人住在一起，他们现在干农活有三轮车，有拖拉机，还有一辆康明斯，出门开得小汽车，干活很少用土车，只有父亲打理与老驴有关的活计时才用到它。
我家的这辆土车，说不定哪一天真的会进入博物馆呢！
窝盖者，就是在锅台上用于蒸馒头，盖在大锅上，形似伞盖的那种东西。
窝盖，大都用苇草密密匝匝缝制而成，似透非透，使蒸馍的蒸汽漫漶着，四散着而不至于过多的漏气。我家曾有这么一个窝盖，是祖母留下来的。我小时候，母亲蒸馍常用它，不过早已破烂不堪，被母亲用烂衣服裁下来的碎布片缝得里三层外三层，模样古怪可笑，但它还是那么尽职尽责，保证每锅馒头很争气地熟了，而没有一次因自己的破烂而罢工，导致馒头出现夹生的情况。
为什么叫窝盖，我至今没有搞明白，它不是锅盖，但又担任着锅盖的角色，又比锅盖的用途更广。现在这种窝盖也已不复存在，被铁皮制的笼屉替代。那一年我回老家，向母亲索问那只窝盖的下落，母亲很随意地说那早就不知扔到哪里去了。这是祖母留下来的家什，怎么说扔就扔了呢？
现在会做这种窝盖的人也是没有了，谁现在还用那种又老又土，也不容易洗干净的东西呢？是的，现在有更漂亮的、更轻巧的、更卫生的工具，那些老先人留下来的东西已经无用武之地了。但现在所使用的漂亮、轻巧、卫生的工具，那一种不是脱胎于老先人留下的手艺呢？
还记得小时候，祖母抱着窝盖在阳坡里晒太阳，一则为了杀菌，一则是为了查漏补缺，对漏气的地方及时要用破布头缝堵上，否则，一锅馒头有可能泡汤。小脚祖母三十多岁就守寡，一手拉扯父亲兄弟姊妹四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如今儿孙满堂。她去世那一年，恰逢正月，我们全家老小都在她跟前，看见她嘴角含笑而逝，她应该含笑。临终前，她说她享福了，把没见过的东西见过了，把没吃过的东西吃过了，比起饿死的祖父，她享尽了人间的福。其实，活了94岁的她，没到过大城市，没吃过山珍海味，但她觉得她享福了。想起按劳动力分口粮的日子，为一个洋芋向别人下跪的那个时候，她后半生真的是享福了！但这种福对于我们而言又算得了什么？
可惜，她老人家留下的那个窝盖不知去向，可能已经朽败成土了，但我们的念想不能朽败。
这逝去的亲人，尸骨入土，灵魂应该不散，在黑暗中继续蓄力，在我们的记忆里应该持续生根。先人们存留下来的，不仅是我们纪念先祖的载体，也是我们血脉里那种隐隐存在的、经久不息的精神图腾。
墨斗，是牛角做的。
墨斗是木匠划线的必用工具。
墨斗是利用“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的几何原理来画直线的。
二爷是一个响当当的木匠。我小时候，二爷还健在，他经常给别人家打家具，他的那只牛角墨斗是他至爱之物，到人家打家具时，他才从一个老式三斗桌抽屉里小心翼翼取出，向正中间的小孔里注入墨汁，然后挂在前胸，其他工具一股脑耷拉在后背，神气活现。他先利用墨斗把一整根圆木打线，分成若干木板，然后根据主人的要求，再利用墨斗，把木板分解成若干小板和腿桥，再进行组装，这个过程极其复杂，需要很多繁杂的工序，这些工序里，都少不了墨斗。
二爷先用一只眼斜视着木头的一端，然后用吊起来的墨斗再斜着眼睛细看，之后，用一根粗壮的铅笔画一根短短的细线，接着在另一端做出同样的细线，然后两人把墨斗肚子里吐出来的黑线对准先前铅笔画出的两条细线，他站在木头中间，煞有介事地用拇指和食指掐住墨斗的黑线，向上一提，然后重重落下，木头上就留下一根均匀的、直直的黑线。利用这条黑线分木，过程看似简单，但绝非易事。
二爷早已过世，现在的惠家湾，年轻人结婚，再也不需要木匠打家具了。雇一辆车，到城里拉现成的，既方便又造型美观。木匠的活计也渐渐失传，方圆几里地，虽还有几个上了年纪的木匠，但也多年不劳作了，手艺也就渐渐荒疏了。“身有薄技，不愁吃穿”，这样的古训在年轻人身上已失去了效能。现在哪还有年轻人学木匠呢？这手艺不失传才怪呢！
