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夫专栏◎榆林四记（榆林本是一旺泉，“小北京”，红石峡，镇北台）

著名作家厚夫授权       专栏

榆林四记

文/厚夫

我惊诧于造物主的奇思妙想，把榆林城设置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头枕漠漠黄沙，脚濯片片水田，北国风情和南国色调优美地结合。上帝让那些文人墨客们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却只能在博大精深的汉语里找出“塞上江南”四个大字，来形容它的生动特点。多一字则过，少一字则不足，唯有此恰如其分。

榆林是什么？具体的榆林，是万里长城线上的一座百年古城，是明代“九镇”之一延绥镇的治所，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相对峙的产儿。抽象的榆林，是上帝嵌在沙漠边缘一颗亮丽的珍珠，是一串用精深的历史故事所串起的玛瑙项链。

当我置身于榆林城，漫步在那颇具古典韵味的老街之时，当我呼吸着桃花泉水过滤后的清纯空气之时，当我的皮鞋在高高低低的砖巷里敲出脆亮的声音之时，我愈发意识到浮光掠影是根本读不懂榆林的。唯有细嚼慢咽，方能品其三味。

榆林本是一旺泉

从某种意义上讲，后人应该好好地感激榆林城里那口人称桃花水的普惠泉。它是榆林城的缔造者，一泓明净清纯的泉水，洋溢出一个几乎能令历史驻足的悠长故事。

榆林城内“偏北有普惠泉，水由山根涌出，流而成渠，灌溉园圃，郡人食之”。这口叮咚作响的汪汪泉水，激活了北方常见的抗旱树种榆树们，浇灌出人烟与村落。于是，这里有了一个叫“榆树庄”的名字；于是，在以后烽火岁月中，榆林两字一直作为最基本的字眼定位于历史的银幕上。

清雍正《陕西通志》对榆林城的出现，有这样的解释：“榆林府因明榆林卫旧名也，本汉榆溪塞……名因塞置卫，遂取名焉。”它的意思指现在的榆林城，在明为榆林卫，在清为榆林府，乃是起源于汉朝的榆溪塞。因此，按照这样的推理，现在穿过榆林城北红石峡、紧傍城西侧南流的清水河，也就因之获“榆溪河”的名称。许多人认为榆林城、榆溪塞、榆溪河三者的命名，同出一源。然而，仔细辨来，汉朝的榆溪塞和今日的榆林城，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风马牛不相及。

《汉书·韩安国传》中王恢说：“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构筑战略防御设施，为何用榆树构筑体系？榆树是北方干旱地区抗旱性较强的树种，易活，耐旱，极易成林，在冷兵器时代，它设计的障碍使长于骑射、适于在开阔地带冲锋陷阵的匈奴优势顿时瓦解。可以这样说，榆树在汉民族守护家园的战争中立下卓著的功勋。到了汉代，卫青曾率大军与匈奴作战，“按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汉书·卫青传》）。这里的“榆溪旧塞”仍是蒙恬率30万大军经营出的“树榆为塞”。后来口耳相传，又把榆溪塞叫作榆林塞、榆林山。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诸次水”条写道：“诸次之水东经榆林塞，世又谓之榆林山，即《汉书》所谓榆溪旧塞者也。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薮矣，缘历沙陵，届龟兹县西北，故谓广长榆也。”榆林塞和今日的榆林城没有关系，诸次水不能与榆林城西的清水河混为一谈。因为《水经注》记诸次水是直接注入黄河的，而清水河则是无定河的一个支流，在《水经注》里别称“帝原水”。如果以《水经注》“诸次水”条为根据，进而把今日的榆林城与秦汉时代的榆溪塞拉在一起，那十分荒唐！当然“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干”，自秦蒙恬始，历西汉卫青，到后来的北魏时期，守边大军在河套地区广种榆树，榆树成林、成带，形成一道绿色屏障，却也是事实！

榆林城的出现，是汉民族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长期对峙的产儿，是政治与军事的宠物。长期以来，聚散无定的北方游牧民族时刻觊觎着南方丰富的资源。尤其到了明代朱元璋夺取以蒙古族为核心所建立的元朝后，远遁荒漠的蒙古贵族野心不死，仍做着昔日旧梦，企图夺回失去的江山。狼烟突起，烽火正旺，北方传来阵阵关于战争的声音。一次次疲惫不堪的征战，换来百姓沉重的灾难。于是，明代的统治者又开始在陕北一带兴堡修城，企图用守株待兔的方式抗御来自北方的冲击。因而榆林塞里建立了榆林卫，这口汪汪的泉水成了小小要塞榆林卫的生命保障。

