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鄂州）在三国战争中的地位经历了由盛而衰的演变

凤凰三年（274年)秋陆抗病故以后，孙皓又对荆州的军事部署进行调整，值得关注的内容有以下几点:

1.乐乡与西陵都督辖区分离。孙吴在荆州西境的宜都郡原属西陵都督管辖，南郡则属乐乡都督管辖。如前所述,孙休永安二年259年)将这两个作战区域合并，由陆抗任都督,治西陵，后移乐乡。永安三年（260年)又从宜都那中分出数县置建平郡。西陵、乐乡都督辖区在合并十六年258一274 年)后又被分开,各置都督以统领兵马《晋书》卷3《武帝纪》载，太康元年（280 年)，“二月戊午,王洛、唐彬等克丹杨城。庚申，又克西陵，杀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球，西陵监郑广。”

《资治通鉴》卷81亦载，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庚申，王溶克西陵，杀吴都督留宪等。”这表明吴末西陵都督为留宪。而主持南郡战区军务的乐乡都督则为孙款，其父乃宗室孙邻。孙皓统治期间，孙邻诸子皆受重用，担任督将“邻又有子日述，为武昌督，平荆州事。震，无难督，谐，城门校尉。散,乐乡都)督。“不过，孙款未历战阵,缺乏经验。晋师伐吴时，杜预派遗周旨等率小股精锐埋伏在乐乡城外“故遣军出距王溶，大败而还。旨等发优兵，随敢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款而还。”由此可见其庸碌无能。

2.分散兵权。陆抗死后，“吴主使其子晏、景、幺、机、云分将共兵”。使原先集中的军事权力散落。孙皓的这一作法和将原陆抗所领都督辖区分为乐乡、西陵两部的主旨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削弱地方军镇及主将的武力，防止陆氏宗族势力强大以发动内乱兵变，籍以巩固朝廷的安全。

3.减少边防驻军数量。据陆抗临终前上书所言，他手下驻扎乐乡、西陵等地的部队按照正常编制应为8万人，在屡经战乱消耗之后，却未得到补充，以致处境官迫“西往在西陵，得沙逊迹。

前乞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赢弊日久，难以待变。”他请求朝廷迅速增调兵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乞特 诏简阅，切料出,以补疆埸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让陆抗难以理解的是,朝廷并非缺少人马，而是将其挪作他用。凤凰三年（274 年)九月，孙皓“又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给三千兵。”陆抗认为这项安排完全没有必要，曾上书劝阻，但是并未得到朝廷的回应。据史籍所载，孙皓末年军镇兵力短缺是普遍现象。例如湍须督钟离牧曾对侍中朱育发怨道:“大皇帝时，陆丞相讨鄱阳，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讨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议，弃晋于彼，使江者诸督,不复发兵相继，蒙国威灵自济，今日何为常?”吴末军镇乏兵，既是孙皓咨意享乐，忽视边防所致:同时也不能排除他有畏惧地方兵变，有意削弱督将势力的企图。

依笔者拙见，在陆抗生前，可以说孙皓对荆州军政部署的调整是基本正确的,反映了他对当地战局的重视,这也起到了巩固加强西陲边防的积极作用。但是在陆抗死后，孙皓对荆州防务所作的种种变更均为严重失误，军镇因为分割而规模变小，以致实力减弱:兵不足用，将非其才，使吴国在灭亡前夕已经呈露败像。如丹杨太守沈莹所言:“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尤其是孙皓对武昌所在的江夏地区之战略重要性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在长江中游集结强大的兵力，以保证对上流的及时增援或阻击来犯之敌。如前所述，西晋主将杜预对此看得很清楚，他最为担心的就是孙皓迁都武昌，坚壁清野，并在附近部署水军主力，会使伐吴的行动可能无功而返。所幸孙皓昏庸暴虐，无此见识。晋吴双方的国势、军力、财赋对比已经是强弱悬殊，孙皓的战略部署又屡有败笔，最终导致西晋伐吴时各路进军势如破竹，"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极为顺利地直捣建业，迫使孙皓献表归降了。

武昌在三国战争中的地位经历了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这与当时南北对抗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赤壁之战以后，长江沿岸地区的战事频繁，由于武昌位处长江中游的港口，在此设置军镇并屯集重兵,可以利用江、沔航运而兼顾荆、扬二州的战事。该地附近山川环绕，又有夏口、邦城等要镇拱卫，因此受到孙吴统治者的重视，致使武昌的军政地位迅速上升，被孙权、孙皓先后作为都城，后来还被当作江夏郡、荆州及武昌都督的治所。吴国在陆逊死后匮乏帅才，日益衰败。武昌都督辖区被分为左右二部，驻军减少，孙皓又多用文官担任主将，导致防务虚弱。蜀国灭亡之后，南北对峙冲突的焦点和孙吴江防重心向西转移到南郡和西陵峡口，武昌在孙吴的兵力部署中并不占据首要位置。上述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这座昔日强盛的军镇在西晋平吴之役中不堪一击，迅速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