木匠没有了，墨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也就不会再有二爷这样的人，爱墨斗如子。几年前，我到二爷家，还看见那只墨斗放在屋子里的一个旮旯角落，落满尘土，早已失去了鲜活的面目，像一个落寞的人，或者一个众人厌弃的人，躲在角落里无人问津。可见事物和人一样，也有得意和失落之时。得意时春光满面，意气奋发，失意时灰头土脸，闷闷不乐。
可惜，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些物件对我的重要意义，看见了就看见了，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如见想收藏这些先人们用过的家具，再刻意去寻找时，已经与我擦肩而过，无缘再找到。墨斗的下场也是这样的。我在二爷家翻箱倒柜，找了好几天，仍是不见二爷眼里那个宝物，倒是找到了一把曲尺，算是多多少少填充了我内心的失落。
老家处于六盘山以东的陇东山区，山大沟深，黄土深厚，雨水还算充沛，适合种植冬小麦。白露前后，重重叠叠的梯田里，耧铃摇晃，驴声鼎沸，各家各户都赶着牲口，赶种冬小麦。入冬前，冬小麦会长出一拃长的麦苗，青翠青翠的，落一场薄雪，就绿里带黄，顶着雪冒，一咕咚一咕咚的，很有生机，这是陇东冬天唯一可以见到的一点点绿意。
第二年的农历五月初，就是收割小麦的时间。男女老少抢黄天，全家出动，小孩忙着提大人们收割下的麦捆，堆在一起，方便大人拉运。过去常常是大人小孩用绳子捆上往场院里背，后来是用架子车、三轮车拉，人是轻松多了。拉不完的，害怕天突然下白雨，就堆成小垛。拉回场院里的，如果都立起来晾晒，一是没有那么大的空地，二是害怕突然有雨，来不及防雨，所以，都要挑拣一些干的，码成稍大一些麦垛子。这里就有一个手艺需要说明，就是码麦垛。不会码的人，码的麦垛东倒西歪，根本防不住雨水。会码的人，码的麦子多，而且很好看，像个金字塔，垛形圆滑饱满，防雨又耐看。
码麦垛绝对是个手艺活。先是立起一些麦捆，然后顺着立起的麦捆子转圈压放一些麦捆，一层一层，像砌墙一样，麦捆与麦捆要互相咬茬，才不至于码上去出现倒塌。一般情况下，都码成不大的麦垛子，直到地里麦子全部收完，晾晒干透后，才码大垛子，这才是显示水平高低的时候。一种叫“闪檐垛”，最难码。底部是一个圆柱体，码到一人的高度时，就要闪檐，像屋檐一样突然闪出来，齐茬茬地闪出来，然后慢慢收起，像伞盖。站在檐下，完全可以避雨。
过去，码麦垛是男人必须学会的手艺。因为那时碾麦子用的是毛驴，拉着石碾子在炙热的太阳下一圈一圈地转圈，一天下来，最多碾一石多一些（五六百斤）,一家一般情况下都要碾上一半个月，不码大垛子，就无法防雨。不过现在，基本不用码大垛子了，因为碾麦子用三轮车或者四轮拖拉机，一天可以碾五六石，三四天就可以碾完，所以不需要费时费力再去码麦垛子了。
社会的进步，真是好事，减轻了劳动量，解放了劳动力，干农活用的时间变少了，使农民能够腾出更多时间到城里打工赚钱，这绝对是好事。但我要说的是，一些祖传的手艺也随着销声匿迹了，现在要到村里看到甚为壮观的麦垛子，已经不可能了。不像那时，站在山顶，俯视而下，错落有致、大大小小的场院里，都码满了麦垛子，有大有小，高低起伏，绝对是一道风景。
基子，是一种建筑用的材料。庄户人买不起砖窑里烧出的砖，就发明了一种叫做基子的建筑材料。砖是用红胶泥和水搅拌在一起，倒进砖箍子，形成四方块的形状，然后放进砖窑里用火烧熟。用水浇注后就是青砖，如果不用水浇注，就是红砖。砖经久耐用，式样好看，至今是盖楼建房的主要材料。农村那时穷，谁家能用得起砖呢？没有砖，院墙得砌，房子得盖，驴槽得垒，那怎么办？老先人自有办法，就发明了一种叫做“基子”的建筑材料。虽没有砖耐用好看，但也很结实。
基子的制作还是离不开泥土。试想，人老祖辈，能离开过泥土的人又有谁呢？既然离不开泥土，还得从泥土身上想办法。制作基子的过程叫打基子。打基子用的一种工具叫“基圈”，就是用一种耐用的木头，一般是用枣木，制作成一个长大约二尺、宽大约一尺的长方形的模子，三边固定，一边通过卯鞘可以自由取下或安装。打基子时，选用含水较高的泥土，装进基圈，用一种叫做“槌子”的东西夯打，然后取下基圈活动的那一边，倒出胚子，码好晒干。是垒墙、盖房子、砌牲畜槽圈等必用的好材料，也很经久耐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用双手也难以掰裂它。
