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阎纲散文杂感（插图）连载16：忍看朋辈成新鬼
阎 纲，男，1932年生，陕西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供职中国作家协会，后调文化部，编辑家兼评论家。后期以散文随笔著称。著有《文学警钟为何而鸣》《我吻女儿的前额》《美丽的夭亡》《阎纲文化之旅》等。
你在散文随笔的创作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你的《我吻女儿的前额》和《美丽的天亡》，我几次拜读，每次都流下泪水。我认为，这样的文字，将成为传世之作。——屠岸
阎纲那些追忆性的作品，以独特的角度回顾文坛沧桑，韵味深长。——陈忠实
阎纲散文的风格是平易，是亲切，是坦率，是真诚，是行云流水般的自如和潇洒。他善于实话巧说，长话短说，摇曳多姿，不落俗套，能于平朴中见文采，于淡泊中寄至味。他的散文属于那种有价值重心和意义指归的散文。——李建军
李林荣教授写道：阎纲的散文聚焦于人，着力于情，世态人心众生相，尽显爽直话语中。他的杂感体例各异，内审已、外观物，关切民风，描准文坛，映衬出的是跨世纪数十年来的风云变迁。
作家杨闻宇说：阎纲作品的最大特色是解剖人性。他所执的手术刀似比孙犁的锋利、明快。
“微风读书人”魏锋说：阎纲散文七个字：老辣、简约、有风趣。
伤逝。兔死狐悲。
鲍昌去世，作家们震惊，痛惜英才早逝。刚收到鲍昌寄来由他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见物思人。
记得那年在西安，我和他一道参加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年会，会上，鉴于新批评用词太新，既有一新耳目之需要，又感名词轰炸之烦恼，议论纷纷。我说：“对评论中的新名词一概抵制是不对的。对新名词我自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学习。”我还建议说：“当务之急，是编一部《中外文论新旧专用名词对照表》。”大家笑了，我却是认真的。不承想鲍昌悄悄地担起这副重任，搞出一本大部头的词典，共收文艺领域14类20世纪以来出现的新术语共2495条，及时帮助人们增益新知识，使我佩服同时吃惊。
又是作协书记处繁忙的事务，又是孜孜不倦的创作和研究，又是装修新居焦头烂额精疲力尽，体内的癌细胞乘虚而入，在他迁入新居为拥有宽大而明亮的书房暗自庆幸的霎时间，59岁，正当年，倒下了！
追悼会前，大家相互提醒：“千万节劳，剩下这把骨头不能再拚了！”但是这些劝别人的话说得越起劲的人似乎越忙于“活动”不思节劳。
又传来张弦病危的消息。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一鸣惊人，读者喜欢上这位作家。张弦的作品不多，但都经过精心打磨，几乎每篇作品发表都能给人以刻骨的警示。张弦以社会性的、深刻的爱情悲剧和匠心独运的艺术巧构赢得众多多情的读者，从而将情爱小说的创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1982年，刘锡诚我们俩在张弦南京的家里作客，蟹正肥，开心把盏，夫妇殷勤待客，嘻笑颜开，情景如昨，不堪回首。
贾大山去世的消息真不敢相信。《取经》之后，大山避贤敛迹，深入浅出，仔细琢磨他自己的路子。地区和省上几次调他，他不去，这一点很像乔典运，真心为农民写作这一点上，也像乔典运。80年代初，大山破例出任正定县文化局局长一职。他视文学如生命，却潜心于文物和古建筑；静如处子，心到神知，古井无波，严格素食，又像是出家人。
1983年7月，我和王蒙由延安到太原，过河北看望当地作家，回京途中，到了正定，在张庆田陪同下，专程拜蔼大佛寺，意外地遇见贾大山。
大山正忙于大悲寺和开元寺钟楼的重修工程，异常投入，疲惫不堪却如数家珍，不承想一个作家竟然为修复古建心力交瘁以至于此！