及至明成化年间，延绥镇巡抚余子俊上书朝廷，把延绥镇的治所由绥德迁到榆林卫，同时扩址建城，增兵设防，进一步提高它的政治军事地位。及防鞑靼边患，明王朝在隋长城旧址上修治长城，形成一条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时，榆林更有了它的特殊地位，成为北疆的九边重镇之一、延绥镇的指挥中心。它统辖着陕北高原1400多里长城沿线上36座营堡的庞大防御体系，几乎承担了防御盘踞在河套地区“套寇”的全部任务。

正因为有缘水而居的习惯，榆林塞才有可能发育；正因为它能东依驼峰，西偎榆溪，襟山带河，虎踞岳南，以其东扼雁并，西卫甘宁，南蔽秦陇，北控内蒙古险阻之地势，榆林才能成为历代兵家必控之地。可以这样认为，没有这泓普惠泉，那榆林兴许要改变它的位置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普惠泉清澈、甘纯，酿醋，则醋香于心；沐浴，则体润肌嫩；饮用，则青春靓丽……于是，榆林城里的姑娘们个个宛若春天里盛开的桃花；于是，这一方性灵的泉水，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桃花水”了。

榆林人也懂得如何包装这口泉水，赋予它一个神奇而美丽的传说。相传，清代康熙皇帝西征蒙古噶尔丹部路过榆林小驻，当地厨师特意为他做了一道地方佳肴。他一口下肚，只觉余香满口。一碗兴致未足，一连吃了三海碗，他方才点头称快。菜何名？“清香白玉板，红嘴绿鹦哥。”康熙回京后，想到榆林名肴，命御膳房做，做来做去，总没有原来的滋味。其实，它是道豆腐菜，让厨师和宣传者们传得神乎其神。至此，榆林豆腐名扬京师，声振三秦。于是有人吟得《豆腐诗》一首：

传得驼城水最佳，皮肤褪尽见精华。

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

瓦缶惊来蟾有影，劲道剖破玉无瑕。

各种滋味谁得知，多在万户与千家。

榆林人通过豆腐这种道具，这种闻名遐迩的地方特产，把普惠泉“桃花水”的美名一路带到京城，撒到东西南北……

不仅如此，榆林人专门给普惠泉设计了一个优雅的生存空间，赋予它神灵般的气息。当我沿着弯弯曲曲的砖巷走到了一座古雅秀丽的楼阁前时，热情的榆林人告诉我这就是有名的梅花楼，它的下面就是普惠泉的源头了。梅花楼原为一座寺院的主楼，如今寺毁佛灭，但梅花楼依在，高高耸立，见证着历史。普惠泉这本身带有佛学阐释意味的名字，说明了泉生寺、寺旺泉的关系。泉水仿佛是释迦牟尼智慧之手点化出的恩润万物的圣流，汩汩流淌出的不仅仅是一种滋育人类生存的物质，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这种文化慷慨大度，给予所有的榆林人。它既是大众的，又是高雅的；既是文人的，也是布衣的。瞧，这泉水在民间俗称“龙王泉”，属于龙王麾下的一个兵；在佛界又雅称“普惠泉”，有种普泽四海的佛家心怀；而在文人骚客笔下，又来了个“寒泉冬蒸”的雅号。

有诗这样称道普惠泉：

驼城十里涌寒泉，冬日云蒸众壑前。

烹茗恰如深鼎沸，饮汤真似曲池煎。

纵令夹岸霜飞塞，应讶长波灶吐烟。

一带萦回冰不结，溪间溅月碎还圆。

突突作涌的普惠泉，滋育着山庄与农田，演绎出榆林城的故事。它是造物主赐予的厚礼，我们必须永远善待它。

“小北京”

