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冬霞：高步瀛生平事迹补正
高步瀛先生是民国时期笺证、考据大家，是文选学著名学者，其成就享誉学林。但关于高步瀛的生平资料我们却所获甚少，亲人、友人与弟子所撰述的回忆类文章，记述先生平生一二行为，先生同时期学人的日记、著作及其他史料也有一些记载，这些材料让我们如获至宝，是研究先生履历及思想的重要线索。在研读前辈撰述时，发现关于先生生平诸事有前后不相顾或未言及的情况，现我们不揣梼昧，拟对此予以补正，以期更准确地将先生生平事迹呈现于学林。
一、关于高步瀛留学
日本的时间考证
维新时期，清廷为推进教育改革，积极学习、借鉴日本教育模式和经验，各省督抚官员纷纷派遣当地官绅、教育界人士等赴日考察，高步瀛作为直隶高等学堂教习亦在此期间去日本学习师范科，但是有关高步瀛赴日考察时间各家说法并不一致，主要有未交待具体时间、1902年和1903年三种说法。
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载：“先生任畿辅大学堂教席、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教席，旋赴日本，卒业宏文师范学院。”[1]姚高淑芳《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载：“时值倡言维新，锐意新学；因受聘充任直隶保定高等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教习。寻赴日本考查教育，习师范。”[2]程金造与姚高淑芳所谓“旋”“寻”表示时间很快，但未交代具体时间。
王同策《民国学案·高步瀛学案》载：“1902年，赴日本游学，考察教育，肄业于宏文师范学院。”[3]22王同策《高步瀛：博大精深的训诂考据大师》：“次年（1902），留学日本，学习师范科，毕业于宏文师范学院。”[4]132王森然《高步瀛评传》：“次年（1902），赴日本游学，习师范。”万福增《河北大儒高步瀛》：“高先生从吴汝纶受业，学习益进，既而任定兴书院山长，旋任保定高等及优级师范学堂教习。1902年赴日本留学。”[5]74赵成杰《高步瀛学术年谱简编》亦采用此说。[6]19
尚秉和《高阆仙先生传》：光绪“二十八年任保定畿辅大学堂教习、高等师范教员。次年，赴日本留学，归任直隶查学员。”[7]666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尚秉和认为高步瀛赴日留学是在1903年。赵晓亮《历代文举要研究》对高步瀛留学日本的时间进行了严密的逻辑推断，并辅以文献材料进行佐证，认为其赴日留学时间是1903年。但他根据严修日记推断高步瀛赴日与归国的具体时间，我们尚觉有待商榷。赵晓亮在《历代文举要研究》中说：“1904年5月21日，严修出发开始第二次考察日本，至8月归国，据其日记7月28日载，高步瀛与张良弼、徐毓生等于是日晚曾先后拜见严修。以此往前推，根据宏文学院的学习时间、速成科的学习期限，1904年7月张良弼尚在日本，其入学时间是1903年，那么他所选的应该是一年半的速成师范科。但高步瀛1904年7月尚在日本，即使其选修的是一年半的速成师范科，亦与其1902年出国留学的时间相差较远……高步瀛出国留学亦应在1903年，而且应与张良弼一样，同受胡景贵选派，归国时间则在1904年8月以后。”“另有学者交代，‘1903年9月，直隶学校司以举人才为合格，共选派23人（保定13人，天津10人），由王景禧率队赴日留学。’这批人所入学校即弘文学院，其中‘保定13人’含高步瀛。”[8]赵晓亮明确认定高步瀛1903年9月出国，1904年8月以后归国，在两个时间点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可以看出，其间高步瀛在日学习、考察的时间不足一年，可见赵晓亮关于学习时间的推论——“那么他所选的应该是一年半的速成师范科”是不准确的。
刘志强等《天津史研究论文选辑》载：“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首批进入日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的直隶官费留学生有23名，一年之后学习期满，大部分随赴日考察的严修回国，年龄大致在20至35岁。”所列23人名单中有高步瀛。“这批留学生经袁世凯派遣，由王景禧带队，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9月至翌年7月，共计学习9个月。此23名学生除3名（赵宪曾、张云阁，胡源汇）外，其余20名均与严修同船回国。”[9]严修曾三次东游日本，《范孙自订年谱》记载第二次的时间为：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再往日本游历。八月，归。”[10]
由此可以确定，高步瀛出国的确切时间是1903年9月，归国时间是1904年8月，共在宏文学院学习9个月，完成了预定学业。
二、关于高步瀛任教育部
社会教育司司长的时间
程金造在《回忆先师高步瀛阆仙先生》一文中特意指出：“应更正的是：其迁社会教育司长，是在民国元年，由教育处编审处主任迁升的，而不是四年。先生长社会教育司，凡十六年，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个社会教育司长。此事见于先生为其母作的《高母张太夫人行述》文中。”[11]1程金造特意在此文中更正此事，按理说此时间应当更为确凿。只恨无缘一睹《高母张太夫人行述》一文，以推断任职社会教育司长时间，但根据诸纪念传记类文章所述，以及相关人物笔记及史料记载，高步瀛迁任社会教育教育司司长的时间应在民国四年（1915）。
