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无：茶酒争胜——唐人饮茶饮酒与三教论衡
敦煌写本唐人俗赋《茶酒论》，载唐人茶酒生活及其文化观念至为生动。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日本学者盐谷温等已有研究。余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时，选修高国藩先生“敦煌民俗学”课程，受其指导，阅读王重民先生《敦煌变文集》，撰《敦煌写本〈茶酒论〉与唐人的饮茶饮酒》一文，后修改为学年论文，刊于《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是为大陆学界从茶酒文化角度治此篇之始。
2004年，余在马来西亚槟城韩江学院南京大学中文硕士班授课，课间应师生要求，于周末为作“中国人的饮茶与饮酒”讲座。2012年南京大学校庆一百一十周年，应学校要求，增订旧文，3月26日于仙林校区逸夫馆作校庆讲座“唐人饮茶饮酒与三教论衡”，讲座视频盖已收入超星网站。
后应《新华日报》要求，将讲座整理成文，以《茶酒争胜与三教论衡》为题摘要刊登于2012年5月23日“讲坛”栏目，人民网等媒介予以转载，境外亦有论文呼应，如台湾《东吴中文线上学术论文》第二十二期（2013年6月）刊出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张晏菁《敦煌变文〈茶酒论〉与唐人三教论衡的通俗化》一文。
古代小说网主持人苗怀明教授以此讲内容与中国小说关系甚密，遂遵其命，将全文付该网刊出。
茶和酒是中国人生活中最普遍的两种传统饮料。很多传统的生活物品都被西方或现代的东西代替，饮料更是如此，可是，茶与酒在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并没有多少撼动，茶酒的贸易也是国民经济中的稳定项目，其原因之一在于它们是精神文化的载体。
《程朱二先生周易系辞传义》
一种文化，往往分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次，物质易变，制度次之，精神难变。中国人饮茶饮酒的传统中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积淀。
《易经·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然而“百姓日用而不知”。朱子说：“日用不知，则莫不饮食，鲜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
其实在中国人的饮食之道中：茶可以说是阴的，代表着安静、自我、沉思、理智；酒可以说是阳的，代表着热烈、群体、抒情、超越。但由于我们和它们朝夕相处，习以为常，因而不知其所以然。今天我们就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谈谈茶酒之道。
茶与酒的争吵
关于茶与酒的历史文化内涵，古往今来，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的研究。唐人陆羽写过《茶经》，宋人朱翼中写过《酒经》，古代诗文词赋中充满着对茶酒的歌颂，笔记小说里记载着茶酒的传奇。
近人胡山源先生辑有《古今茶事》、《古今酒事》二书，搜集了丰富的茶酒文化史料。大家可以参看。我们今天谈论这个题目，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想找一个有趣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茶与酒的争吵。
胡山源（1897-1988），江苏江阴人。作家、编辑、上海师范学院教授，著有《幽默笔记》、《红茶》等。
明代的小说家冯梦龙编过一本《广笑府》的笑话集，收了400多个笑话，当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茶谓酒曰：“战退睡魔功不少，助成吟兴更堪夸。亡家败国皆因酒，待客如何只饮茶。”酒答茶曰：“瑶台紫府荐琼浆，息讼和亲意味长。祭祀筵宾先用我，何曾说着淡黄汤？”各夸已能，争论不已。水解之曰：“汲井烹茶归石鼎，引泉酿酒注银瓶。两家且莫争闲气，无我调和总不成。”
《广笑府》
冯梦龙的《广笑府》是在明“乐天大笑生”的《解愠编》的基础上改编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故事是“乐天大笑”生或是冯梦龙的原创，其实这是一个唐朝人编的笑话的删节本，只是他们没有看过唐人的原作，因为这个原作在五代的战乱中被僧人藏在敦煌石室之中。
唐人编的茶酒争胜的笑话叫做《茶酒论》，文字长达1200多字，作者是一个乡贡进士叫王敫。
上个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敦煌发现了石室藏书，法国人伯希和与英国人斯坦因从中国敦煌道士王圆籙手中买去的抄本中，有六个《茶酒论》的抄本（P2718、3910、2972、2875；S5774、406）。其中P2718号卷子题“乡贡进士王敫撰”，同卷录唐人王梵志诗91首。