旧称榆林是“小北京”，此话不假。

经过几百年的风侵雨洗，榆林老城的格局基本健全地保留着。驼山脚下是条老街，老街是城池的主轴，依次有序地排列着万佛楼、凯歌楼、星明楼、鼓楼和钟楼。只是年代不同，风格各异，镌刻着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老城被古城墙围护，并设有许多墩台和城门。大的墙门上建敌楼，下筑瓮城，并设千斤闸，城门楼巍峨、雄壮，能看出北京城里城门楼的影子。与众不同的是，出于实战的考虑，建城时明王朝为防止蒙古骑兵的突然袭击不设北门，而是在城墙正中建了座镇北楼以观动静。

驼山不高，其势从容。于是，那些毛细血管般丰富而发达的小巷依地形蔓延开来，串联起榆林城的千家万户与几百年的沧桑故事。不管街道也好，巷子也罢，虽说或宽或窄，或陡或缓，但井然有序，各得其道。而且一律青砖铺地，打扫利落，鞋子踩上去，会发出一种有节奏的音乐声，让人产生愉悦的心理。

沿巷边比比排开古朴庄重的高门大院，它们也是榆林的特色建筑——“四合院”。本来，窑洞是黄土高原的主体建筑。黄土地有千沟万壑，黄土直立性强，易于挖掘，当地百姓就地取材，掘而成穴，名曰“窑洞”。兼之窑洞具有冬暖夏凉等特点，便出现了石窑、砖窑。久而久之，窑洞成了黄土高原上一道独特亮丽的民居文化风景。而在榆林，民居大都以四合院为主，高墙低檐，相间排列，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榆林老城的四合院，大都有门檐、影壁、二道月亮门、回廊、耳房等。屋檐绾有精美的砖雕，影壁两旁有石刻的对联和烧香的小佛龛，木制门窗上配有精美的铜饰，有的院内还置有假山和鱼缸。它们设计精巧、布局合理，有种玲珑剔透之感。有的还融注陕北窑洞的一些装饰特点，进行了一番改造，使之更为民间化，更为亲切和生动。

众所周知，四合院这种居民形式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代表，当然，也是北京的特产。它怎能跑到塞上荒漠“安家落户”，并且子孙兴旺呢？我以为几百年后，它在陕北高原上生动的存在，本身就是当年榆林为大明王朝边防重镇的有力证据。遥想当年，“套寇”进逼，边关吃紧，延绥镇成为“九镇”之一，榆林也逐步长成为一个军事重镇。那些身肩皇差的朝廷命官和把总们，携家带口，风尘一路，赶赴这里。这种扎根边塞，往往一晃就是几十年。甚至有的官员和将领们大都是北京和大同一带人，可见这个“安居工程”与他们直接相关。四合院既成了起居办公之所，又兼备了打发乡愁的功能。俱往矣，灰飞烟灭的是达官显贵和人间风流，抹不去的却是这些打着历史印记的四合院。

半个榆林城斜挂在山坡上，既窄且陡的砖巷，不便汽车和自行车行动。因此，最实用的交通工具便是摩托车了。摩托车成为榆林街的一道风景，大街小巷到处窜，仿佛江南水乡的小划艇，五颜六色，在灵活中生出一片机智。那些壮后生、俏媳妇、俊女子脚踩油门，招摇于巷，在旋风式的惊险当中，感受到生命的快乐！

小巷里飘逸出一缕缕清幽的琴瑟之声，仿佛酥雨二月的江南田间开出的一两枝杏花，又似池边垂柳下骑牛牧童的笛声，顿时润泽了心灵。踏着青砖小巷，循声而过，看见一虚掩着的大门，迈将进去，但见三五人，置壶水酒，在院内自娱人生。一人执琴，一人执月板，一人咿咿呀呀地唱。歌者是满脸络腮胡的白发老汉，唱腔兼有婉约、凄丽的江南之式，着实令人不解。疑惑之际，一老者解答，此为“塞上小曲”，也是榆林的一道特色菜，可以说是明朝江南小调的变奏。虽经数代传唱，多了几分北地的苍凉，但仍不失南国的底色与滋味。老者还引经据典，进行一番解答。他言中国古代有异地为官的制度，虽说在这里做官的大都是京城里派来的，但这当初苍凉的塞上风云，令他们多了几分寂寞与忧愁，难免产生“短亭连长亭，何处是归程”这种凄凉的心境。于是他们邀来江南的歌舞女子，用一管清箫，一段浅唱，陪伴他们打发青春和激情。如今，那些征战沙场的将士们早已走进苍凉岁月，可一份凄丽哀婉的小唱一直保留到现在，这是喜是苦耐得人们咀嚼。当然，经过几百年的民间加工与改造，“塞上小曲”已非昔日之“枳”，而成为当地百姓喜爱的一种民间娱乐方式。每到高兴之时，三五相邀，把酒相酬，操琴浅唱，有滋有味。老者语音圆朗，虽为陕北方言，但仔细一辨，颇有几分北京人的语色。怪不得行前友人告诉，榆林说话天生就是北京腔，若要学普通话，教半天时间就够了，看来这半天也是多余的。兴许正因为有这么诸多的理由，榆林才叫作“小北京”了。