面对海内宝刹第一名区的“大佛之城”，大山如数家珍，依次介绍世界古建筑孤例的宋代建筑摩尼殿、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的倒座观音、中国古代最高最大的铜铸大佛、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铜铸毗卢佛，还有隋碑第一的龙藏寺碑等等。大山极富宗教教义、建筑学智慧和雕塑艺术之美的解说，把我等顿时引入佛门净土。
大山兴致勃勃，但一圈转游下来，兴奋之余露出疲惫之色，他太累，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1983年7月为了宣传《人民文学》和《小说选刊》，阎纲同王蒙一路叫卖到河北正定，在县领导和文化局长贾大山陪同下参观大佛寺修复工程，右起：贾大山、崔道怡；左起：张庆田、阎纲、王蒙。
【注】总书记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1998年著文《忆大山》。
2014年阎纲写了《也忆大山》。
我们要离开，大山把我拉到一旁。我抢先询问他的工作情况和写作情况，他说文化局的工作责任重大，现在又搞修复，两头忙，哪顾得上写作！我一再嘱大山再忙也得写点，他却再三提醒我再书生气也得帮大庙说话多少给化点缘……。
返京路上，我向王蒙转达了大山“化缘”的请求，王蒙说“看情况吧，尽量。”到了儿，我们没能给他求布施“化”到“缘”。现在想来，要是推迟到1986年王蒙当上文化部长，我接着主笔《中国文化报》，事情也许一蹴而就，因为当时的文化部管着国家文物局。
贾大山不幸，只活了54年。
《取经》之后，大山以孙犁为师，纯正、简洁，作品不多但精致，把小说当诗来写，深沉不沉重，精确却带幽默，深入开掘农民苦难而智慧的灵魂，背后藏有禅机。孙犁说：读大山的作品像是吃未经污染的棒子面。
大山生前没有作品集出版，铁凝仗义，亲手筹划，出版《贾大山小说集》，写了感人的序言。
“菜花黄，病人狂。”惊悉刘绍棠不幸去世。
70年代末，刚刚粉碎四人帮，《文艺报》请绍棠等一批在京的农村写家，座谈农村题材文学创作问题。只见绍棠提溜着黑包，拖着沉重的身子，爬上沙滩文化部主楼5层，风尘朴朴，直喘气，大老远地冲我就喊：“阎纲，我可是响应你们的号召，说到做到，马上回通县去。户口已经转了！”然后拍拍左手的黑提包说：“户口本就在里头！”然后才跟我握手，如此场景，最难忘却。
1980年夏，石家庄小白楼，鲍昌、维熙、绍棠等一伙孙犁的弟子聚首，讨论“荷花淀”流派问题。会上抢着发言，会下逼着喝酒，个对个，都不是绍棠的对手。酒后吃西瓜，也都吃不过绍棠，他说他一顿能吃大半个，信不信由你。当绍棠用右手抱起西瓜的时候，我留意地观察到，偌大一个西瓜宽不过绍棠的腰围。我劝绍棠节食、节劳，他不在意。随着新作大量出世，更劳碌，我多次去他家商量事，反复劝他千万别累着，他不听，肥胖高血压心脏病，拼死命和时间赛跑，不断地透支生命直至生命枯竭。
绍棠神童，才华横溢，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开国人“新乡土文学”之先河。绍棠热爱生活，寄情山水，善交友，敢为朋友两肋插刀，算得上忠义之士。他很开朗，十足的乐观主义者，却难免天真幼稚、孩子气，大大咧咧，老实致愚，容易上当。他的猝死，失之大意。享年61岁。
路遥去世，又惊！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魂的一幕》获奖，他非常谦虚，把功劳记在《当代》主编秦兆阳的帐上，【并感谢刘茵和我为增补该作提名所作的努力】。
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颁奖会在京西宾馆举行，贾平凹领着他天真可爱的“满月儿”领奖来了，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亮相获奖的大轴戏。我清晰地记得我们首次见面的情景：二人那么激动，又那么腼腆！恕我直言，在大庭广众衮衮诸公众目睽睽下，两位黄土高坡上下来的乡党“土”得直掉渣儿，谁能料到他们的今后！