王重民先生以此为底本，参校他卷，校录于《敦煌变文集》卷三。
敦煌写本《茶酒论》
唐人编的故事比冯梦龙编的复杂得多，在《茶酒论》中，茶与酒反复进行了五次辩难，争斗不下。可以说，从《茶酒论》到《广笑府》，茶与酒吵了好几百年。
虽说《茶酒论》的从五代之后就深藏在敦煌石窟之中，但茶酒争斗的故事一定在民间流传着，不然，乐天大笑生和冯梦龙何以知晓？如果我们仔细审理一下他们的诉讼，就不难发现，茶与酒的争吵实际上是文化的冲突。
从神秘的仙药到智慧的普及：道教与佛教与中国的饮茶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比饮酒晚，在中国最早的字典，东汉许慎所编的《说文解字》中尚无茶字。因为茶产于南方，一开始是被人当药吃。
《神农本草》说茶“味苦，生川谷，治五脏邪气。”东汉名医华陀说：“苦茶久食益意思。”魏人张揖《广雅》说：“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可能在汉代时，南方人，包括四川人开始饮茶。汉代王褒的《僮约》中提到买茶之事；三国时吴国大臣韦曜不能饮酒，孙权命他以茶代酒。由于是药，中国的神仙道教便对茶发生了兴趣。因为道教要成仙飞升，身子太胖太重就飞不起来，于是他们就提倡饮茶减肥，把茶当作仙药。
晋代王浮的《神异记》中说湖北武陵（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写到的地方）有“丹丘山大茗，服之生羽翼。”东晋的山中宰相陶宏景说：“苦茶换骨轻身，丹黄石君服之仙去。”（宋蔡襄《茶录》）
一件东西被神秘化之后就不容易普及。因此，我们能喝上茶还要感谢佛教。
《封氏闻见记》
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的记载：
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唐代金银茶笼 （都统笼）， 丹徒丁卯桥出土。
上述笔记史料中描写的情况与《茶酒论》吻合之处很多。
陆羽《茶经》首句曰：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由于佛教过午不食，长时间坐禅吃不消，降魔师便让他们饮茶。此后北方寺院转相仿效，成为风气。《茶酒论》中，茶自夸道：
我之茗草，万木之心，或如白玉，或似黄金。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共养弥勒，奉献观音，千劫万劫，诸佛相钦。酒能破家散，广作邪淫。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茶是佛教的代表。佛教为何喜欢饮茶，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那些幽隐禅林的高僧们“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也就是冯梦龙所说的“战退睡魔功不少”。
《新唐书》
这是佛教的大发现，这一发现导致了饮茶的普及。茶神陆羽也与佛教有密切关系。《新唐书·陆羽传》载：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今湖北天门市）。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羽嗜茶，著《茶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其形置炀突间，礼为茶神。
唐李肇《国史补》记载江南某刺史检查驿站酒库和茶库，见其上各画一神，问之，驿吏答曰一为酒神杜康，一为茶神陆羽。陆羽好饮茶，是因为他生长在寺院，受僧人薰陶。
《云仙杂记》
《茶酒论》说茶可以 “共养弥勒，奉献观音”，唐冯贽《云仙杂记》载：
觉林院崇志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取上供佛，而最下自奉也。
由此我们很容易想到苏东坡的笑话，他有一次到佛寺旅游，看见和尚对游客的接待分三五九等，势利得很，便写上一副对联说：“坐、请坐、请上坐；茶、上茶、上好茶。”
此可见，宋代的和尚也将茶分为三等，只是人品不如唐代的和尚了。唐大中初年，盐铁转运使裴休禁私贩茶叶条约中有：“居舍僧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的条例，说明唐代的僧侣也参与茶叶的走私活动。
从唐人诗文中可以看到，自从唐代佛教徒普及了饮茶之后，茶就成了文人与僧侣之间交往的媒介。
比如李白写过《答族僧中孕赠玉泉仙人掌茶》；刘禹锡写过《西山兰若试茶歌》，温庭筠的《宿僧寺》诗中有“茶炉天姥客，棋席剡溪僧”的句子，都能说明这一文化交流现象。
《萧翼赚兰亭图》
唐代画家阎立本所作《萧翼赚兰亭图》，中间坐着的僧人是王羲之后人僧辩才，右边是烹茶的仆人和童子。说明在唐人眼里，寺院中必有饮茶的习惯。
