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杰：苏轼尺牍《董侯官帖》在日本的流传
苏轼《董侯官帖》，纸本墨书，行书尺牍，纵24.8厘米，横26.2厘米。八行，计六十五字。现藏藤井有邻馆（京都）。
藤井有邻馆（京都）
尺牍释文：
轼启：近者经由获见为幸。过辱遣人赐书，得闻起居佳胜，感慰兼极。忝命出于馀芘，重承流喻，益深愧畏。再会未缘，万万以时自重。人还，冗中，不宣。长官董侯阁下。轼再拜。
苏轼尺牍《董侯官帖》（藤井有邻馆藏）
尽管该尺牍帖上鉴藏印累累，但流失日本之前仅有一段清人题跋。据《书画苑》所载，题跋者为西园主人，其跋曰：“东坡手札极佳妙，确有可信。一见于渤海藏真，又见于平远山堂石刻，此其蓝本也。同治五年丙寅良月，西园主人，志于吴门干将坊寄寓课子孙斋。”后钤有“李二”和“西园无上之品”印。同治五年，为1866年。可知这里的西园主人为晚清时期活跃于苏州书画鉴藏界的收藏家李瀚文。李氏认为该尺牍为《渤海藏真帖》与平远山堂石刻所收之蓝本。
传入日本后，这一尺牍又新添了罗振玉（1866-1940）、长尾甲（号雨山，1864-1942）和内藤湖南(1866-1934)三人的题跋。
罗振玉跋曰：“东坡墨迹传世者，简牍为多，又或一纸传抚为二三本。此卷三希堂法帖及渤海藏真帖并有传刻，而行款书势互异，要以此卷为胜。丁巳九月。上虞罗振玉观于海东之二苏仙馆寓斋中，并题记。”丁巳年即1917年，为罗振玉避难京都后的第七年。罗氏将该尺牍与《三希堂法帖》和《渤海藏真帖》对勘后，认为“此卷为胜”。
长尾甲在长跋中称：“论书者称苏、黄、蔡、米为宋四家。苏书胎息右军，出入率更、北海、平原、少师，刚健婀娜，尤饶姿致，宜矣论者以苏为四家之冠也。其墨迹存者甚罕，偶有之，亦多经传摹，即此札之刻入三希堂法帖、渤海藏真帖者，互有异同。一日，罗叔言来过我斋，因以此札与诸帖对勘，三希堂以书字、余字、以字抬起别行，尾有六月廿八日五字。藏真行数与此札同，而其书势略与三希堂同，与此札往往不同，六月廿八日五字则在别翰之尾。盖三希堂自藏真摹刻，改其行数，而误以别翰之月日羼入此札之后，尤为妄滥。至其书势，二帖均不若此之胜。予所见如此，叔言亦以为然。其余诸帖应亦有刻入者，但未暇细检耳。姑记以质诸博识君子。”
长尾题跋没有署时间，但从内容判断，恐与罗振玉所题时间相去不远。其题跋中，言及罗振玉曾至其寓所，将此帖与《三希堂法帖》以及《渤海藏真帖》对勘，结果发现《三希堂法帖》所刻入者与此帖不仅行款有异，而且札尾还多了“六月廿八日”五字。而《渤海藏真帖》在行款上虽与此帖相同，但书势却又不同，反而跟《三希堂法帖》近似。这说明这件《董侯官帖》既非上述《三希堂法帖》之蓝本，也非《渤海藏真帖》之蓝本，或许另有所出，只是长尾甲尚未顾及细检而已。至于说《三希堂法帖》本出自《渤海藏真帖》摹刻，只是改其行数等论断是否正确，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长尾甲甚至也认为上述“两帖均不若此之胜”。
罗振玉、长尾甲题跋
最后是内藤湖南题跋：“予平生所睹苏东坡墨迹三本：盛京官库治平帖、完颜朴孙所藏寒食帖，及此帖也。盖北宋书，蔡端明传唐人之骨肉，米襄阳得大令之风姿，苏黄二家同出于右军，而山谷出入率更，东坡溯洄北海，但北海亦学圣教，则坡书之于右军，实两得其原委矣。此帖用笔秀劲，自饶姿态，犹是晋唐人之遗法。至其与刻帖异同，则雨山、叔言二君商榷至为精审，不必更赘也。庚申二月内藤虎书。”
庚申，即1920年。内藤湖南称平生亲眼观赏过的苏轼墨迹共三件，除此帖之外，还有在旧盛京宫中收藏库看到的《治平帖》，以及完颜景贤所藏《寒食帖》。目前所知，《治平帖》是内藤湖南最先目睹的苏轼真迹。1905年6月，日俄战争硝烟未泯，内藤受外务省派遣，对奉天等日本军占领地进行调查，并趁机在盛京旧宫观览了不少珍贵文献和书画。1917年冬季，又于北京观赏到《寒食帖》，后来在为流失日本的《寒食帖》题跋时，曾言及“予于丁巳冬，尝观此卷于燕京书画展览会，时为完颜朴孙所藏”（《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第159页）。另外，还曾记述“丁巳冬游燕京，在书画展览会观景朴孙所藏寒食帖，又访徐东海，观其所藏成都西楼帖，自谓此行不虚。见东海时，与谈时事不过半刻，而览帖及数点钟，译人戏曰：公今日访徐东海耶抑访苏东坡耶？为之哄笑。”（同前全集第十四卷、第254页）。内藤在北京观赏的《寒食帖》当时确实为完颜景贤所藏，但不久便转入颜世清之手。至于颜世清将其带往东京展出，并高价售于收藏家菊池惺堂之事，则发生在内藤湖南做此题跋后的一两年时间里。
