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发现早期带柄铜镜研究
陈亚军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河西走廊发现的早期带柄铜镜根植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源自阿尔泰地区，进入新疆后传播至河西走廊，并不断地向北方地区和川西高原传布。这类铜镜除具有生活化的用途之外，也被赋予了与萨满信仰相关的神秘性。
关键词：早期带柄铜镜 河西走廊 欧亚草原 萨满信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永昌西岗、柴湾岗墓地，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存(1)，其中有11件带柄铜镜较为特殊。其实，早在1923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沙井东遗址发现一件名为“青铜圆盘”的铜器(2)，实为带柄铜镜。后在临泽县濠洼村北的沙丘洼地出土一批铜器，其中一件名为“圆形牌饰”(3)，形制与西岗、柴湾岗出土铜镜相似，应为同类遗物。与我国其他地区发现带柄铜镜相比(4)，河西走廊发现的这类器物出土地点集中，形制基本相似，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在已有发现和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源流等问题进一步探讨，以补充相关认识。
关于这类铜镜名称，大多考古报告名为“牌饰”或“饰牌”(5)，国内学者依其形制名为镜形饰板、钮柄镜(6)、圆形具柄镜(7)、圆片镜(8)、有柄镜(9)、带柄镜(10)等。西方学者或以形状名为奖章形镜、镜形饰板(11)，或以文化归属名为奥利维亚镜、希腊镜、库巴-奥巴镜(12)、印度镜(13)等。中国发现的这类铜镜流行于西周中晚期至西汉早期晚段，与传统的钮镜明显属于不同文化传统(14)，为了更好地与唐宋以后流行的带柄镜区别，有学者将四川地区发现的这类铜镜称之为“早期带柄铜镜”(15)，这个定名较为客观，河西走廊发现的带柄铜镜在这一范畴之内，本文予以采用。
一、类型与年代
河西走廊发现早期带柄铜镜的地点有西岗墓地、柴湾岗墓地、沙井东、濠洼村北等，共计13件，其中前两处位于甘肃永昌双湾乡，紧邻著名的三角城遗址(16)。这些铜镜的镜身与镜柄为一次性合铸而成，镜身为圆形或椭圆形，较薄，镜面平滑或微凸；镜缘一侧有突出的短柄，上有孔或桥形钮环；均素面。根据柄部差异可分为四型。
A型：方形短柄，上有方孔，孔较大，6件。柴湾岗M75:5，圆形镜身，镜面微凸并鎏金，直径8.1、厚0.2厘米，重94.2克(图一，1)。柴湾岗M23:7和M27:3，圆形镜身，镜面平滑，直径6.4、厚0.1厘米，重36.2克(图一，2)。M50:4，椭圆形镜身，镜面平滑，柄部残，最大径7.3、厚0.15、重46.4克(图一，3)。临泽濠洼村北出土，椭圆形镜身，镜面平滑，直径6厘米(图一，4)。西岗采：01，椭圆形镜身，通高7.5、厚0.2厘米，重28.4克(图一，5)
B型：环状柄，上有圆孔，孔较大，2件。西岗M224:3，椭圆形镜身，柄部残，通高4.9、厚0.2厘米，重6.4克(图一，6)。沙井东(K4105：37)，直径7.1厘米，厚0.3厘米。
C型：圆凸状柄，上有孔，孔较小，3件。西岗M54：6，圆形镜身，柄部有一三角状孔，通高7.2、厚0.1厘米，重19.2克(图一，7)。西岗M136:2，镜面平滑，边缘残，方圆柄，小圆孔，通高7.4、厚0.3厘米(图一，8)。西岗M79：9，椭圆形镜身，镜面平滑，通高8.2、厚0.1厘米，重41.4克(图一，9)。
D型：椭圆状柄，上有桥形钮环，2件。西岗M199：1，镜面微凸，桥形钮环残后复钻二小圆孔，通高7.3、厚0.2厘米，重30.1克(图一，10)。西岗采：02，镜面微凸，通高6、厚0.3厘米，重41.4克(图一，11)。
图一 河西走廊发现早期带柄铜镜