由于佛教在唐代的兴盛，佛教的人生智慧为百姓所接受，佛教徒的生活习惯渐渐流入民间。茶馆便与酒肆一样多了起来。《茶酒论》中说：
茶为酒曰：“阿你不闻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流顶，其山蓦岭。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素紫天子，人间亦少。商客来求，舡车塞由，阿谁合少？”
“蜀川流顶”当为“蜀川蒙顶”，有的卷子写成“濛项”，李肇《国史补》：“剑南有蒙项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素紫天子”即《蔡宽夫诗话》中所载产于湖州、宜兴一带的“紫笋”，白居易《题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韵》写道：“茶香飘紫笋，脍缕落红鳞”。卢仝的《茶歌》中说：“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新唐书·食货志》中记载唐代茶叶产地为江淮、浙东、浙西、岭南、福建、荆襄、两川，凡乎包括了《茶酒论》中的产地。现在江西、安徽的浮梁、歙州等处是唐代重要的茶叶贸易集散地。
文征明书白居易《琵琶行》
所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艺伎也说：“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轻别离，前日浮梁买茶去。”
唐李肇《国史补》记载唐代使节到吐蕃时，吐蕃的赞普用各种中国的名茶款待他，还能一一作出介绍。说明饮茶已迅速传到边远地区。
宋刘松年《斗茶图》
唐代茶道大行，茶叶已经成为日常生活消费品，与盐、酒、铁一样由国家统一征税，长庆元年，盐铁使王播加征茶税，李珏就反对说：“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段。田闾之间，嗜好尤切。”
辽代壁画饮茶图
晚唐五代时的南方割据政权的财政收入中，很大一部份也来自茶税。
元代壁画烹茶图
《茶酒论》中茶自称：“贡五侯宅，奉帝王家。时新献人，一世荣华。自然尊贵，何用论夸！”茶和酒一样，既是日常消费品，也是奢侈品。
唐朝的茶是用蜂蜜、油等调好，制成团状或饼状的，外面有封装，用来送人，饮用时要捣碎，加上葱、姜、枣、盐等煎煮。与现在的冲泡茶叶不一样。
所以当时茶馆里的制茶人为茶博士，有如我们现在饭馆里的厨师一样重要。
唐代的瓷茶碗，碗中以莲花为纹样受佛教审美的影响。
帝王和官僚、贵族们极重饮茶，唐人赵磷《因话录》载，唐朝的御史台最好饮茶，用大陶器贮藏四川来的好茶，朝中戏称御史台为“茶瓶厅”。
宋王谠《唐语林》载唐文宗“尝召学士于内庭论经，较量文章，宫人已下侍茶汤饮馔。”《旧五代史·唐武皇纪》载：“乾宁二年，天子赐武王御衣及大将茶酒，弓矢。”
1987年，陕西法门寺塔地宫中出土了大量唐代茶具,其中的茶盏以莲花造型。
1957年，西安出土了印有“左策使宅茶库”字样的鎏金茶盏七件。1987年，陕西法门寺塔地宫中也出土了大量茶具。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唐代茶具，往往以莲花为纹饰，这是佛教审美的影响。
唐代帝王甚至用早春新茶祭祀宗庙，所以卢仝的《茶歌》中说：“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采茶和采桑一样，还成了诗歌吟唱的题材，宋《蔡宽夫诗话》记载道：
唐以前，茶惟贵蜀中所产……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然湖州紫笋入贡，每岁生顾渚，在湖、常二境之间。当采茶时两郡守毕至，最为盛会。杜牧诗云：“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泣渡喧豗。”刘禹锡“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时。”
唐以前，茶惟贵蜀中所产……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然湖州紫笋入贡，每岁生顾渚，在湖、常二境之间。当采茶时两郡守毕至，最为盛会。杜牧诗云：“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泣渡喧豗。”刘禹锡“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时。”
法门寺出土鎏金茶碾、银风炉。
1957年，西安出土了印有“左策使宅茶库”字样的鎏金茶盏七件。 底部有“官”字的唐代官府制茶瓯,采用莲花瓣纹样，明显受到佛教审美影响 。
唐代最著名的描写饮茶的诗作是卢仝的《谢孟谏议寄新茶》，卢仝号玉川子，这首诗被后人称为《玉川子茶歌》，诗中写道：