王森然《高步瀛先生评传》载：“民国初元年（1912），北京统一政府成立，学部改称教育部，先生任佥事。公余，助友人王紫珊创设国群铸一社，著讲演录，以宣导民俗，月成数册，民智赖以渐开。撰《吴氏孟子文法读本笺注》二卷、《国文教范笺注》二卷、《古近体诗约选笺注》四卷、《立国根本谈》一卷、《侠义国魂》一卷，并经始《姚氏古文辞类纂笺注》，仅成十余卷，未卒业。是年，荐任社会教育司司长。”[12]283据考证，《立国根本谈》一卷、《侠义国魂》一卷出版于民国元年（1912），《吴氏孟子文法读本笺注》二卷、《国文教范笺注》二卷、《古近体诗约选笺注》四卷均出版于民国二年（1913）。王森然所谓的“是年”如果指著作出版时间而言，然几部著作出版时间不一，如果是承前“民国初元年（1912）”而言，“是年”当是民国元年（1911）。尚秉和言“入民国，改教育部佥事，升社会司司长”[7]666，虽是承接“入民国”，亦不能说高先生“升社会司司长就是民国元年”。顾学颉《笺证、考据学大师——高步瀛先生》载：高步瀛“归国，任省视学，学部（教育部）主事、佥事，迁社会教育司司长，凡十余载。”[13]67亦没有确言迁社会教育司司长的时间。万福增《河北大儒高步瀛》：“民国成立后，高先生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5]75姚高淑芳《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民国成立，父亲任教育部佥事，复继夏穗卿（曾佑）先生，任社会教育司司长。”虽未言其父迁社会教育司司长的具体时间，但从中可知是接替夏曾佑任社会教育司司长的。曹子西《北京历史人物传》：“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回到北京，出任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凡四年。后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4]1911年即是中华民国元年，共任四年司长，那就是至民国四年（1915）离开教育部，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袁世凯全集》第32卷载：“32-773.批教育部呈拟请改派本部司长夏曾佑专任经史图书馆馆长并遴员高步瀛荐任司长请训示文〔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七月三十一日〕批令：应准派夏曾佑专任京师图书馆长，并以高步瀛为司长。已另有分别任免矣。此批。中华民国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大总统印，国务卿徐世昌。”[15]224同日下达“32-759.准任命高步瀛职务令〔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七月三十一日〕教育部呈，请任命高步瀛为司长。应照准。此令。中华民国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大总统印，国务卿徐世昌。”[15]214同年下达高步瀛教育司长任职令“32-1171.准高步瀛叙列等第令〔中华民国四年（1915）八月十五日〕教育部呈，拟将司长高步瀛叙列四等，等语。应照准。此令。中华民国四年八月十五日，大总统印，国务卿徐世昌。”[15]335《袁世凯全集》所载任免文件证明了高步瀛迁任社会教育司司长的时间是民国四年（1915）。
关于高步瀛辞去社会教育司司长职务的时间和原因，各家说法亦龃龉。程金造在《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回忆先师高步瀛阆仙先生》中均未谈及先生辞司长职的具体时间。王森然《高步瀛先生评传》云：“迄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兴，时局益棼，奉张（作霖）入京自立为大元帅，先生力辞部职，专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复就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2]283王同策《高步瀛：博大精深的训诂考据大师》载：“1926年下半年张作霖入北京后，他辞去教育部司长职务，专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兼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授。”[4]132然姚高淑芳讲述父亲辞职时说：“民国十六年五月，父亲辞去教育部的官职，专任国立师范大学讲师，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2]顾学颉亦言：“民国十六年（1927），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自称大元帅，先生不屑为伍，遂辞司长职，专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及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已在两校兼课），兼授中国大学、莲池书院课。”[13]67据以上所述，可知高步瀛辞去社会教育司司长的时间就有三说。
《中国通史·近后代编》载：（1927年）“6月17日，北洋军阀各派势力联合推举张作霖为海陆军大元帅，组建安国军政府。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宣布就职，同时发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该令规定大元帅统帅陆海军，并‘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政权’。”[16]此文献所载“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政权”一事应是以上学者所谓“张作霖入京”“自称大元帅”等事，断定高步瀛辞去社会教育司司长职务时间是民国十六年（1927）六月前后。
从以上考证可知，高步瀛民国四年（1915）八月开始担任社会教育司司长一职，民国十六年（1927）六月前后辞去部务，担任社会教育司司长约11年零10个月。