打基子是一个苦力活。因为那种“槌子”，它的头是用石头凿的，底圆上平，在平的一面的正中，再凿一个圆坑，用于安装槌子把，槌子把呈“丁”字型。正因为槌子是用石头做的，打一块基子，需要槌子上下击打十多下，一天下来，身体不散架才怪呢！
说到基子，必须提到前面所说的基圈。我小时候家里就有一副，红光锃亮的，很漂亮。我家盖第一栋瓦房时，就叫我的小舅帮我家打基子，他就用的是那幅基圈。我帮他往基圈倒土，他负责打。来来去去忙活了一个多月，才打够了盖房用的基子。打基子辛苦，母亲想法子给她的小弟弟做好吃的，我也跟着沾光，那一个多月甭提有多高兴。虽然苦累，但有好吃的，心里也是滋滋味味的。
后来，我上初中了，一天放学回家，看见母亲眼角红红的。原来小舅帮人家挖窑洞时，发生塌方，被压在泥土里，再也没活过来。那一年他35岁，一儿一女还很小，小舅妈哭哭啼啼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如今都大学毕业，成家立业。现在小舅妈忙着在城里给看孙子和外孙，穿着新崭崭的衣服，精神状态极好。可惜命苦的给人打了一辈子工的小舅，没有享到儿女的一天福。
如今，庄户人不再用基子了，所以打基子的基圈和槌子也渐渐消失了。去年，我回家，想起了那个基圈，费了好大劲才在院子外面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它，虽已散架，不成样子了，但我还是把它重新修理了一番，保存起来，作为一种纪念。——它上面留下了我和小舅的汗水，留下了我的一段难忘的记忆和时光。
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生命，不可能永世存在。存在是命运的一种赐予，那么消亡也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个体的消亡无时不在，就让我们珍惜当下，珍惜所拥有的，这何尝不是一种快乐!
我家有一只面箩，是奶奶结婚时，娘家陪得嫁妆，至今已有80多年了。我一直藏着。看见这只面箩，我就像隐约看见了小脚奶奶，在磨房里，赶着一头毛驴，吭哧吭哧在磨堂上转圈的情景。
爷爷弟兄七个，爷爷排行老四，一大家子人，吃饭就成了大问题。祖爷盘腿坐在土炕上，面前放一张小桌，小桌上有一个小酒壶，酒壶里插着一根竹子做的吸管，还有一个长长的旱烟锅端在手里。他吸一口旱烟，接着再吸一口祖奶奶做的米酒，砸吧着嘴巴，吸溜吸溜地。一天，过足烟瘾和酒瘾后，就把几个儿子和儿媳妇们叫到跟前，清清嗓门，有板有眼地给儿媳妇们分工，最后分给我奶奶的工作是全面负责磨面。
从那时起，奶奶起早贪黑，赶着一头黑毛驴，成天就呆在磨房里，陪着毛驴转圈。实在无聊了，就胡乱哼哼小曲儿解闷。一天磨的面仅够一家人一天的口粮，实在是人太多了。那时候家大业大，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磨面离不开面箩。面箩是用柳木做的。把柳木板解成薄薄的一片，箍成圆柱形，用细麻绳子固定好，叫“箩圈”，在底部镶上一层网布，叫“箩底”，面箩就算做成了。面箩的网布箩底有粗细之分。细的一种，网布的孔眼多、小而密集，箩出来的面特别白，留给祖爷吃；网布粗的，孔眼大，箩出来的面比较糙，留给干粗活、重活的爷爷弟兄们吃，最后麦麸和更粗的面和在一起，给女人和孩子们吃。
磨房在庄子的右边。祖爷顺着崖壁挖了一孔窑洞，在里面垒起一个台子，上面蹲一幅石磨。石磨分上下两层，上层可以转动，中间有一个孔眼，下层固定在土台子上，由毛驴拉着上面那层石磨转圈，经过石磨上下两层的来回咬合，磨出的面粉顺着两层的间隙流出来，奶奶就用面箩不停地箩筛。每天干同样的活，每天呆在同一个地方，不烦闷由不得人。奶奶就在这样的烦闷状态下，劳作了10多年。分家后，人口少了，奶奶磨一天面，可以供一家生活一周，但她并不轻松，因为除了磨面，还得管孩子们的吃喝拉撒和地里的活计。