日高丈五睡正浓，将军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唯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肤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从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
元钱选 《卢仝煮茶图》
我们可以从这首诗中读到唐人“时新献人”的习俗，看到茶的包装是什么样子，但玉川子写这首诗的最深刻的用意是抒发怀才不遇，不得志的境况，并且批判政府残酷征收茶税，导致茶农贫困的现象。
他在写饮茶时的精神超越状态时用了道教中饮茶的文化意象，但他在充分享用好茶，达到飘飘欲仙的境界之时，忽然回头看到“堕在巅崖受辛苦”的苍生，很象屈原《离骚》最后的描写：“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这是一种儒家的入世情怀。可以说，这是儒家思想对茶文化的渗透。
儒家与道家对饮酒的不同理解
佛教是外来的文化，其中的五戒之一便是禁酒。所以《茶酒论》中说：“酒能破家散宅，广作邪淫。”又说：“阿你不见道，男儿十四五，莫与酒家亲。君不见狌狌鸟，为酒丧其身。阿你即道：茶吃发病，酒吃能养贤。即见道有酒黄酒病，不见道有茶疯茶癫。阿阇世王为 酒罍（煞）父害母，刘零为酒一死三年。吃了张眉竖眼，怒斗宣拳。状上只言粗豪酒醉，不曾有茶醉相言。不免（囚）首杖子，本典索钱。大枷（榼）项，背上抛椽。便即烧香断酒，念佛求天，终生不吃，望免迍邅。”
《王梵志诗校注》
唐代僧人王梵志的打油诗也是劝世诗，其中说：“饮酒是痴报，如人落粪坑。”“造酒罪甚重，酒肉俱不轻。若人不信语，检取《涅般经》。”《茶酒论》中提到的阿阇世王的故事就见于《涅般经》。
一些诗人在给僧人写诗时也往往顺从佛教的立场，如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以诗》赞美巽上人送他的茶：“犹同甘露饭，佛事熏毗耶。”又说：“咄此蓬瀛侣，无乃贵流霞。”
从唐代起，文人对茶文化开始研究。至宋代如蔡襄、米芾、苏轼等皆有专著或笔记涉茶论。文人唱和时如果饮茶，便是“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 （颜真卿等《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的茶会，所以冯梦龙笑话中茶说“助成吟兴更堪夸”，可是《茶酒论》中的酒不满意于这种安静，讥讽道：“不可把茶请歌，不可为茶交舞”。
中国人饮酒的历史比饮茶早得多。儒家与道教对酒均赋予了很多文化内涵。
在《茶酒论》中，酒自夸道：“君王饮之，叫呼万岁，群臣饮之，赐卿无畏。和死定生，神明歆气。酒食向人，终无恶意，有酒有气，仁义礼智。”又说“礼让乡闾，调和军府”，还说“致酒谢坐，礼让周旋”，这些都与儒家和政治有关。
酒又自夸说：“玉酒琼浆，仙人杯觞。”这与道教有关。冯梦龙笑话中的酒自夸“瑶台紫府荐琼浆，息讼和亲意味长。祭祀筵宾先用我，何曾说着淡黄汤？”也道出了酒与儒道二教的关系。
所谓“礼让乡闾”，指的是儒家利用饮酒来制作祭祀典礼以表彰孝道，制作“乡饮酒礼”（《仪礼》）以示尊老，制作投壶礼以和睦朋友、君臣等。
唐代《论语》玉烛酒令。
唐太宗贞观六年就下诏，令州县官吏每年在地方举行“乡饮酒礼”。唐玄宗开元六年初次还颁布了唐代的“乡饮酒礼”仪式。
饮酒时要行酒令，唐代皇甫松《醉乡日月》中有“骰子令” 。《蔡宽夫诗话》曰：“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乐。”
1982年在江苏丹徒出土了唐代《论语》玉烛酒令，将《论语》的语句作为酒令，有酒有令，仁义礼智可能就是《茶酒论》中所说的：“有酒有令，仁义礼智。”
所谓“调和军府”，指的是酒税与茶税一样，同样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专用于军费。汉武帝时就设置酒榷“以佐用度”。
唐朝还将酒税用作军费专款，称为“榷酒赡军”。《新唐书·食货志》载：“广德二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建中元年，罢之。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镇曲法，复榷酒以赡军。”
《仇池笔记》
苏轼发现唐人的酒名中多有“春”字，其《仇池笔记》曰：
退之诗云：“且可勤买抛青春。” 《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春，乌程之若春，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杜子美云：“闻道云安曲米春。”裴鉶《传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苏东坡的见解是十分敏锐的，带“春”字的酒即酿于冬季，春天饮用的酒，也许是春天酿制的酒，说法不一。
《天宝遗事》
