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还是法理，这是一个选择题

用规章和制度来奉行基本逻辑的现代社会，最主要的核心点就是规矩，所谓的保障大部分人合法权益的规矩一定意义上成了社会稳定的前提。一旦规矩被撞破，可能我们面临的将会是一场灾难。

然而规矩仅仅是针对大多数人而言最有利的选择，但真正将这样的规矩落实到一个人，个体身上，有时候就会显得有点不通人情。

这也是很多刑事案件在侦破过程中面临的一种考验以及选择，讲究法制，我们可以面对违法犯罪者一视同仁，然而这样做的弊端也很明显，很多案件中的犯罪者并不一定在生活中是一个坏人。

然而讲求人情的时候，自然会对法律有所不公，这样也不是很好。究竟人情还是法理，相信每一个实际面对真实案例的人自然有自己的判断。这种判断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

《罪恶剑兰》是一部蒙古国电影，之前王全安的《恐龙蛋》似乎是大家近年来第一次接触蒙古国电影作品。本片稍微早一些，但是也可以从中嗅出来一些味道，蒙古国的电影其实本质上也是东方文明体系下的一种声音反馈。

当然，影片中的服化道具还是跟国内有一些重合的，因此，观影的基本情感上还是能引起共鸣。虽然不至于语言上完全理解，然而视觉上还是有些亲近。

《罪恶剑兰》说的就是一个针对法理还是人情做出选择的故事片。一个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某一天，面对着自己大女儿和一个贩毒青年鬼混的现状。

她忍无可忍，最终找到了青年的巢穴。然而在双方对峙的过程中，这位母亲失手杀死了青年，试图掩盖犯罪证据的母亲将青年装进了一个大的旅行箱并驱车前往山区最终将他埋葬。

此后，在警察接到青年父亲的报警电话之后，这位母亲也走进了警察的视线。然而主导这起案件的警察却因为之前自己的发不容情而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因此，面对此类事件的时候，警察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坎过不去，虽然自己以公正严明著称。但是在面对这个两难的案件的时候，警察还是有选择障碍。究竟是放过这个母亲，还是说坚持自己的法律公正，警察如何取舍成了本片的关键。

这是一个简单的案件，说是简单，实际上是因为本片出现任何的结局我们都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逻辑叙事非常直接的故事。

本片对于我们了解蒙古国的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接触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知道的蒙古国电影寥寥。而本片中的场景以及各种各样的现实逻辑也可以有助于我们缩短这个路程。

这部电影故事简单，情节以及风格上有一些杂糅的意思，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别国电影的痕迹，比如说韩国电影。在犯罪片这个类型中，我们所看到的韩国电影的烙印深深的扎根在本片当中。

比如说杀人埋尸，比如说警察对于本案的推理等等。如果大家看过《误杀瞒天记》的话，印度电影的味道也出来了。同样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同样是用亲情来彰显一种伟大。虽然本片没有那么构思巧妙，然而实施结果还是正向的。坏人和好人有了区分，最终都有了自己的归宿。

但是请注意，这里的归宿说的是本片中，以蒙古国的大环境为依据的归宿。如果是放在别的国家，本片的结局或许会有变化。因为是想要讨论法理还是情理的选择问题，因此本片给出来的答案是中立的。

如果你是站在法理的角度去看，那么这就不算是一场正义的胜利，然而从法理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破败的家庭却没有谁来站出来负责，只强调犯罪者受到惩罚，而不说受害者遭受的劫难，这俨然不能服众。

然而当你从受害者的角度用情理的观点来分析的话，本片依旧是有好有坏的。坏人收到了惩罚，然而好人使用的方法并不是很正常。这种方法也值得商讨。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究竟是法理还是情理。如果单纯是以好人坏人来作为结论的中心的话，本片还是做到了。

然而问题又来了，好人坏人这个判断标准究竟是应该由谁来制定，或者说制定这个标准的人是否具有绝对的公平。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寄希望于执行者具备绝对的公正，然而这样绝对的公正本身就是相对存在的。

如果真正绝对公正，那么老警察的选择应该不那么纠结。然而当我们同情弱者的时候，绝对公正本身的存在价值就会存疑。这又会是一个选择题。

因此，古往今来的任何时候，绝对的公正都是会建立在牺牲一部分人的基础之上的。而整个社会崇尚的却并非如此，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会将人分为受害者和既得利益最大的一方，这就充分说明了我们的整个社会崇尚相对正义。至于说法理还是情理，这个问题会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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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