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 | 敦煌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
敦煌学十八讲
作者：荣新江
位于甘肃省最西端的敦煌，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是丝路上繁荣的国际都会之一。从汉代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由于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比较频繁，敦煌曾经汇聚了东西方的多种文化。然而，北宋以降，因为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渐渐取代陆上丝路而繁荣起来，特别是明朝把敦煌弃置于嘉峪关之外，经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道路也改从嘉峪关到哈密，敦煌地区日益荒凉下来，甚至成为从吐鲁番地区来的维吾尔族人放牧的场所。敦煌城东南鸣沙山麓的莫高窟，也渐渐为人遗忘，成为牧羊人憩息的地方，数百座石窟中精美的壁画和雕塑，也任凭风沙的吹拂。
王道士名圆箓，湖北人。他在敦煌莫高窟南区北部的下寺住下来以后，四处化缘，还雇了几个伙计帮忙清扫长年堆积在窟前的沙子。他自作聪明地把一些佛像改造成道教的灵官，还把一些洞窟间的隔墙打通，以便往来。开凿在鸣沙山东崖上的莫高窟，窟室大体上分为上中下三层，由于西北风的长年吹拂，沙子从窟顶蔓延下来，把底层一些洞窟的洞口埋了起来。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居住的下寺对面的大窟（现编为第16窟）洞口甬道堆满的沙土已经渐次清理完毕，一位姓杨的伙计发现甬道北壁的壁画后面可能有洞。于是“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敦煌石室记》）这段出自1942－1943年逗留敦煌的画家谢稚柳先生的记载，比较真实准确地描写了藏经洞（现编为第17窟）发现时的情形。
彩笺式佛教经典
一座给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带来丰富素材的文化宝库就这样被发现了，一个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难得的惊人发现就这样被一个完全不懂得考古为何物的道士发现了。可惜的是，号称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文献，不是像甲骨文和明清档案那样首先被中国学者所认识；也不象敦煌西域汉晋简牍那样由外国考古学者所掘得，而是落入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王道士手中。
面对这么多的经卷和绘画品，王道士当然也知道它们的“价值”。他不断拿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的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过往的官僚士大夫们，但这些人都不识货，也没有人去追问这些古老的经卷和绘画是从那里来的。1903－1904年，金石学家叶昌炽任甘肃学台，敦煌县令汪宗翰送给他藏经洞出土的《水月观音像》、《大般涅槃经》等，敦煌文人王宗海也送给他《大般若经》、《开益经》、《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等。叶昌炽在他的《缘督庐日记》中，第一次判定了敦煌文献和绢画的重要学术价值，但他当时误以为石室所出，只有“藏经数百卷”，“各人分取”，已经分光。过去学术界都传说叶昌炽曾建议甘肃藩台把所有藏经洞古物运到省垣兰州保存，但因运费没有着落，没有成功。细检近年由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刊行的《缘督庐日记》全本，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从叶昌炽当时不知有数万写本被发现的情形来推测，这个传说大概也是难以成立的。
中国学者与敦煌宝藏失之交臂，不到三年，一位在中国新疆已经盗掘了大量古物并运回伦敦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敦煌，这位受过严格的考古学和东方语文训练的学者，由此成为当时来中亚考古的一批西方探险家中最有收获的一个。
1907年3月，斯坦因根据他的同乡洛克济的建议，到敦煌莫高窟考察。当他得知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写本和绘画以后，就耐心地等待外出化缘的王道士回来。5月间，王道士回到莫高窟，不懂中文的斯坦因通过他的中文秘书蒋孝琬与王道士谈判，利用编造的花言巧语，骗得王道士的信任。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斯坦因被允许进入藏经洞。然而，当时的藏经洞中塞满了写卷、绢纸绘画的包裹，只能容下两个人站在里面，所以，斯坦因就在16窟中搭了个帐篷，由蒋孝琬和王道士夜间把包裹运到帐篷中展示给他。在包裹搬出大半后，他进洞清理，把藏经洞中的文献和文物翻了个底朝天，最后露出里层的壁画和镶在墙里的《洪辩告身碑》。
根据斯坦因的观察，在他到来以前，藏经洞内堆放的物品上层已经被人打乱，但大体上还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洞中所有的材料原来都是分类包在两种包裹皮中的，一类是所谓“正规的图书包裹”，总共有1050个装汉文卷子的包裹，每包平均装12个卷子，还有80个装藏文卷子的包裹；另一类是所谓“杂包裹”，梵文、于阗文、藏文的贝叶形写本和回鹘文、粟特文卷轴以及绢纸绘画、丝织品、修补佛经或佛画的文书、废纸、木棍等等，都分类装存。其实斯坦因不懂得中国古代藏书是分帙存放的，那平均装12个卷子的包裹实即装着写卷的经帙。而王道士当然更不懂这些文献的价值，当他和斯坦因以四个马蹄银成交时，他留下的是那些他看上去书法精美的普通佛经，而斯坦因除了获得270个装有汉、藏文写卷的“正规包裹”外，更多地是得到了装有美术品和非汉文文献的“杂包裹”，也就是说，斯坦因装走的29箱材料，从学术研究而不是从欣赏的角度来说，是更有价值的。
