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县”改“武昌”探秘

鄂县”改“武昌”探秘

武昌，作为地名，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自公元221年孙权将鄂县改称而来。就是说，武昌这个地名，是在赤壁大战13年之后才出现在历史和世人面前。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曹操初步统一北方后，率大军数十万南下，企图一举消灭孙权和刘备。孙权命周瑜为大都督，并联合刘备共同抗击曹军。“初一交战，公(曹)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周瑜设计，由黄盖率舰船数十艘诈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曹)军遂败退。”这就是信史《三国志》关于赤壁大战的有关记载。
　　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曹军驻“江北”，周瑜扎营于“南岸”，黄盖火攻点火于长江靠近曹军舰船之时，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悉延烧岸上营落”。把《三国志》中这些记载联系起来看，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其一，曹军被烧于“江北”“营落”之“岸上”，就是黄州临江之赤壁；其二，周瑜于“南岸”的营地，就是与赤壁一江之隔的鄂县。

　　赤壁大战过后7年时间，即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国号魏。隔年之四月，刘备称帝，人称蜀汉。《三国志》载，“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并建元“黄武”。至此，孙权帝业初成。问题是，孙权为什么要改延续了四百多年的鄂县为武昌？武昌之“武”有什么样的内涵？武昌之“昌”又有什么样的寓意？这就要从鄂县这方宝地对于东吴政权所具有的生死攸关之重要性中去寻找。武昌之“武”是指军事，是指战争，只能作此理解。那么，武昌之“昌”呢？当然是指兴隆、兴旺、昌盛。由此可知，武昌，即是因武而昌，因军事、战争而兴隆、兴旺。那么，还应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不改当时的秣陵即后来的建业为武昌，而偏偏改距东吴中心地带较远的区区鄂县为武昌？这其中自有深邃的道理。原来，武昌之“武”不是泛指，而是有其具体所指，这个具体之“武”就是败曹之武，就是赤壁大战之武。而此战之进攻出发地就是与“江北”赤壁一江之隔的“南岸”鄂县，因武而昌，就是因置于鄂县的统帅部、大本营所作出的正确战略战役战术决策而昌。先有赤壁之战，后有鄂县改名。有了赤壁大胜，才有鄂县改名武昌。
　　那么，既然鄂县对于东吴具有如此特殊的重要地位，那为什么不在赤壁之战一结束就改鄂县为武昌呢？这就涉及到“昌”的本
　　意了。要知道，“昌”不能立竿见影，而是要有一个过程，要有实践、实际证明。盛唐之“盛”不在李渊、李世民甚至李治之时，而是成熟于武则天至李隆基的年代。同样，赤壁之战对于孙权来说，只是武胜而并非立即昌隆。只有经过此次武胜之后的十几年经营，东吴政权切切实实得到巩固、壮大，证明赤壁之武确使东吴昌盛，并在曹丕、刘备相继称帝之后，才在公元221年改鄂县为武昌。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三国志》所说的“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为什么不“都”别处而偏偏“都鄂”？要知道，鄂县在地理上不居吴之中心，经济上不是吴之砥柱，孙权之所以“都”于此，就只能从军事和政治上加以解释。经过发生在此地的赤壁大战，使得败于此地的主要敌人“谈鄂色变”，“都”于此，在军事上可以起到震慑敌人的作用。孙曹决战于此地，孙胜曹败，大长东吴军民的志气和士气，一想到与“江北”赤壁隔江相望的“南岸”鄂县，就有一种胜利感、自豪感、安全感，因而“都”于此，在政治上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发生于此地的“江北”赤壁之战的胜利，就没有“都鄂”，也没有改“南岸”鄂县为“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