1-5.A型(柴湾岗M75:5、M23:7、M50:4、濠洼村北、西岗采:01)6.B型(西岗M224:3) 7-9.C型(西岗M54:6、M136:2、M79:9)10-11.D型(西岗采M199:1、采：02)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瑞典学者安特生根据在镇番县(今民勤)及附近的调查和发掘遗存提出“沙井期”，作为甘青史前文化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17)；四十年代末，裴文中等在民勤调查了三角城等遗址(18)。八十年代以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三角城附近发掘了蛤蟆墩墓地、西岗墓地、柴湾岗墓地、火石滩遗址(19)等。这些遗址在地域上较为邻近，主要分布在石羊河、金川河沿岸和湖沼沿岸的绿洲上，文化内涵极其相似，属于沙井文化。这里位于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绿洲地带，既便于农业生产的耕作，也适合畜牧业的发展。据悉，安特生曾在柳湖墩北部发现大量的淡水贝壳，足见这里水资源曾很丰富。石铲、石刀、铁锸、铁锄等生产工具，石杵、石磨盘、石臼等粮食加工工具，谷物、麻类纺织品、草席等编织品以及储粮窖穴的发现，说明当时居民有着稳定的生活环境，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箭镞、箭杆、骨弓弭、大量石球等说明有一定的狩猎活动；部分墓葬殉牲有牛、马、羊、驴等，与发达的畜牧业密不可分；青铜短剑、带柄铜镜、动物纹牌饰、金器等都是典型游牧文化因素。此外在沙井文化中还有一些当地土著的文化因素，如单耳杯、圜底器源自早期马厂类型和董家台类型，偏洞墓在四坝文化中就有发现(20)。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积极的交流互动，使沙井文化成为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较为独特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畜牧业(21)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有稳定的农业，也有为补充生活需要的狩猎和手工业。
关于沙井文化的年代，安特生认为属于青铜时代，晚于苏萨遗存，绝对年代在前2000～前1700年，后又改为前700～前500年(22)，随着考古资料的逐渐积累，其年代和发展脉络逐渐清晰，如李水城分为早、晚两期，上限在西周早期，下限到春秋晚期(23)；水涛分为二期四段，其中一、二段在西周时期，四段到春秋晚期或战国(24)。本文也将沙井文化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其中早期阶段以民勤沙井东墓地、沙井南墓地、柳湖墩墓地、西岗早期遗存、柴湾岗早期遗存为代表，晚期阶段以三角城、蛤蟆墩、西岗晚期遗存、柴湾岗晚期遗存为代表，根据碳十四数据，年代上到前1000年左右，下至前409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西岗墓地发现的泥质灰陶罐、黄褐色陶器、铁犁铧的形制与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发现的较为相似(25)，由此可见，其下限可能到战国中晚期。西岗墓地、柴湾岗墓地早期以竖穴土坑墓为主，晚期出现偏洞室墓并逐渐成为主要墓葬类型。西岗、柴湾岗发现的偏洞室墓是继承洞室墓传统发展而来(26)，墓葬平面呈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竖井式墓道，墓道与墓室同等长度，处于同一平面或略高于墓室底部，洞室门口使用木棒、芨芨草等封门；葬式为仰身直肢葬，人骨下铺设芨芨草和白灰，有些身上也会盖芨芨草，与甘肃东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极其相近(27)。此外，联珠形铜饰的正面稍凸、背面平整，时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28)。临泽濠洼村北出土早期带柄铜镜的地点距离这些遗址较远，同出的青铜鹰首、驼首、卧马、铜泡等表明其时代较之西岗墓地稍晚。
二、渊源分析
中国境内发现早期带柄铜镜的源头，多数学者认为应在更早具有使用带柄铜镜文化传统的欧亚草原中去寻找(29)，沿着这一共识，本文将河西走廊发现的早期带柄铜镜放置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认识，以便明确其来源和传布情况。