这只面箩一直伴随着奶奶，直到妈妈娶进门，奶奶就郑重地把面箩传递给妈妈。直到村里有了钢磨，才把妈妈和面箩从磨房里解放了出来。
这只普通的面箩，牵扯了两代人，两个最疼爱我的女人。一个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一个与我远隔千里，平常只能通过电话联系。在电话里，她还放心不下我这个四十多岁的儿子，嘘寒问暖，唠叨着要我吃好穿暖，还不时地惦记着她很少谋面的孙子。
农家妇女的伟大，在平常处、细微处，和我收藏的那只面箩一样普通，但有一种永远割舍不掉的情感，扎根在我脑海的深处，不该忘记，也不能忘记。
担桶，我家现在还有一担。不过其中的一只，有根木条从中间断了。它被我收藏在一间房子里。这幅担桶我小的时候还用过。不过那时还没有力气足以担起一担水。就那幅木桶，沉得厉害，我担起它都够我一受呢，更谈不上担水了。我只能和妹妹常常用它去抬水。
担桶又叫木桶，但老家的人都喜欢叫“担桶”。大人们常常用一根水担子挑水，我们把挑水叫“担水”，因此叫“担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担桶是用木头做的。把木头先捋成一根根长短一致的木条，然后箍在一起成圆柱形，其中在圆柱一个平面的正中间，做出两根长一些的木条，作为“桶耳”，中间横一根木棍，水担钩钩在上面即可。
担桶的做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考验木匠手艺的“试金石”。好多木匠可以做桌制椅，可以镶门造窗，但不一定会做担桶。其难点在于担桶的那些木条，一根根之间要严丝合缝，不能有一处漏水，想想那么多的木条都粘合紧密无隙，不考验木匠的手艺和细心才怪呢！还有一点难处，就是把这些木条还要箍成圆柱形，难度可想而知了。好多木匠做了一辈子木工活，到老都不会做担桶。
担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才被轻巧耐用而又好看的铁皮桶替代了。
用担桶担水，即使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走上四五里地，都压得呲牙咧嘴，肩膀也被压得红红的。所以那时候没有给生产队养过驴的家庭，担水就成了家里最烦人的一项活了。我家给队上养了几头毛驴，所以担水的事不常有，偶尔有一两次，也大多数是我和妹妹抬的。
担桶最怕晒太阳，桶条经常要保持潮湿，所以通常在桶里总要留那么一点水，以便保持担桶的潮湿。如果被太阳暴晒，桶条就会干裂，露出缝隙，这副担桶往往就报废了。一次，妈妈睡到半夜，突然惊醒，问我们是不是桶里留水了，我们迷迷糊糊地说留了，她还不相信，亲自下炕去看一下才放心，可见担桶对农家人是多么重要。
担桶是工具。农家人谁能离开工具。是工具就得格外爱惜，没有了工具，农家人就像教书匠没有了粉笔和黑板。可现在却大不一样了，担桶这样的工具谁还用？自来水已引到锅前，龙头一拧，清水就哗哗地流到锅里，干净又省事。
妈妈常对我说，现在人把福享尽了。不用担水恐怕是她老人家眼里所谓享福的一件事情了。
作者简介：惠永臣，男，1973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甘肃诗歌八骏成员，鲁院甘肃班学员。出版诗集《时光里的阴影》《春风引》。先后有15000多篇（首）诗歌散文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飞天》等多家报刊杂志。曾获甘肃省第五届、第六届黄河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