路遥敏锐，发现了高加林，他的《人生》触及当代青年的痛点，我先睹为快，书信往来，一起琢磨启蒙的时代在城乡交叉地带的折光。《人生》出书，又拍电影，一时间声名大振。
路遥避居陕北撰写《平凡的世界》，非常之苦，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为农民唱赞歌，是一团火在窑洞里燃烧。马上就要完稿了，朋友们大摆筵席，等待他煞尾收笔为他祝酒，不成想这最后的一段文字如此难产。大伙眼巴巴地等待着《平凡的世界》非凡的一刻。路遥用一盆热水泡手、抻手，僵硬的手渐渐活过来，终于为卷帙浩繁的书稿划上一个圆圆的大句号。划完句号以后，路遥疯了，一把推开窗户，将笔扔了出去，扔得很远，然后问自己的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又冲进厕所照镜子，对着镜子再行叩问：“我究竟为什么、为什么？”放声大哭。
一个磨穿铁砚、使人不堪其苦的陕西冷娃，他心血浇灌的《平凡的世界》赫赫然“茅奖”全票夺冠。那年北京大雪，路遥专程来京召开《平凡的世界》讨论会，我因报纸审样未能到会。1992年回西安，我专程趋前拜访。路遥精神疲惫但满脸堆笑，相谈甚欢，地上的烟蒂一大堆。临别时，他再三提醒我给北京的朋友们代好，“一定给王蒙捎个话：‘他是胜利者！’”然后硬塞给我两盒“红茶花”，他抽的却是杂牌廉价烟，劣质烟草致癌，最终吞噬了年轻的生命。
我面前这个人是不是“渴望生活”、割掉自己耳朵的梵·高？
共和国的同龄人，一条陕北汉子，只活了42年！
我的外甥王可为，失业住在我处，闻讯，从枕头底下取出40块钱，让我转交给清涧县破窑洞里一个哭瞎了眼的老婆子。
呜呼！才子命薄，皇天曷亟。
路遥的灵魂家园在黄土高坡，云游陕北而全国。大风从坡上刮过，世界不平凡，路遥珍重！
路遥去世不久，邹志安也跟着走了。
邹志安是我的小同乡，是我们醴泉县70年代末冒出来的青年小说作家。
邹志安是黄土地的孝子，一生歌颂黄土。他笔下的黄土取像于《父亲》，《父亲》取像于黄土，从亲缘血脉的传承上发现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笑声中有哭声，深情中见忧愤，基调连同他的死，都带有悲壮的气质。
1976年，邹志安被我所在的《人民文学》请来北京改稿。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是我专程跑到和平里招待所、拼命砸开紧锁的大门首先告诉他的，成为历史的纪念。粉碎“四人帮”后，他和叶文玲等，是首批被邀请参加《人民文学》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的作家，这是中国文坛劫后余生首次小说家的聚会，要上文学史的。他们受到茅盾、周扬、刘白羽、张光年等一批老作家的接见。
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志安不安，是我将《哦，小公马》高票入选的消息传送给他的，他喜不自禁，电话中按捺不住的笑声久久挂在我的耳旁。他后来回醴泉挂职，任县委副书记，我回县探亲，他摆了三桌酒席招待我。席间说到现在经费困难，干部工资发不出去。“那你怎么用公款请客？”我狠狠批评了他，他不好意思，说：“再穷，还没钱管你的饭？”我说：“咱们都是从难处过来的，不可不可！罢罢罢！冯仁兄（坐我左侧），今天这一顿，算在你《秦都》杂志的账上，行吗？”
邹志安家境贫寒，稿费、奖金杯水车薪。我办《中国热点文学》时，向他约稿，他满口答应，回信说：“我现在就靠写通俗小说换钱呢！”
可怜他只活了46岁，比路遥多活了四岁。
邹志安同样毁于劣质烟草，死于贫困，燃烧在文学的炼狱中。
队伍减员，有向年轻化发展的趋势，这很可怕。我曾向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建议成立作家保健基金会。
