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江苏洪泽湖畔的泗洪县。刘...

1944年9月，江苏洪泽湖畔的泗洪县。刘一孚跟刘凤英刚结婚，刘英是村妇救会主任，刘一字在八路军“敌工部”工作。

这天，刘一孚奉首长的命令，突然对新婚妻子说:“党组织交给咱们一项特殊的任务，收养一个日本孩子。这是个秘密，对谁都不能说。”

当时，刘凤英才20岁，刚结婚的新娘子就抱个孩子，太“新鲜”了！人们纷纷议论猜测，刘凤英却守口如瓶，因为她知道，这是“为了革命”。

孩子周岁后，养父刘一孚给他起了中国名字，叫刘太山。“刘”是养父的姓，“太”是为了纪念孩子的生母，“山”是孩子的名。

1942年5月13日，新四军攻打徐州后，一鼓作气拿下了外围的辗庄据点。打扫战场时，在炮楼的墙角看见一个吓得浑身颤抖的日本姑娘。姑娘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身着学生装，看见新四军战士哇啦哇啦连说再比画，还从衣兜里掏个证件出来，似乎要表白什么。

这姑娘是干什么的?是日本家属还是“慰安妇”?找来日本翻译后，才弄清楚：这姑娘是日本九州的一名大学生，名叫太田延子。学校放假时，她来中国探亲，先到中国东北看望当铁路段长的父亲，又来徐州看望当日军队长的表哥。

哪知道来的第二天，就遇上新四军攻打徐州，她的表哥已经阵亡。得知是日侨，部队首长立刻派专人把她送到后方根据地的张塘。

太田延子性情正直而热情，经过反战同盟的帮助，她认识到日本发动的战争太不应该，并参加了反战同盟组织，经常向碉堡里的日军喊话。

1942年冬天，驻扎在安徽泗县的几名日军毅然放下武器，向新四军投诚。一名叫矢口庄师的日本兵说：“太田延子的箭，射中了我的心！”

后来，矢口庄师也跟着太田延子加入了反战工作，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坠入了爱河。

1943年春天，新四军四师敌工部长王子光和反战同盟领导侯腾勇出头，为二人主持了婚礼，张爱萍、刘玉柱、刘瑞龙等党政军负责同志，也参加了这对异国俪的特殊婚礼。四师政委邓子恢工作繁忙不能前来，还专门发来了贺信。

1944年9月，战争形势变化很快，为了促使日本尽快投降，在延安工作的日共中央书记野板参三下令，要求分散在日本国外的反战同盟成员全部返回日本，加强国内的反战力量。

此时，太田延子的儿子才四个月，不仅带着不方便，还违背了野板参三“不准带家眷”的命令。太田延子哭了好几场，还是决定顾全大局，把孩子寄养在中国。

刘凤英收养日本孩子不久，自己也生了个女儿。可是，随着太田延子几次来高套村与刘一孚碰面，闲话开始多了起来。

刘凤英想起丈夫的嘱托，为了保守党的秘密，遵守地下工作纪律，只能默默忍受误解。她的沉默激怒了村里人，很快，村里撤掉了她女救会主任的职务。就连她连夜赶做出的三双军鞋，村干部也不收，还说:“你和日本人拉拉扯扯，不配为我们的战士做军鞋!”

好在几年后，新中国成立了，过去以秘密身份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刘一孚，不仅公开了身份，还在28岁就当上了副师级领导！乡亲们羡幕又后悔，立刻给刘凤英“平反”，恢复了她的公正待遇。

就在刘凤英盼望丈夫早日回来时，丈夫却寄来了一张离婚申诉书。原来，因为收养日本孩子，刘一孚也受了瓜葛，只好通过离婚来保护自己和孩子。

刘凤英只好和婆婆相依为命，抚养两个孩子。婆婆因病去世后，不少人劝刘凤英改嫁，可倔强的她却独自抚养一双儿女，甚至逃过荒、要过饭。

1975年，善良而坚强的刘凤英倒下了。咽气前，她想告诉儿子，她不是他的亲妈。可她嘴唇动了动，还是没说出来。

至于刘一孚，他在文革期间还是被戴上“日本特务”的帽子，被送进“五七”干校劳改。

但是，刘一孚并没有忘记他的日本儿子。当结识了可靠的军宣队同志李家山后，刘一孚委托这位泗洪小老乡帮忙:“我有个儿子在泗洪农村，家里生活困难。我现在不发工资，没有钱接济他，省了点饭菜票，换了几十斤粮食，麻烦你托个人带给他。”

李家山听刘一孚讲完那段往事，立即立正(当时刘一孚是受管制对象，这样做，非常可贵而又冒险)敬礼:“首长，请放心，我一定完成您交办的任务!”

1972年底，刘一孚被释放后，调扬州军分区任副政委，他写信让儿子来扬州住了几天。儿子走前，刘一孚拿出一沓子钱，说:“太山，这钱是我落实政策补发的，你拿回家用吧。你现在有了工作，也成了家，了结了我一柱心事。我应当告诉你，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的亲生父亲叫矢口庄师，生母叫太田延子，都是日本人。当然，今后我还会像亲人一样对待你，只是你不用再喊我爸爸了。”

关于自己的身世，刘太山也知道一点，但养父这番话让他万分惊讶。刘太山“扑通”一声跪下，抱住养父的双腿，哭着说:“爸爸，今后我会自食其力，不再要您一分钱。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的恩情，即使今后我找到了亲生父母，您仍然是我的爸爸！”

1988年，刘一孚因病在南京去世。他在遗嘱里写道:“请组织出面，继续寻找刘太山在日本的亲属。”

可惜的是，虽然组织和民间出面多次，刘太山仍然没有找到日本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