前三千纪左右，在西亚和古埃及已经出现了带柄镜，如伊拉克基什地区(30)(前2900～前2340)，孟菲斯地区(前3200～前2700)、哈拉帕、摩佐达罗(前2350～前1750)。到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带柄铜镜在这些地区的使用已相当普遍。古希腊地区则相对稍晚(约前1400年)，形制多样且装饰繁缛，有柄镜、像柱式镜、匣式镜等(31)。考古材料显示，广袤的欧亚草原是带柄镜分布的主要地域，较之其他地区，发现数量多，种类丰富，并形成若干重要的独立制作地(图二)。参考相关材料和已有研究(32)，可将世界范围内的带柄铜镜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短柄镜，柄部有孔，使用绳、皮带系挂或装在皮袋中携带，镜身与镜柄系一次性浇铸或锻造而成。第二类的柄部为动物形状，动物种类有鹿、山羊、骆驼、鹰等，或站立、或蜷曲、或对首(33)。动物艺术风格形成于前8世纪左右的哈萨克斯坦东部和南西伯利亚地区，早期的动物纹样以单体为主，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动物形态，随着斯基泰人与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的交流增多，许多的波斯文化、希腊元素逐渐沁入到斯基泰艺术之中，表现出的动物纹样多为风格化，构图具有一定的程式(34)。第三类为长柄镜，镜身与镜柄为合铸或分铸后再使用铆钉、焊接、套合等方法组合而成，这类铜镜流行的时间较长，形制多样，是带柄铜镜的主要类型。如塔奎尼亚发现的镜背刻画有人物、动物图像(35)。埃及第十八王朝时期的一柄带柄镜较为特殊，椭圆形镜身，玉质镜面，一侧末端有一尖状小柄，嵌套在象牙质的柄中(36)。圣彼得堡博物馆藏有一件具有斯基泰文化和希腊文化特征的带柄铜镜，镜身为青铜质，柄为黄金制作而成，两者使用铆钉铆合连接，镜柄上有浅浮雕状的动物纹样(37)。
图二 欧亚草原带柄铜镜
1、3、4.特特克斯肯 2.汉卡林斯基山谷 3、5.卡梅申卡 6.罗格济赫7、8.斯塔夫罗波尔 9.波尔塔瓦 10.安诺夫卡敖德萨
与域外的发现相比，中国发现的早期带柄铜镜形制简单，地域性强，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河西走廊、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内蒙古、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川西高原、滇西北、西藏地区等，共计120余件，其中形制与河西走廊所见形制相似的仅见于新疆地区、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内蒙古地区、川西高原等地，具体梳理如下：
新疆地区 共12件。具体地点有阿勒泰布尔津图瓦新村(38)(图三，1)、圆沙古城墓地(39)(图三，2)、察吾乎沟二号墓地(40)、察吾乎沟西墓地(41)、拜其尔墓地(42)、巩乃斯种羊场(43)、乌鲁木齐柴窝铺(44)、葛尔村墓地(45)、阜康三江乡(46)、巴里坤托背梁墓地(47)(图三，3)、黑沟梁(48)、且末扎滚鲁克(49)。
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内蒙古地区 共15件。具体地点有刘坪墓地(50)、马家塬墓地(51)、于家庄墓地(52)(图三，5)、凉城崞县窑子墓地(53)、沂州窑子(54)(图三，4)、玉隆太墓地(55)、西沟畔墓地(56)(图三，6)、隆化(57)(图三，7)、辽宁五道河子(58)(图三，8)。
川西高原 共3件。具体地点有呷拉宗(59)(图三，9)、雅江本家地(60)、泸定伞岗坪墓地(61)(图三，10)。
图三 中国发现同类早期带柄铜镜
1.图瓦新村 2.圆沙墓地 3.托背梁 4.忻州窑子 5.于家庄6.西沟畔 7.隆化 8.五道海子 9.呷拉宗 10.伞岗坪
