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辅周：重视节气变化与时病发生规律的研究
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已故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先生，毕生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治疗时病经验极其丰富，强调“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古为今用，独树一帜，以擅治温热病、包括各种急性传染病著称。危急之际，每能洞察毫厘，通权达变，出奇制胜。为学习继承蒲老的宝贵经验，兹据蒲老及其弟子著作中有关时病的论述，对其治疗时病的学术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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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节候变化与时病发生规律的研究
蒲老指出：“时病指的是春夏秋冬一般常见的急性发热性疾病，……古人统名之为伤寒、热病，如《内经》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切外感病，称时病，也称六气为病”。可见，时病实际上包括了现代医学中多种流行性、寻节性、感染性疾病，以及传染性疾病。
他认为，“外感热病必须掌握季节性，一年十二个月，有六个气候上的变化。即风、火、暑、湿、燥、寒。学习祖国医学，治疗急性病，要掌握这个规律。”也就是说，要熟悉四时五运六气的变化规律。概而言之：
- 大寒、立春、雨水、惊蛰，这四个节气六十天，为初之气，言厥阴风木，此时的外感病，多为风温、春温，亦有气温反寒而病寒疫的。
- 春分、清明、谷雨、立夏，为二之气，主少阴君火，其病多属温热病范围。
- 小满、芒种、夏至、小暑，为三之气，主少阳相火，多暑病。
- 大暑、立秋、处暑、白露，为四之气，主太阴湿土，其时多雨，外感病多属湿温。
- 秋分、寒露、霜降、立冬，为五之气，主阳明燥金，时病秋燥。
- 小雪、大雪、冬至、小寒，为终之气，主太阳寒水，伤寒病多，亦有气候反暖而病冬温的。
强调“必先岁气”，就是讲研究四时五运六气为病的一般流行规律，为医者不可不知，只有知常才能达到变。这是与《内经》中提出的“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的人与自然统一观一脉相承的。掌握这个规律，便于审证求因。对于疫疠邪气，虽吴又可有“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的认识，但这是从病原体的高度来讲的，而中医治温疫亦必辨邪之性质，求属风温、春温、暑温、湿温、伏暑、秽湿、火毒之不是，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正确治疗。六气为病在临床常常不是单一为患，更多的是相合为病，如风寒、风温、湿热等，正是病因之多样性、复杂性的实际体现，所以在掌握六气为病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临床上还必须进行细致具体的诊察和分析，才能做到辨证无误，治不违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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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的有机统一
蒲老指出，外感热病一般主要从六经、卫气营血辨证中，了解正邪相争盛衰情况，病位的深浅，病情之寒热，以指导临床治疗。他说：“通过我数十年临床体会，急性病、外感六淫之病，重点是抓表里寒热。”这样，治疗上才能把握标本缓急，主次先后。
蒲老治疗外感热病，学术上不囿于伤寒与温病两个学派之论争，而是有机结合，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相互为用，在临床实践中表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认为，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补充，并行不悖。因此，他在外感时病的临床实践中，将六经辨证与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的方法有机统一，经方时方并用，可谓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蒲老治疗外感热病，继承了《伤寒论》与温病学的经验，十分重视解表法的应用，以表与透为第一要义。因为伤寒、温病，皆属外因为病，邪自外入，自应驱之外出。他指出：伤寒初起，寒邪侵犯太阳，其病在表，治法以辛温解表为主；温病初起，温邪首先犯卫，其病亦在表，治法以辛凉透邪为主。