三、关于高母去世时间的补正
高步瀛事母至孝，是其交游圈友人共知的，在其几位同学及学生所写的纪念文章中都写到其承欢母意，力俱堂上所需。姚高淑芳《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写道：“平日承欢我祖母之前，如孺子慕，晨昏定省，从不违时。凡老人所喜者，无不力具。祖母晚年，腰酸背痛，则按日雇人为之推拿；视力退步，不能阅读小说，则不时唤人为之说书。祖母七十、八十、九十寿辰，綵觞称庆，虽所费不赀，毫不顾惜。认为苟能博堂上一日之欢，何乐而不为。晚饭在家，比与祖母同桌而食。家人环伺，辄趣语横生，引祖母发笑。”[2]寥寥数语，先生事母之敬之恭之用心，已如亲眼所见。《鲁迅日记》：民国九年“庚申五月二日上午以高阆仙母八十寿辰，往江西会馆祝，观剧二出而归。” 现存高步瀛编辑出版的《高母张太夫人八十寿言》和《高母张太夫人九十寿言》，皆可为证。《孝经·纪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此五者高步瀛皆行之至矣，故高母高寿至九十余。
然各家回忆、纪念及评传等文章并未确切记载高母去世的时间。尚秉和《高阆仙先生传》载：“君内行纯笃，太宜人年九十余，意之所欲，无不力具。”[7]667王森然《高步瀛先生平传》载：“凡堂上意之所欲，无不力具。数十年如一日。（其后母逾九旬，乃终天年）”[12]283但均未言高母享年，以及去世的具体时间。但高母民国九年（1920）过八十大寿，享年九十余，最早去世时间应是民国二十年（1931）。
赵成杰《高步瀛学术年谱简编》：“五月，高母（1841—1937）辞世，停棺在家，高先生悲伤之余，仍不辞辛苦，按时前往。所得报酬，悉数缴还书院，指作购置书籍之用。高母葬事甫毕，不及两月，发生卢沟桥事变。平津很快沦陷，先生与钱玄同等先生都因年老体弱不能远赴后方。”[6]26王森然、程金造、尚秉和等人的传记文章提及卢沟桥事变前先生任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并赴课莲池书院等事，但未言此时期高母去世之事。
程金造《忆先师高步瀛阆仙先生》载：“我在一九二七年上师范大学文预科，常去听中文系（国文系本科）的课。”又说“当我到本科三年级时，先生守制。所任的课，请了他教过的学生、当时燕京大学教授董先生代授。”[11]8守制即是守孝，守制时间一般为三年，说明程金造读三年级时高母去世。《北京高等教育史》：“1923年7月，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由范源廉任校长。改大以后，本科学习年限为四年，暂设预科，学习年限两年。本科毕业，授予学士学位。”[18]程金造民国二十三年（1934）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三年级时应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暂不讨论高先生已经守制多长时间，能断定的是高母去世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
姚高淑芳《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载：“民国二十三年春间，华北当局恢复保定莲池书院，坚聘父亲前往授课。因勉允于师大及中国大学（时兼中大名誉教授）课暇，间週赴保，住宿一昼夜，讲授《史记举要》及《文章流别》。时值母亲新丧，停棺在家，父亲悲伤之余，仍不辞车乘辛苦，按时前往。”[2]按照姚高淑芳所述，华北当局恢复保定莲池书院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三年春间”，即民国三十六年（1937）。姚高淑芳在《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一文中用到“祖母”与“母亲”两个称谓，无疑“祖母”是指高步瀛母亲太宜人，其中“时值母亲新丧，停棺在家，父亲悲伤之余，仍不辞车乘辛苦，按时前往”中的“母亲”应是高步瀛妻子边氏，因此卢沟桥事变前夕，即民国三十六年（1937），去世的应是高步瀛的妻子边氏，而非其母亲张太宜人。
王同策《民国学案·高步瀛学案》又载：“1937年春，华北当局恢复保定莲池书院。因当局坚聘而力辞未果……时值妻子新丧，停棺在家，然不辞劳苦，按时前往，所得俸酬，悉返书院，以为购置书籍之用。”[3]24亦可证民国二十六年（1937）去世的是高步瀛妻子边氏，高母去世时间是民国二十与二十二年（1931—1933）之间，确切时间尚待其他资料佐证。
四、小结
世事变迁，资料散佚，为我们研究高步瀛生平带来很多困难，因此除认真研读现有资料外，我们仍需根据高步瀛周边关系及其相关资料裁定其事迹。以上三件事的考证，我们除利用直接资料考证事件的时间外，还采用时人日记、同时期历史事件等多方面的材料相互印证，以期得出最准确的判断。
（本文原刊于《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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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穆冬霞，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文法系讲师，郑州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在读博士。曾发表文章《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移民规律、动因及影响》《论<诗经·郑风>积极乐观诗风及其成因》《陶渊明儒者情怀阐微》等多篇，主持和参与省、厅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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