又一个陕西中年作家金铮去世。金铮肺癌，咳嗽、咯血，不肯住院，瞒着大伙。那年夏天，多雨，大水冲进他低洼的斗室，他立刻拔掉氧气管子，把一捆捆用生命浇活、刚刚出厂的《传记文学》抱到床上，不顾吐掉的鲜血从嘴角流出。
左起：金铮，贾平凹，霍绍亮，路遥
他去世前的十多天，我给他送药，他挂着吊针，全身插满氧气管等密密麻麻的管子，像是被绳索捆绑在行讯室。
恐怖的病床边，我两次与他交谈，谈肺癌，谈文艺，谈编辑，谈出版，兴致不减当年，像没事的人一样。吴女士悄悄告我：“他什么都知道，但心情不错。夜深人静，只有他和我时，不免想念亲人，想念朋友，留恋人生。”
金铮原先在西安办《喜剧世界》，敢言时事，约我写稿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敢写我就敢发！”果然如愿，斗胆言人之所未言，以“并非完整地理解”为题，对《邓小平论文艺》一书的编写工作提出批评。
金铮调北京主编《传记文学》不到半年去世，留下可怜的妻子和小女，女儿哭着找爸爸，我的心碎了。
金铮是个刚强的人，是拼命三郎，是工作狂，又是放浪形骸的酒鬼，快人快语，满头白发犹太人，敢做敢为，英年早逝好像命中注定。
传来“敏腔”演员杨凤兰穷愁潦倒的消息，我和旅京的陕西作家联名给省文化厅长、省委正副书记写信：“……杨凤兰奉献了丈夫，耗尽了心血，继承了催人泪下的李派唱腔，官员百姓，无不动容。但是，她的工资仅有228元，低于城市最低档的生活补助！就是靠这228元吃饭、治病，将‘敏腔’搬上央视屏幕，引起轰动。无计可施，只好惊动你们，我们的青天大老爷！”
杳无音讯！
如今办事，即便上面说了话甚至作出决定，下面置之不理也不少见。
1999年10月，杨凤兰殁，我们唁电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于她的溘然长逝表示震惊。”署名者我、周明、王巨才、郑欣淼、刘茵等陕西作家8人。
乔典运多次手术，不能留住他的肺息。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农民作家乔典运的出现意味深长。乔典运深深地扎根在庄稼地里，虔诚地拜倒在历史老人的膝下。乔典运有意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替农民说话，却绝不为农民护短。乔典运在农民的历史性的悲剧里面升华喜剧，又于喜剧里蕴含着史的悲哀与教训。乔典运同农民保持天然的联系，他的作品诚实朴素，幽默厚重，无疑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农民的处境和心理的一面镜子。我一直喜欢他的小说，甚至对他的不成其为“村魂”的《村魂》产生偏爱，与他多次通信，称赞，又指瑕，十分融洽，《红旗》杂志及时作了介绍。乔典运三次辞谢到省城任职，发誓不离开农村，这样的决绝，需要多大的狠心！没有离开农村，作品一篇接着一篇，数量不多，质量很高，又好，又可笑，都是刚从树上新采摘的鲜活果子。那年去西峡，我专程到他的新庄院里看他，送了他四个字：“大俗成雅”。
乔典运 (1930——1997)
生命对于乔典运已经很不耐烦，他在病床上“拚命”了，日夜兼程赶写他一生的体验，终未煞笔而成绝唱，一部《命运》，象征贝多芬的《A小调第五交响曲》，实际上是一部（我称作“临终忏悔”的）未完成的安魂曲。
《命运》写道：眼看着以神圣名义把一个个同志送上审判台，他想出个招儿：“三十六计，‘不说’是上计”。他由此躲避了一场又一场灾难。“是我有先见之明？是我正直正确？我没揭发别人是我不昧良心？直到如今我都怀疑，假如当时给我戴了红布条，我会不会为了表示积极去揭发别人？假如当时给我戴了白布条，我会不会为了立功去出卖别人？我想我可能也会，也可能比别人更积极，因为我也是一个极普通的人，也想生存，必须要保护自己，何况我还是个不如人的弱者。这样想了，我就不责备群众不坚持实事求是，从不认为自己高明。”