正规的图书包裹
除藏经洞外，斯坦因还对莫高窟的建筑、雕像、壁画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记录。今天，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对于斯坦因骗取敦煌宝藏的行径应当严厉谴责。同时，我们也应当尊重客观事实，承认斯坦因是第一位科学地记录了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莫高窟艺术面貌的考古学家。
1908年2月，沿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边进行考古的法国人伯希和，在乌鲁木齐休整时见到两件敦煌写经，立刻赶往敦煌。由于他可以讲流利的汉语，很快被王道士允许进入藏经洞内拣选写卷。伯希和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所有洞内的资料，因此为自己订立了几个选择标准，即选取背面有非汉文的卷子、带有写经题记的卷子、估计未入佛藏的卷子和非佛教的典籍与文书。伯希和以500两银子换取藏经洞精华，他的选择标准，以其带回巴黎的写卷所含研究价值往往高于伦敦所藏斯坦因卷子而被学者们所称道。然而，这样一来，伯希和把斯坦因已经搞乱的藏经洞包裹，全部打散，我们再也无法恢复藏经洞写卷经帙合一的原貌了。
伯希和在敦煌的三个月间，除了翻检敦煌藏经洞文献外，还第一次给莫高窟有壁画的洞窟统编了号码，抄录了壁画上的各种文字所写的题记并记录了相关的内容，拍摄了主要洞窟壁画、雕塑的照片。此外，他还在莫高窟北区的洞窟中，发现一批回鹘文、西夏文的写刻本。
罗振玉从伯希和那里获知敦煌藏经洞还有剩余的写卷，于是提请学部收集。1910年，清学部电令甘督何彦升，把所余经卷悉数运京，入藏京师图书馆。其实负责此事的地方官并没有十分用心，虽然运到北京的残卷超过一万个编号，但留在当地的写本和残片也不在少数。1911－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到敦煌，获得数百写卷和一些残卷。1914－1915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到敦煌，又获得300多个卷子和一万余号残片及绢画等，据说他们是通过发掘得到的，而且他们还测绘了莫高窟的许多洞窟，拍摄照片，但由于这些考古记录迄今没有发表，所以不得其详。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斯坦因的记载最有参考价值。斯坦因的敦煌之行是他第二次中亚探险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年，他先出版了有关这次探险的个人游记《沙埋契丹废址记》（二卷本），其中详细叙述了藏经洞的发现和他与王道士交易的过程。1921年，他又出版了五卷本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其中第22章专讲藏经洞的发现，其他几章分述敦煌千佛洞的历史、莫高窟壁画、出土的丝织品和写卷，附有详细的出土文物目录。同年，斯坦因还把藏经洞出土的48幅精美绢画，用彩色和黑白图版影印，辑成《千佛洞》一书出版。遗憾的是上述游记和报告没有中文译本，许多研究者只能依赖向达翻译的斯坦因有关他三次中亚探险的讲演稿《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因此对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最初的内部状况不甚了然，以至产生误解。1977年，米尔斯基出版了斯坦因的传记，中文译本题《斯坦因：考古与探险》（1992），也透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藏经洞发现的史料。
至于分散在伦敦、巴黎、京都、圣彼得堡等地的敦煌文献材料，人们开始时只能以“挖宝”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研究所需要的材料，陆续出版了许多专题研究论著。六十年代以来，英、法两国先后公布了所藏敦煌卷子的缩微胶卷。近年，《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以及一些收藏敦煌卷子较少的单位，都陆续以清晰的图版公布所藏，使敦煌文献的全貌日益展现在我们面前。
经过将近百年来各国学者的不断努力，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敦煌考古发现的意义。
从考古学的意义上来讲，敦煌的发现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一是由于藏经洞的发现而引导人们重新发现了敦煌石窟。
敦煌的考古发现，不仅有文物的发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大量中古时代的文献的出土。敦煌藏经洞保存了从公元五世纪初叶到十一世纪初叶共六百年间所写的文献，其中以佛教经典为主，也有道教、摩尼教、基督教的经典，还有经史子集四部书、官私文书。汉文写本之外，有丝绸之路上各个民族所使用的藏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等语言文字书写的文献，还有拓本、刻本、星图、云图、信封、经帙等。这些文献为研究中古时代中国的历史地理、思想文化都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为研究古代藏族、回鹘、于阗、粟特、印度等民族或外族的历史、文化及相互间交往的历史，提供不可多得的新资料。
敦煌石窟保存了大量的壁画、雕塑，藏经洞出土了一批木版画、绢画、纸画、麻布画、刺孔、粉本、丝织品、剪纸等美术品，这样大量的考古艺术遗存，是人们研究佛教艺术以及其中反映的各种文化影响的重要依据，也是人们探讨中古时期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本身和它们之间交往的历史的宏大形象资料。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被风沙遮盖。敦煌的考古发现，使沉寂在大漠中的这颗明珠得以再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