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谷《唐朝背影》一 在咸阳城西北125公里外的田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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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阳城西北 125 公里外的田地里,埋葬着前秦君主苻坚。

公元 3—6 世纪,中国北方政治混乱,战争不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革时期——战国的几个国号在这个时候又重新出现了。十六国的国号有五凉四燕、三秦二赵、一成一夏,战国七雄的国号出现了三个。

其中,五胡十六国在长安定都的政权中,前秦最为强大。

由氐族人建立于公元 350 年的前秦,国都定于渭水流域的长安,为乱世带来第一缕曙光。

苻坚,于公元 370—376 年间统一中国北部,使前秦成为强大的军事国家,威胁着长江流域的东晋。著名的典故“投鞭断流”表现了他南下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虽然如此,他本人并不是靠暴乱起家的武夫,他重视教育,每月亲自到太学学习,考核官员。但是,他统一天下的抱负在一次非同寻常的南征战役中终结,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383)。他本人也被手下叛将姚苌杀死,前秦国灭,后秦取而代之。

时间倒回到淝水之战前一年(382),苻坚遣手下吕光攻伐焉耆,继灭龟兹,获得了一份特殊的“战利品”——高僧鸠摩罗什。

但是,随着苻坚兵败和权力的丢失,鸠摩罗什在凉州滞留了 10 多年,直至后秦攻伐凉州,鸠摩罗什才被正式迎请至中原长安。在这里,鸠摩罗什受到新统治者的礼遇,被尊为国师,在逍遥园和西明阁主持译经。但实际上,在鸠摩罗什到来之前,长安已是北方地区译经和佛法弘传的重镇,法筵之盛、传译之繁、传习之广,令他深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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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 1 世纪初,佛教在若干方面满足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因此进入华夏世界。其间,国家的支持大大推动了寺院的发展以及佛学研究的进步,佛教的传播比起几乎同时期的基督教在欧亚大陆西部的传播要广泛得多。

鸠摩罗什来长安的前后 400 年内,中国僧人开始大批去往中亚与印度朝圣远游,其中便有著名的法显和尚。在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两种交流格局下,长安在公元4 世纪中叶以后成为佛学研究的主要中心。

今天,遗留在丝绸之路沿线数以万计的佛教造像展示了魏晋时期统治者和民众对于佛教的狂热程度。佛教主要沿着通商道路,并借助交流大潮而来,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早的途径,便是通过阿姆河与甘肃的绿洲地带,即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一段传进中国,并以北方的长安、洛阳为中心传播开来。

西域一带的文化,兼受印度、希腊、伊朗的影响,首先传播至中国北部地区,复传至中国其他地区、朝鲜及日本。中国与日本若干佛像的服饰、姿态、面容都保留有希腊雕像的遥远印记。更为重要的是,佛教的引进极大丰富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传统文化内容,这些文化在通过中国中转式的改造与融通后,深刻影响了中国周边的东亚国家。

考古学家曾在西安未央区大明宫街道井上村东发现了一座北周墓,墓主人为中亚粟特人萨保,曾任北周凉州刺史。墓室石刻均采用浮雕彩绘贴金,一方面有祆教文化的体现,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受汉文化的影响,比粟特本地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的一面。在墓里出土的一块石碑的铭文上,用粟特文写着“库姆丹”,经专家学者考证,认为即指长安。

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们陆续发现了一些昭武九姓胡及其后裔们的墓葬和墓志。有一座墓葬,墓主人及其妻康氏分别为史国和康国人,均属昭武九姓,即历史上所称的“粟特人”。昭武九姓胡人活动于今中亚阿姆、锡尔两河流域,以“善贾”著称,主要信仰拜火教——祆教,南北朝以后大批徙入中国新疆和内陆,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频繁往来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操纵着国际商贸活动,对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前赵、前秦、后秦、西魏都以长安为首都,公元407—431 年间,匈奴族铁弗部人赫连勃勃建立了“大夏”政权。赫连勃勃在霸上(今陕西西安东)即帝位,都城建于陕西西北部的统万城。后北魏攻取长安,次年降统万城。大夏成为最后一个匈奴政权。因政权更迭、战乱不息,长安城始终未能恢复汉代的繁荣。北周继承了前代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及西魏宇文泰军事改革的成果,延续了诸多汉化的政策,统治阶层均在所有领域迅速而彻底地改从华夏风尚,并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

从另一个维度讲,汉人在与文化及生活方式不同的外来居民交往中,其文化内涵得到不断的充实丰富。在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来自草原游牧地区、汉藏接壤区以及华南地区的文化影响至为重要,影响包括驾车方式、马鞍样式、马镫样式、桥梁样式、建筑方式、草药学等。

从更远的文明来看,由于胡汉融合本身的开放与兼容性,加之许多文化以佛教的方式传播的温和性,华夏文明对于远方文明呈现出更为包容的姿态。其后的隋唐王朝,在对内部关系及外来文化的处理方式上,无疑是魏晋南北朝的继往开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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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同时,在欧洲,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出现各个族群国家并立的局面。欧洲甚至从此进入了长达 10 个世纪的漫长黑暗时期。由于缺乏统一的强权政治,生产力发展近乎停滞,宗教腐败化,文化发展遭受束缚。

相似的状况在东方却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作为世界文明的两极,中国与罗马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政治危机,但是,中国却形成了更为强盛的隋唐帝国。

魏晋南北朝长达 370 年的分裂与战乱,为什么没有造成中华文明的消亡?这与中华民族持续的统一向心力密不可分。分裂与战乱之后,北方很快出现了新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同时,特殊的政治与社会形态,形成了思想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长江流域的南朝,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学、艺术方面最光辉的时代之一。

正如中世纪的欧洲盛行基督教一样,同时期的中国佛教极为盛行。与西方不同的是,交替的政权利用并监管着宗教的走向,使得中国的宗教没有出现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黑暗氛围。由于战乱给人们造成了巨大创伤,佛教不仅成为世人寻求理想社会的精神寄托,更成为外域文化进入和传播的重要载体。长达 3 个多世纪的胡汉杂居融合和宗教传播下的文明交流,为隋唐的开放埋下了伏笔。

摘选自作家和谷文史散文新著《唐朝背影》西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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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谷

和谷,国家一级作家。1952年生,陕西铜川黄堡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历任《长安》《特区法制》《百年陕西文艺经典》主编,陕西省文联副巡视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
   《市长张铁民》《无忧树》等多部作品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报告文学奖、新时期散文奖和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著有《和谷文集》14卷、《柳公权传》、长篇小说《还乡》《谷雨》等60多部。舞剧《白鹿原》《长恨歌》《孟姜女》编剧。作品收入教材和北京高考试卷,翻译为英文、法文。
   从事文学创作之外,兼事书法绘画,画作《东原》《闺怨》《种豆南山》《北地》等入选《中国作家书画集》等多种书刊展览。曾获陕西省直机关书画奖项和陕西中青年书画家称号。
   黄堡书院设有和谷文学(艺术)馆。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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