但唐人春天郊游宴饮是重大的风俗。唐人笔记《天宝遗事》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设席籍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
又《云仙杂记》载：“洛阳梨花时，人多携酒其下，曰为梨花洗妆，或至买树。”“虞松方春，以谓握月担风且留后日，吞花卧酒不可过时。”
读到这些记载，我们会想起唐人李廓的诗句“晓日寻花云，春风带酒归”、释皎然的诗句“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杜甫的诗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孟郊的诗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甚至在长沙窑出土的唐代酒壶上，写着这样一首歌颂春天与酒的佳作：“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
因此，唐人视酒，正如《茶酒论》中所写， “和死定生，神明歆气。”
长沙窑出土的唐代酒壶
柳宗元诗中说的“咄此蓬瀛侣，无乃贵流霞。”批评的是道教。“流霞”，是仙酒的名称。《论衡·道虚》载：“（项曼都）曰：‘有仙人数人，将我上天，离月数里而止……口饥欲食，仙人辄饮我以流霞一杯，每饮一杯，数月不饥。’”
西晋葛洪《抱朴子·逸民》曰：“安得悬虚空湌，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谷哉？”
唐颜荛《戏张道人不饮酒》诗曰：“吾师不饮人间酒，应待流霞即举杯。”
《茶酒论》中酒对茶说：
阿你不闻道，剂酒乾和，博锦博罗。蒲桃九酝，于身有润。玉酒琼浆，仙人杯觞。菊花竹叶，君王交接。
其中“剂酒乾和”、“蒲桃九酝”、“玉酒琼浆”、“菊花竹叶”等都是酒名。又说：“国家音乐，本为酒泉”。道教经典《神异经》中说：“西北荒中有酒泉，饮此酒，人长生不死。”
《十洲记》中说：“瀛洲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饮数升辄醉，乃令人长生。”
《汉武帝内传》载：“西王母下，帝设葡萄酒，王母帝曰：仙下药有玉酒、瑶琼酒。”
《神异经》
唐人饮酒的酒具也多有道教的装饰，《云仙杂记》曰：载李适之有 “蓬莱盏，上有山象三岛。”道教是一个注重养生与感官享受的宗教，茶和酒都被当作长生不死、达到自由的精神境地的重要工具。
道教中的酒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至为密切。西晋的竹林七贤、唐代的李白、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等等，都是酒催生出来的风流与佳作。
水与帝王：茶酒之争与三教论衡
正当茶与酒吵得不可开交之际，水出场了，《茶酒论》最后写道：
敦煌写本《茶酒论》
两个政争人我，不知水在旁边。
水为茶曰:“阿你两个，何用忿忿？阿谁许你，各拟论功！言词相毁，道西说东。人生四大，地水火风。茶不得水，作何相貌？酒不得水，作甚形容？米曲干吃，损人肠胃。茶片干吃，只砺破喉咙。万物须水，五谷之宗。上应乾象，下顺吉凶。江河淮济，有我即通。亦能漂荡天地，亦能涸煞鱼龙。尧时九年灾迹，只缘我在其中。感得天下亲奉，万姓 依从。（犹）自不说能圣，两个何用争功？从今以后，切须和同。酒店发富，茶坊不穷。长为兄弟，须得始终。若人读之一本，永世不害酒癫茶疯。”
我们知道，中国汉赋中的对话方式往往是所谓的“抑客伸主”，但《茶酒论》却是第三者出来仲裁。这是从唐代“三教论衡”的仪式中脱衍而来的形式。
从以上所说的茶酒争吵现象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儒、道、释都对茶酒这两种日用消费品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他们在争吵时都以不同的文化代表的身份出现，引称不同的文化价值来为自家张本。
《敦煌变文集》
但最后还是由水出来调和。水的理论很简单，一是没有我就没有你们；二是希望茶酒和同，和睦相处。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儒、道、释有过过不少争吵，佛教没有进入中国时，儒、道二家吵得厉害，佛教进来后，二者又反对佛教。这种理论斗争一直存在。
正由于有这种理论上的斗争，才有魏晋玄学、才有中国的禅宗、才有吸收了道、释精华的宋明理学。这三者都是中国哲学和思想的巅峰，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文化有冲突有斗争是好事，不参与文化竞争、文化交流、文化融合，一味地讲多元文化并存，既不现实，也是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文化只有交流才能为全人类的文化提供普世的价值，自身才能发展进步。