《命运》用自己亲身的经历还原了历次政治斗争，用真实的细节诠释了绝顶荒唐的历史，也给我辈知识分子画了像，为中国文学留下前改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苦闷历程的缩影。
作家杨曾宪问得好：“谁来续写《命运》？”
弥留之际，老乔委托来京参加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河南代表（同是西峡人）廖华歌等，让她们务必找到我，说“阎纲一定到会，你们一定替我向他遥致问候……”我哽咽，只顾抹泪，说不出话来。
最令我伤心不过的，是西影的剧作家王保成。王保成一生勤于笔耕，留下《梦幻与现实》三部曲和一系列中篇小说等大量坚实的文学作品，还有《神禾塬》等广为流传的电视连续剧，在癌痛的残酷折磨下又咬牙收集散作编成《天然居存稿》一书。我们彼此关注却疏于问候，不料2005年5月，在病床读了我的《【解读李真之死】与“官员写作”》之后，他竟然仄起身子，紧握颤抖的笔给我签赠新书《天然居存稿》（据说那是保成的绝笔签名），并由友人转告我几句话，倒像是给我写墓志似的，几经周转到了我的手里。当我找到他的电话回复他时，他已经走了，
61岁！比我年轻一轮。
保成说过：“朋友很多，但在关键时刻能够帮忙的很少。刘兆英是多次在我困难时给了我帮助的朋友。”刘兆英说：“他是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他燃烧自己，因而他的作品也是火。他的《梦幻与现实》三部曲是具有史诗意义的大作品，可惜人们要在十年后才能认识到它的巨大价值。在创作上他是一个特行独立的作家，他披荆斩棘的心路历程呈现在《天然居存稿》之中。说到病，他却很平静，只是说‘人生重在过程，结果都是一样的。’”
……
当今中年以上的作家，有的封官作文，有的弃官为文，有的丢官为文，有的能官能文，有的亦商亦文，有的以文渲泄，有的以文抗争，有的以文宣教，有的以文治世，有的以文玩世，有的以文消闲，有的以文发财，更有甚者既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采菊东篱下”，“垂钓桑波间”，“与君相携卧白云”，“百折再看高潮来！”做着各式各样的淡泊长寿或兼济天下的梦。
我敬鲁迅，身体越是不听话，越要“赶快做”。我佩服韦君宜，在轮椅上哆哆嗦嗦“划”完她的《行路难》——最想说而只有现在才能说的心里话。刘绍棠出国还要坚持完成每天的写作计划。我亲眼看见有的作家在公务繁忙中辛苦地爬格子，亲眼看见王蒙刚下飞机寒喧之后马上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作家生来就是艺术的孕妇，身不由己，不吐不快。
“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梁谋。”不写东西作家吃什么？
“不能再拚了！”不断地提醒，不停地叹息，痛惜之余，吭哧吭哧，面壁拈须，想写的还得接着写。不时地有作家离开我们，我们不时地相互提醒着，但是追悼会开过之后，那些最爱逢人便说“可不能再拚了！”的人自己又拚命“活动”了。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活着就要吃饭，先找食吃，吃饱肚子就要说话，或寻觅，或争夺，或付出。作家不能醉生梦死，假若今天不死，就要一如既往，好好想想下一张稿纸上怎样开头。
死亡像是要提前降临到饱经磨难的中老年作家的身上似的，什么“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有的人过了七十三、八十四叫都叫不去，而有的人离七十三、八十四路漫漫其修远兮，一眨眼化为青烟。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仍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杨慎《临江仙 说秦汉》
1994年4月1日稿 世纪初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