对于解表法在温热病中的应用，他还强调其为“治温热病的一大法。其大要不专在乎发汗，而在于宣通气血、开其郁闭，郁闭在表，辛凉芳淡以发之，郁闭在半表半里，苦辛和解以发之，……必察其表无一毫阻滞，始为完善。……温热病首贵透解其优邪，而伏邪初发，必有着落，着落在皮肉肌肤时，非发表则邪无出路。可见发表是祛除病邪从表而解，急性传染病初起必须用之。按发表法不外辛温发表和辛凉发表两端，急性传染病多属温热病之类，辛凉发表自是最为相宜的方法，但如夹有寒邪郁闭，辛温发表之法，亦不容有所偏废。”
蒲老治疗外感时病表证重表透，里证则强调疏通。他指出，温病来路有二，即呼吸与皮毛。病之去路有三，为汗、吐、利。温病最怕表气郁闭，热不得越；更怕里气郁结，秽浊阻塞；尤怕热闭小肠，水道不通，热郁胸中，大气不行，以致升降不灵，诸窍闭滞。治法总以透表宣膈，疏通里气而清小肠，不使热邪内陷或郁闭为要点。这既是丰富临床经验的结晶，亦是高度概括的理论升华。基于此，他推荐灵活运用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中以升降散为主的十五个方剂，治疗杂气为病的温疫及四时温病中兼秽浊杂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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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证从具体情况出发通达灵变
蒲老学识精湛，经验宏富，坚持临床工作七十余年。晚年在时病方面的造诸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他于1955年奉调卫生部所属中医研究院工作后，学术上步入一个更加辉煌的时期。特别是在1956年防治流行性乙型脑炎，1958年防治腺病毒肺等工作中，贡献尤大，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以卓越的疗效说明了中医在治疗外感时病，包括各种急性传染性疾病方面的积极作用，受到了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得到了中西医同行的共同认可。
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结合北京地区当年的气候特点和发病情况，区分出偏热、偏湿的不同，创造性地运用芳香化湿之法，使不少危重患者转危为安，并治愈了若干坏证。在重症腺病毒肺炎的治疗上，灵活地运用宣肺透邪、表里两解、清热救阴、生津固脱等法，成功地抢救了许多急重病例。在实践的基础上，蒲老系统总结了治疗流行性感冒、麻疹合并肺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性肝炎等急性传染病的经验，提出了若干正治、权变、救逆等疗效确实的治疗方法。
蒲老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规律，对时病、包括急性传染病的认识，也要通过运用望闻问切的四诊方法，结合三因、八纲的分析归纳，全面地观察疾病复杂变化的规律性，从而使这种规律性进一步提高为理论体系。《伤寒论》之分六经，温病学之分三焦和卫气营血，就是对热病发展规律的整体认识。按疾病的始末表里浅深轻重的临床表现分成若干基本证候类型，不但反映了疾病发展的病理、生理上的共同性和必然性，并且反映了疾病发展全部过程中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中医将外感时病概括成伤寒和温病两大类。伤寒的发展规律，为由表及里，由阳到阴；新感温病的发展规律，为由上到下，由卫分到气分到营分到血分；优气温病的发展规律，为由里达表，由血分出营分达气分出卫分。对外感时病的辨证，必须分清其证候属性和发展演变的病程，从而掌握其要领，才能有正确的治疗方向。
蒲老还指出，对外感时病的辨证还不止这些，人体有强弱，年龄有大小，时令有冬夏，气候有寒温，地域有燥湿，病邪有盛衰，均须仔细体会，才能达到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为灵活应变的治疗要求。中医学把一切疾病的发病机制看作是一个正邪相搏的病理反映，一切疾病的变化规律，也就是正邪相搏的矛盾现象的反映。扶正祛邪的治则应是针对不同性质病证的合理运用，即要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确定具体的扶正祛邪的方法。在祛邪方面，对不同的邪气，用不同的方法来祛除，掌握邪气的性质及发展趋向，因势而利导；在扶正方面，对于不同的体质状况，也应给予不同的辅助方法。疾病初期，祛邪即可以存正，疾病末期，扶正即所以祛邪。蒲老认为，祛邪扶正的目的，在于调整机体的矛盾统一。中医治病常常不是针对外来的病原体(对病因则极为重视)，而着眼于解决病人的内在矛盾。
蒲老在临床治疗和理论研究方面之所以取得了非凡成就，决非偶然，这源于他对中医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全面继承，以及“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的实践总结。但他对待前人的理论，并不是因循守旧。对前人经验的继承，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经过系统地整理和深化，客观地分析和结合。所以在临床实践中，一切从具体情况出发，全面灵活地考虑问题，恪守辨证论治的原则，做到“毋犯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