这类铜镜在我国出现时间较早，流行时间长，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西周中晚期至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晚段。时代最早的是布尔津喀纳斯下湖口图瓦新村墓地出土铜镜，年代在公元前12～前10世纪(62)；稍晚的有柴窝铺、察吾乎沟口、西岗、柴湾岗、濠洼村北等，时代在春秋早中期(63)；于家庄、呷拉宗、淳县窑子等大致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其余皆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晚段。早期主要见于新疆地区和河西走廊地区，中期主要分布在新疆、河西走廊、内蒙古南部、川西高原，晚期阶段发现数量最多，广泛分布在新疆地区、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内蒙古地区、辽西、川西高原等地。值得注意的是，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这些地区属于典型的游牧文化社会，或是受到游牧文化影响与其有着直接或间接互动关系的农耕区和畜牧区。
通过对欧亚草原、中国其他地区发现带柄铜镜的梳理，对河西走廊相关遗存的年代学研究，运用“比较考古学”的方法(64)，河西走廊发现早期带柄铜镜的来源和相关问题便一目了然。
这类带柄铜镜最早出现在欧亚草原中部地区，后来广泛分布于俄罗斯图瓦地区、叶尼塞河中下游地区(65)、阿尔泰地区(66)、米努辛斯克盆地、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塔吉克斯坦、七河流域、费尔干盆地、蒙古高原(67)(图四)。在切木尔切克文化时期，便有欧亚草原的人群进入新疆北部地区，阿尔泰又是东西方文化的汇聚地和交通枢纽，藉着三道海子文化的迅速扩散(68)，带柄铜镜从阿尔泰地区直接进入新疆阿勒泰地区(如布尔津县图瓦新村)，并不断扩散至东天山地区的察吾乎沟、柴窝铺，同时在河西走廊(如西岗、柴湾岗、沙井东)开始集中出现。新疆地区与甘青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69)，河西走廊是史前时期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枢纽，具有西方文化特质的青铜器、权杖头、土坯技术等遗存频繁被发现(70)，新疆东部青铜时代的部分丧葬习俗和遗物直接来自河西走廊的沙井文化、寺洼文化、骟马类型(71)，带柄铜镜在河西走廊的出现便是双向互动的结果。这类铜镜在不断涌入新疆地区的同时，并通过河西走廊开始向北方地区、川西高原传布，直达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内蒙古中南部，东至辽西地区。早在商代，从鄂尔多斯高原到新疆沿线便存在交通(72)，河西走廊也有来自内蒙古中南部一带的文化因素(如铲型鬲)。黄河上游与川西高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便存在着文化传播的通道(73)，凭借游牧力量的南下，带柄铜镜迅速进入川西高原地区。至西汉中期，所有地区基本不见带柄铜镜。值得注意的是，乌兰固木发现的一件带柄铜镜与隆化出土的形制基本一致，前者镜背饰有动物纹，而后者素面(74)。由此推测，晚期阶段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早期带柄铜镜与河西走廊关系密切外，不排除与蒙古高原地区直接接触的可能性。
图四 欧亚草原发现同类带柄铜镜
1.佩尔沃迈墓地 2-4.特特克斯肯 5.外贝加尔 6.乌兰固木 7.图瓦 8.乌兰德雷克
由此，这类铜镜在中国的传布线路大致如图所示：
河西走廊发现的早期带柄铜镜根植于欧亚草原，直接源头应在阿尔泰地区，途经东天山地区，进入河西走廊，并不断向东部的北方地区和西南山地传布。这个传布是从高纬度向低纬度，由西向东的过程。早期带柄铜镜在“华夏边缘”(75)地带出现、流行以及突然消亡的过程，当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东扩、渐次以及汉文化的崛起密不可分。可见，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欧亚草原中部的游牧人就与中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或半游牧地区建立了密切的文化联系，这种影响力甚至到了西南地区。
三、相关问题