内藤湖南在题跋中，简要点评宋四家源流及书风后，认为苏轼此《董侯官帖》“用笔秀劲，自饶姿态，犹是晋唐人之遗法。”对一向崇尚王羲之书风的内藤来说，做此论评也在情理之中。
内藤湖南题跋之后，似乎还不尽兴，又在后面补充了几句。“丁巳中秋夜，大风雨，与有竹、硕园、雨山、衣洲诸君会格原田氏池田山庄，同赏此帖。匆匆三年，而有竹、衣洲二君已归道山，今题此帖，追忆胜游，存没之感，曷可胜言？虎又书。”
内藤湖南题跋
这段补跋，《内藤湖南全集》等文献均未收录，为补阙拾遗，故在此径直录入。文中“有竹”，即雅号为有竹斋的上野理一（1848-1919），时为朝日新闻社社长、中国书画收藏家。“硕园”是汉学家西村天囚（1865-1924）的另一雅号，“雨山”即前述长尾甲，“衣洲”是著名汉诗人籾山衣洲（1855-1919）。“原田氏”为大阪古籍商兼出版商博文堂主人原田庄左卫门（1858-1938），其别墅池田山庄当时是爱好中国书画的文人墨客常出入之地。1917年中秋之夜，内藤湖南与上述几位在池田山庄共同欣赏了这件苏轼尺牍，三年后，即1920年为此题跋时，同观者上野理一与籾山衣洲已经离世，故不由得慨叹生死无常。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京都，不仅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一大重镇，而且也是中国书画文物交流与传播的一大据点。除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桑原骘藏、富冈谦藏等京都大学的知名学者，以及富冈铁斋、长尾甲、山本竟山等书画界人士之外，尚有避难而来的罗振玉、王国维两大中国学者也一时活跃其中。周围还有小川为次郎、藤井善助、黑川幸七等商界人士，上野理一、原田庄左卫门等报界或出版界人士，以及犬养毅为首的政界人士等。这些人以一种共同的中国书画文墨趣味，走到一起，形成一种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书画文物交流圈或传播网。而集收藏家、鉴赏家、学者为一身的罗振玉则可谓执牛耳之存在，起到了引领作用。当时流失到日本的中国书画不少都经过罗振玉、内藤湖南及长尾甲的鉴定题跋而为富豪收藏。博文堂复制出版的中国书画也多是经他们题跋后，由博文堂钤上“博文堂审定精印记”之印发售。这就大大提高了书画的可信度和附加价值。
左起：长尾甲、犬养毅、罗振玉、富冈铁斋、内藤湖南
由以上三人题跋可知，此《董侯官帖》出现于日本应是1917年前后，主要流传于关西地区私人之间。一般读者得知其存在则是1920年5月以后，因为法书会编辑发行的《书画苑》第一卷第一号（1920年5月）将其复制公开，原帖当时为东京的竹内长庚所收藏。1922年秋，书法家滑川达（号澹如）又为此尺牍题写了几行识语，因其中并无什么重要信息，故于此从略。
后经博文堂斡旋，该尺牍转入藤井有邻馆创始者藤井善助之手，此后一直为有邻馆所收藏，并收录于该馆发行的《有邻大观》第二册（非卖品，1929年9月）。
当然，罗振玉、内藤湖南与长尾甲等人题跋时，尚不知苏轼同类尺牍墨迹仍存于世。日本方面也是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公开之后才得以获知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尺牍中，俗称《获见帖》（又称《致长官董侯尺牍》）者，即是与上述这件日本所藏内容一致而行款与书势不同的传世苏轼墨迹。至于两者是否均为苏轼真迹，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轼《获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