只是交流的形式是受历史、时代的影响的，有的时代很野蛮，要通过战争和冲突，比如宗教迫害、思想钳制等就会带来灾难。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北朝至唐代也有过政府组织的灭佛运动。
但是在中国古代也发展出一种比较文明的文化交流方式，这种对话是通过仪式化的政治手段来仲裁的。这就是《茶酒论》中是表现出的茶酒辩论的方式和水的调解方式。
到了唐代，帝王、政府渐渐倾向于调和三教。采取的方式就是举行“三教论衡”的仪式。帝王承认三教皆对国计民生和道德教化都有作用。
《册府元龟》
其实在北朝时，帝王就已经请三教名流当面辩论三教优劣。《册府元龟》卷四十载：“周武帝建德二年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辩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到了唐朝，这种辩论往往在皇帝的生日或重要的节日举行，辩论到最后总是由皇帝出来进行评议、调和，对三教均予以肯定。《旧唐书》卷十三《德宗本纪》载：贞元十二年（796年）四月“庚辰，上降诞日，命沙门、道士加文儒官讨论三教，上大悦。”
《册府元龟·诞圣》记“三教论衡”说：“数十人迭升讲座论三教。初若矛戟森然相向，后类江河同归于海。”
能够参加“三教论衡”的佛教高僧往往在其称号前加上“供奉三教讲论”，如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右街三处，会昌寺令由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文溆法师讲《法华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
《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集》卷六十八有《三教论衡》一文（亦载《全唐文》卷六七），记叙了他参加“三教论衡”活动的过程。
时间是大和元年（827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三教人物是秘书监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安国寺赐紫引驾沙门义林、太清宫赐紫道士杨弘元。
在辩论前先有一个《序》对论衡仪式进行赞颂，接着分别由佛教、儒家和道家进行发问，每家发问时，其他两家则进行“对”、“难”等辩论。
仪式结束时，还有一个《退》，白居易代表儒家的说：“臣伏准三殿谈论，承前旧例，朝臣因对敡之次，多自叙才能，及平生志业。臣素无志业，又乏才能，恐烦圣聪，不敢自叙。谨退。”
《茶酒论》的结束和这个仪式很象，开篇也有一个《序》：
窃见神农曾尝百草，五谷从此得分。轩辕制其衣，流传教示后人。仓颉制其文字，孔丘善化儒因。不可从头细说，撮其枢要之陈。暂问茶之酒两个谁有功勋？阿谁即合 称尊？今日各须立理，强者先光饰一门。
中间茶与酒各自向对方进行的问难，正是论衡仪式中的“问”、“难”、“对”。最后水的调和，其实也是一个《退》。
陈寅恪
中晚唐的““三教论衡”，已流为形式甚至谐谑。陈寅恪先生在《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一文中指出 ：
《白氏长庆集》伍玖有“三教论衡”一篇，其文乃预设问难对答之言，颇如戏词曲本之比。又其所解释之语，大抵敷衍“格义”之说，篇末自谓“三教谈论，承前旧例。”然则此文不过当时一种应制之公式文字耳。故不足以推见乐天之思想也。
正是这种行礼如仪，不必较真的方式，才使得“三教论衡”成为“三教圆融”，争论是形式，圆融是目标，这种游戏的出现才使得具有儒佛道文化内涵的茶酒之间也采取了这种戏剧化的争论方式。
我们既然从笑话说起，也讲个笑话结束本次讨论。
《阙史》
唐人高彦休《阙史》载：
咸通中，优人李可及，滑稽诸戏，独出辈流。当延庆节（即皇帝生日），缁（佛）黄（道）共论毕，次及倡优为戏。
可及乃儒衣险巾，襃衣博带，摄齐以升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偶坐（旁坐）者问曰：“既称博通三教，释迦牟尼，乃是何人？”对曰：“是妇人也。”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坐而坐。’若非妇人，何待夫坐然后坐耶？”
又问太上老君是何人也？对曰：“亦妇人也。”闻者亦不喻，乃云：“《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 我又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乎无娠乎？”上大悦。
《阙史》
又曰：“文宣王（孔子）何人也？”对曰：“亦妇人也。”曰：“何以知之？”曰：“《论语》曰：‘沽之哉！沽之哉！吾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于是上意益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