有趣的是，在榆林老城，我还发现了一个巨大秘密，那就是榆林城里的“莲花池”，竟使榆林老城终日沉浸在一种清香之中。史料记载，植入荷花是本世纪初的事了，聪明的榆林人利用那一泓涓涓而出的“普惠泉”，挖出这个池塘，并逐步培育成现在的规模。莲花本是南国的娇女，文人雅士赋予她高洁之气，“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远道而来的南国之女，绽出一池高洁，顿令整个榆林城为之清爽，提足精神。

在走街串巷阅榆林老城的时候，我愈来愈感到榆林城的神奇。我感到榆林城至今仍刻骨铭心地散发一种高贵之气，这种高贵之气是大明王朝时遗留下来的。榆林城仿佛一个满腹禅意的世外高人，它悄然默守岁月，与世无争，于世无为，宁静而悠闲。然而，时代在前行，榆林似乎有些“高处不胜寒”，它优秀的历史阻碍着它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骤雨初歇，我走过被小雨润酥的榆林老城，爬到驼山一垛残败的城墙上。此刻，阳光一片灿烂，榆林城尽收眼底。那条滋育“塞上江南”的榆溪河，垂柳成荫，水光潋滟。河西叫“西沙”，是榆林城的重点开发区。看样子，榆林城的希望在这里呢！

红石峡

榆林，独特的“塞上江南”风光的产生是缘于一条河，一条叫榆溪的河。一股从沙漠深处涌出的清泉，从遥远的河套款款而来，控制了5537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全长200多公里，最后汇入无定河。就在这榆溪河谷，也隐藏着塞上一颗璀璨夺目的艺术瑰宝——红石峡。

走出榆林城，溯榆溪河北上。河水清澈、明净，仿佛一条美丽的飘带，缠绕在高原颈项之间；又如一位胸怀坦荡的少妇，毫无羞遮地撩起她的双乳，滋育着她的儿女。她是那么安详、那么宁静、那么和蔼又那么坦然自信，令人叹为观止。蹚于河中，仿佛调皮的小儿，走在母亲美丽而富有弹性的胸脯上，怪不得关于红石峡的故事，出自这似乎童话般的溪流之中。

行七八里的样子，到了长城口上的红山脚下。红山因山石皆红而得名。到了红山，远眺一座牌坊，上额镌刻“红石峡”三个大字。跨过门楼，呈现在眼前的是这样一道独特风景线。凹陷于地平面东西两边对峙的赫色石崖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题匾石刻和大大小小的洞窟。眼前成这样一番情形，一带碧水绾住了青草翠木，赭色的峡石又如两扇巨大的彩色屏风，美丽异常。它让我怎样形容才好呢！榆溪河额上是一条纵贯南北的210国道，而就在这不为众人目光所注视的岩石之下却隐藏了一个红石峡和它的生动故事。

沿坡路下行，过“榆关胜景”牌楼，到“雄山寺”。其实，雄山寺实为凿石为窟筑卷棚而成的小寺。据碑石所载，为宋元间古刹，时名“红山寺”，明成祖年间腐朽复修，改称“雄山寺”；清康熙年间又修，更名“镇远寺”；以后再修，复称“雄山寺”。稍稍涉猎中国古文化的人都知道，佛光与山水有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佛家们修身养性一般也是冲风光旖旎、山水秀丽的地方而来，如今古刹虽然不见了，听不到诵经打坐的声音，但由于佛文化的优美点化，这里早就成为名冠边塞的游览胜地。入石窟，上可达“天门”，下可通“地门”。“天门”通“天”，“地门”入“地”，因缘相报，愿者上钩。从“天门”登峡顶，上有“翠然阁”兀立于石崖之上，有展翅欲飞之势。据说此为历代文人骚客们把酒临风、品茗赏景、即席赋诗的地方。下“地门”即到榆溪河谷，流水潺潺，碧波粼粼。