河西走廊发现的13件早期带柄铜镜，9件出自墓葬(表1)，其余4件为附近的采集品，出土时部分表面有附着物，如柴岗M50粘附有许多的丝织物，西岗M79、M224的表面粘附纤维；西岗M199的铜镜出土时候放置在皮囊中，沙井东发现铜镜出土时被包裹在一块布中，推测这类铜镜平时会用丝织品包裹，或者放置在皮袋中。巴泽雷克2号墓出土二件铜镜的柄部被兽皮包裹并置于皮质的镜袋中(76)，乌科克高原的阿克-阿拉哈3号墓的葬者是一位贵族妇女，服饰在冰封的棺椁中保存如初，腰带上挂着一个毛毡制作的小袋，里面装有一柄木柄铜镜(77)。欧亚草原上的鹿石图像也为带柄铜镜的携带方式提供图像资料，如乌尤格河和塔日拉克河汇流处发现的一方鹿石上刻有两只口袋、两面镜子，一面镜子刻在口袋上，另一面镜子刻在口袋下；巴彦查干河左岸的鲍通德河谷中发现一方鹿石，上刻画有太阳、月亮、项链，下面是挂有短剑的宽腰带图形和刻有镜子的口袋图形，以及剑、镜和战斧图形；根金-布拉克发现8方鹿石，其中第六方和第九方均有带柄镜(78)。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的石人腰带上都会有悬挂口袋(79)。带柄铜镜出土时基本都在死者的腰部或腰部附近，这些铜镜出土时除自然的破损外，未见有火烤、打碎等人为的破坏行为，应该是随身携带的物品，且系挂在身体或服饰上。具体而言，这些铜镜的柄端都有穿孔或桥形钮环，专门用来系挂绳带之用，如西岗M140、柴岗M50的铜镜柄端周围有铜环、环形首饰，是用来和绳带系挂或缚在吊饰的末端，与外贝加尔石板墓铜镜的柄端使用绳索与一环形串联使用的情况如出一辙(80)。据统计，河西走廊发现早期带柄铜镜出土时位于腰部及附近，可见铜镜并不是随意散落在墓葬中，而是聚集在某个相对特定的位置；性别明确的有7座，其中女性4座，男性3座；葬者为青年、成年人(81)；葬式都为仰身直肢葬。大量的民族志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揭示，在亚欧大陆的北部曾普遍存在过萨满信仰，在这种信仰的影响下，欧亚草原很多民族视铜镜为神物，常被作为萨满的法器(82)，也被视为护身符、吉祥物(83)、身份(84)等。可见，河西走廊发现的早期带柄铜镜除了其生活化的用途(照容、装饰)之外，还是一种性别、年龄、身份的标识，也被赋予了一种神秘性。
表1 河西走廊早期带柄铜镜出土情况一览表
注：空白格表示原报告未有相关信息
图一、图三、图四举例显示，尽管中国发现的这类带柄铜镜脱胎于欧亚草原同类带柄铜镜，但与其也存在一些差异，如河西走廊的D型铜镜镜柄上有桥形钮环的特征不见于欧亚草原，川西高原的呷拉宗、泸定伞岗坪出土的带柄铜镜的形制几乎一致，甘肃东部清水刘坪与马家塬出土带柄铜镜的形制、大小基本一致，这些带柄铜镜的形制与欧亚草原和河西走廊所见也存在一些细微差别，推测这类带柄铜镜传入中国后逐渐开始被模仿制作，并形成不同的地域风格。河西走廊地区是中国早期冶金技术的重要策源地，在西城驿文化时期(前2000～前1700年)就已拥有成熟的冶金技术(85)，西城驿遗址发现石镜范(86)，足以说明这一地区在青铜时代早期就已掌握铸造铜镜的技术和工艺。
至于河西走廊发现早期带柄铜镜的族属，大多研究者将文献所记载的曾活动于河西的居民地望与考古学文化进行类比，如张光直认为乌孙、月氏与四坝文化、沙井文化有直接关系(87)，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指出沙井文化便是月氏、乌孙人的遗存(88)，或是月氏和乌孙西迁以前的遗存，或与古戎人义渠有关(89)。也有学者另辟蹊径从语源学、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尝试(90)，但尚未有明确的结论。河西走廊自古便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同时也是商贸的重要咽喉通道，由此吸引了众多民族汇聚在此。从考古学文化因素和复杂的生业经济来看，构成沙井文化的文化因素，既有本土的土著文化，也有来自河湟地区(91)、甘肃东部、内蒙古中南部、新疆、域外文化等。沙井文化所在的地点集中在民勤绿洲、永昌盆地之间，是农牧并举的肥沃之地，也吸引了众多不同文化汇聚在此，可见，沙井文化的文化因素较为复杂，不能“一刀切”地认定其族属，物质文化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族群，辅助有农业、渔猎业等，其族群主体为本地土著人群，也有来自欧亚草原中西部和东方的人群。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河西走廊史前文化互动与社会研究”(17CKG001)
作者简介：陈亚军(1984- )，男，甘肃敦煌人。历史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史前考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