红石峡分南、北两段，北段两壁中分，上部是榆溪河聚结的天然湖泊，夕阳斜照，浮金漂银。明代在此建起石坝，横截河水，使之西流，形成一股清流溢出湖面，飞瀑直下。站于岩头，但见水石相击，浪翻云腾，雷鸣狮吼。登临石洞口，寒风扑面，凉气袭人。洞口镌“蛟窟龙窝”四字。石坝上方有一双孔石拱桥，名“普济桥”，是清代同治年间所建，上有“力争上游”四字。

按“雄山寺”洞窟所存明代石碑《创建石佛殿记》中红山原有“宋元间名刹遗迹”之说法，红石峡的开发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时期，陕北一直处于北宋政府与西夏冲突的最前沿。可以想见，戍边征人带给这片荒漠之地的不仅仅是羌笛悠悠的思乡之情，而更仿佛是夜幕下旷野里燃烧的一把篝火，点起对黎明的希望。将士们从天南海北而来，也把各种文化搅拌在一起，形成一处绚丽的文化风景。于是，他们把能够寄寓思想、表达情感的佛们，恭恭敬敬地请到这塞上高地，凿了大大小小的石窟供奉起来；于是，那亭榭楼阁、石窟古桥，皆依势而筑，错落有致，分布相宜，得自然之点化；于是，佛烟缕缕，佛音袅袅，“雄山”古刹名传万里……

在这貌似呆拙的峡谷里拥有了一种深奥和一方清剂的佛国之后，这一涓如带的榆林溪水河和“雄山寺”里的佛音便成了人们浣洗身心的圣灵之物。那些边臣守吏、文人墨客纷沓而至。即叩佛问津，或登高赏月，或抚笛孤吟，洒下大把大把的情感，凝固成优美的诗行。到了明代，因为红石峡头顶悬了个边墙长城，压了座镇北台，那些戍边之人，有这样一种平常之心对待残酷的战争，要比动不动就泣涕涟涟更为感人。因为不管何人都无法回避现实，只有正视历史，才能使自己有一种充满向上的生活情致。还有一位叫马希龙的明人在《八月望日泛舟赤峡》中表达了他的一种心情。

两岩屹倚青天险，一水中分赤石开。

山色空蒙留宿雾，河声涌喷逐奔雷。

柳垂十里蒹葭岸，人宴层楼歌舞台。

饮到夜深衣不解，溪头醉卧小舟回。

游人们不仅把游迹带来，把大把的感喟留下，而且还把各个历史时期丰盛的印迹烙留于红石峡石崖。于是，就在红石峡上，摩崖石刻相连，形成一道蔚然壮观的历史画卷。正如《榆林府志》中描述：“一望俨如图画，真巨观也。”这里既有“天成雄秀”、“天外奇峰”、“瀚海蓬莱”、“天开画图”等佳句，也有“雄镇三秦”、“大漠金汤”、“长天铁垛”、“华夷天堑”等豪语，还有“中外一统”、“蒙汉一家”等题刻。从题款上看，多为明清两代。榆林地位的形成，与延绥镇有关，而延绥镇在明中期以后承担北方地区半数以上的防务工作，主要对付时刻觊觎中原的蒙古牧马人。从余子俊大修边墙到“俺答封贡”，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走向。因此，这刀削斧斫、峭拔矗立的石崖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夕阳西斜，给榆溪撒一片碎金。此时的红石峡，羞红的脸颊荡漾着恬静的梦意，它仍无法安静下来。几天来，红石峡正赶庙会，如织的游人和咿咿呀呀的戏曲，给红石峡鼓舞着热血。它依然年轻，依然充满活力。

舞台就搭在西壁下的沙滩，柔软而干净的细沙里挤满了人群。台上生旦净末丑行当，坐念唱打各司其职；台下或坐或蹲，或摇头自吟，或情不自禁地喝彩。舞台小人生，人生大舞台。演者是那么投入，观者是那么认真。上帝专门安排了这种叫戏曲的民间娱乐方式，给人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戏摊周围散布着做小本生意的人们，或者叫，或默等，提筐携篮，赚几文游人的高兴钱。几位精神矍铄的老汉，围坐成一小圈，中放一碟花生豆，一碟锅巴，一瓶高粱酒，颇有兴致地猜令划拳。胜者要为输者唱曲助兴，输者要喝得痛快，饮得豪畅。酒兴是纯粹的“榆林小曲”，咿咿呀呀。他们喝得淋漓，把晚霞的生动也贴在脸上。他们是那般怡然自得，无所顾忌，令众人举头驻足，羡慕他们的潇洒。

远处温暖的榆溪碧流中，一些光腚的小孩在打水仗、游泳，还有一些大人在清理自己的尘风与疲劳。

一切是那么美好，一切又那么自然！当历史的脚步走到今天的时候，红石峡终于赋予新的色彩。珍惜今天便是珍惜未来，红石峡永远会如斯而咏……

镇北台

榆林，还有万里长城第一台——镇北台，它伴着中华民族走过漫长的烽火岁月，走到今日天下太平的时代。只不过它的军事功能已经被旅游功能所替代，成为人们抚今追古、放眼历史的好去处。

出榆林城，北行四五公里，举目远眺，但见四野里一派塞上风光。那广袤的沙丘与山峦之间，有一条若隐若现的长城腾空而过。长城上远近参差的墩台，仿佛历史老人投注的一个个黑白棋子，荒凉而残败。而那座红山的最高处，赫然雄立着一个巨台，恰似上帝的宝印，牢牢地按在长城的中腰，它依榆林城，冷视大漠，控南北之咽喉，锁边关之要冲。它就是著名的镇北台，我国古长城线上最大的名台。

镇北台呈正方形，高四层，相叠而起，约30多米。外砌砖石，体积逐层递减，仿佛四个环环相扣的正方形。沿甬道到达上层，各台均青砖包砌，有垛堞围墙，层次分明。第二层向南门洞上横额刻“向明”二字，是明万历年间建台时延绥巡抚涂宗浚所书，至今犹存。登临古台，远眺四方，方圆数十里尽收眼底。红石峡诸景环绕于前：北有千里草原，马壮羊肥；南有榆柳成荫，稻田如镜；东有群山逶迤；西有金龙衔尾。真可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然而，当我抚摸那一块块饱经岁月风雨侵蚀的青砖，凝望镇北台那冷漠而持重的神情时，我的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我记得明朝嘉靖年间延绥镇总兵唐龙有首《秋日出塞》诗：

鼓角山原振，旌旗日月明。

屯兵红石峡，斩将黑山城。

血染芹河赤，氛收榆塞清。

阴山应有泪，飞檄到神京。

诗中描绘出一幅惨烈的古战场画面。想当年镇北台高耸，军卒肃立，旌旗招展，一派雄宏之气。如今登临古台，纵览长城内外，虽然觅不到往昔的岁月，但“金鼓军马声犹闻，山河尽赤血染红”的景象时在脑际间盘旋，令人走不出苍凉和肃穆的影子。历史毕竟是历史，它是一条河流，每一朵浪花都能激起后人的遐思。清代诗人李蔚观在《秋日登镇北台》绝句中，表达了这样的心境：“一声羌笛日初曛，愁见飞蓬逐雁群，独倚高台秋又尽，关榆萧瑟锁寒云。”事实上，阅读镇北台，就是阅读中华民族在某个特定时间里的丰富历史。

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言，战争是政治和经济冲突最集中的表现。明王朝和蒙古军事集团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也悄悄开始变化。到了明穆宗隆庆初年以后，随着明朝改革活动的开展，边防日益加强，蒙古贵族的入犯，往往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损兵折将，耗费巨大。这时，与明王朝打了四五十年仗的蒙古部落首领俺答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仗是一直往下打，还是就此收住？打下去吧，既劳民伤财，又打不赢这场旷日之战。他痛定思痛，决心从他的部落做起，缓和与明王朝的关系。他开始“事朝廷甚谨，部下卒有掠夺者边氓者，必罚治之”，“约束诸部无人犯”（《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俺答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实际行动，求贡30年，终于得到明穆宗的诏封。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俺答归降，封为顺义王，名其所居城曰归化（今呼和浩特）。

“俺答求贡”，解除了高悬在明王朝头顶的北方边患。从此，“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明史·卷二二·王崇古传》）。从此，延绥镇的边防才基本安宁，陕北境内的明长城也再未发挥作用。不过，基于对其战略位置的考虑，延绥镇仍守有重兵，苦苦经营着他们所据的城堡。直到清军入关，清王朝对蒙古贵族采取笼络、联姻政策，延绥镇长城才彻底丧失它的功能。作为蒙古族政治家俺答求贡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开通互市”。榆林城北红山即当年互市之一，称“红山市”。明王朝在红山边墙那增筑小城“款贡城”（俗称“买卖城”）。它主要有蒙汉官员接待洽谈、献贡品的功能。城内广设舍馆，作为互市期间蒙人食宿之所。其后互市规模不断扩大，款贡城已不敷应用，于是将互市改在款贡城南空旷平展处，史载：“互市之期，商贾云集，万骑辐辏。”每年正月十五以后，这里择日开市，蒙古牧民赶着羊、马、驼，带着各色皮毛来到这里。而榆林城内的边商及全国各地的汉族商人也携各种盐茶烟酒、布匹绸缎赶到红山。于是，马嘶驼叫，人声鼎沸，帐包林立，好一派热闹景象！从明王朝开国之初到“俺答求贡”，这200多年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对于侵略者和防御者双方来说均是一种灾难。到这时，俺答终于悟出一个踏实的道理：走和平的道路，才是历史的真正出路。我想，就从这点而言俺答的名字应该永载史册，名垂青史的。其实，历史已经证明了一点，“红山互市”已经成为蒙汉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初登镇北台，我脑际间一直盘旋一个问题：明长城是成化年间兴修的，而镇北台却是万历年间修建的，整整晚了几十年。更重要的是镇北台是修造于“俺答求贡”之后的和平年代，对于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有何目的呢？

直到此时，我才找到较为满意的答案。原来，明王朝延绥镇巡抚都御使涂宗浚为了便于控制和防守这段“红山互市”的边墙，应付和处理突发性事件，才在神宗万历三年，新筑四层“镇北”巨台。从他的良苦用心上，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明王朝高级将领对脆弱和平的谨慎乐观态度。这个取名“镇北”而寓意雄镇北方的巨台，立于其上，方圆百里以内尽收眼底，的确能起到有效的观察与控制敌情的作用。尽管建台之后延绥镇再未出现大的战争，尽管“红山互市”友好地进行着，但镇北台一直例行着它的军事功能。当然，我们不是渴求战争，而是和平；因为和平对于每个民族来说，均是天赐的财富。

此时，我站立在镇北台上，抚摸着布满斑痕和苔藓的青砖，我要专心致志地等待一道旅游大菜——“红山夕照”的到来，因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关美景只有在这里才能欣赏到。

瞧，那一轮血红的夕阳渐渐西坠，快要落入浩瀚的大漠深处。西方的天空里布满了绚丽的晚霞。一霎那间，整个大地仿佛被点燃似的，一片灿烂，这是一个和平而美丽的境界啊，这是一个雄壮而辉煌的世界啊！

我听不到战马嘶鸣、刀戟相击的搏杀声，我看不见狼烟腾突、战旗猎猎、血流成河的战争场面。太阳终于落到大漠深处，变成一片宁静，梦一般的恬美。我想，宁静本身就是一支千古不变的歌，它属于和平，属于美好的憧憬与未来……

镇北台，岁月会永远记住你这个历史生动的注释的！

《走过陕北》是有关陕北人文、历史的散文随笔集，在这本对陕北具有典型意义的故迹寻访并与之倾心对话的散文集中，作者以现代人的眼光，对陕北有代表意义的地域或文物触景生情，讲述历史，倾诉情怀，用睿智的思考与优美的文字加以记录，被誉为“黄土地上的壮丽诗篇，人文赤子的深情恋歌”。

厚夫本名梁向阳，陕西延川人，系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路遥传》《当代散文流变研究》《心灵的边际》《边缘的批评》《行走的风景》等多部著作，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柳青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多项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