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与文人的一往有深情
圣人有情还是无情？
魏晋士人们也曾为此争论过，名士何晏认为圣人无情，因为人生中的很多争斗甚至悲剧都是因情而起，如果圣人也有情，那他也会被情所困扰，那就难以成为完美的人了。
王弼却认为圣人是有情的，圣人高于常人的地方在“神明茂”——智慧超群，同于常人的地方在“哀乐以应物”——五情同，“情”是人的“自然之性”，只不过圣人的情不偏激，不会为情所困扰，所以“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累”。
孰是孰非呢？
反正多数魏晋名士是倾向于王弼的“圣人有情”论的，因为他们自己对人、对万物也都怀着一腔深情，如果要让他们去向一个无情的圣人学习无情，是万万难以想象和接受的。
关于“情”，魏晋人最喜欢的一句话出自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
王戎不幸丧子，山涛的儿子山简去慰问（王戎比山涛小29岁，所以山涛的儿子跟他差不多大），山简看到王戎“悲不自胜”，悲哀得简直无法控制自己，便安慰他说：“孩抱中物，何至于此！”
孩子么，怀抱中的东西，你何必为他悲伤至此呢，山简应不是要故意洒脱，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安慰才好，便故意将事情说的淡一些。
但王戎无法接受这种说辞，他回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王戎说，圣人自然是能不为情所累，下等人又不懂情是什么，人间之情正是在我们这类人身上最浓厚。
在他这里，情感丰富是一件可骄傲的事情，他并不以自己没有做到圣人那样不为情累而惭愧，反而觉得“深情”正是“我辈”之特征，像我这样的人，就是要深情；像我这样的人，才配有深情。
山简本来是来安慰王戎的，最后反被王戎说服了，两个人抱团一起伤心。
后来王戎在吏部尚书任上“以母忧去职”，母亲去世回家丁忧，按照古礼，守孝期间应当“以礼自持”，饮食住行等都要有所限制，但王戎根本不睬这套。
他照样饮酒食肉、观弈游玩，同时丧母的另一位名士和峤行为与王戎完全相反，吃饭要“量米而食”，就连怎么哭都按照礼节规规矩矩的，守礼非常严格。
晋武帝司马炎听说后担忧地对大臣刘毅说，和峤守礼如此严格，身体会不会吃不消？
刘毅却说：“和峤守丧礼数是很周全，但他精神却不错，未见他身体有什么不妥；倒是看上去不守礼法的王戎，因为过度悲哀，现在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陛下真正要担忧的人不是和峤，而应该是王戎啊。”
确实，《晋书》中说王戎瘦得“鸡骨支床”，需要拄着拐杖才勉强站起。无独有偶，与王戎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母亲去世时也是喝酒吃肉，看起来不守礼节，却几次难过得口吐鲜血。
他们的行为看起来都不符合外在的礼教，可他们的内心确是真的不能再真的“真情”，礼节可以伪装，唯独“情”不能。
所以晋武帝司马炎和当时的名士都因此更推崇王戎，因为相对于外在的礼节，内心的真情更重要、更难得。
书圣王羲之有七个儿子，最有才华和名士风度的当属王徽之和王献之。
弟弟王献之以书法成名，他的书法并不比老爹王羲之差，父子两人在书法史上并称“二王”。
而哥哥王徽之则以风度出名，他洒脱不羁，兴致起来能半夜坐船去找朋友，却在清晨将要到达时独自返回，问之则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我想来则来，想走则走，高兴就行，潇洒得不行。
但就是这样洒脱的王徽之却也有深情的一面，那时他听说有位高人可以将一个人的寿命挪用到别人身上，便想将自己的寿命给弟弟王献之，想让弟弟多活几年。
但高人却说你们两个人都命不久矣，送不送没什么用了。后来，兄弟二人都病重，王献之先去世了，家里人瞒着王徽之不敢让他知道，但他却敏感地察觉到了，拖着病躯跑到弟弟家里，果然发现弟弟已死，灵堂都设好了。
王徽之没有哭，只是从墙上取下王献之平日里最爱弹的琴，想再弹首曲子送别弟弟，但心底实在太过忧伤，弹了几次都不成调。
最后他不得不放弃，将琴摔在地上：“子敬啊子敬，人琴俱亡啊。”
哀痛之情胜过所有嚎哭，没几天，王徽之也去世了。
还有一则夫妻情深的故事，主角是荀粲，荀粲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但他父亲荀彧的大名就响亮多了，荀彧是曹操麾下第一谋士。
荀粲本也是个天才少年，善谈玄理，名噪一时，之所以后世名气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死得早，二十九岁就死了，怎么死的？
因为太爱妻子而死的。
没有结婚前，荀粲就曾高调地宣布：“我找妻子不需要什么德行，好看就行。” 十足的颜控，就算很多人也与他有同样的想法，却没人有勇气说出来，大家都要假装是个注重德行的君子嘛。
但这话如果放在今天，估计荀粲找老婆就难了，毕竟能说出这样的话，听起来就不靠谱，像个花花公子。
后来荀粲娶了骠骑将军曹洪的女儿，曹氏果然很漂亮，深得荀粲喜欢，夫妻二人感情甚笃。有一年冬天，曹氏高烧不退，荀粲担忧的不行，最后自己脱了衣服站到冰天雪地里冻得冰凉，再回来抱着妻子给她降温，如此反复，妻子的病没好，他自己倒先病倒了。
可惜，妻子最终还是去世了，朋友来吊丧时，见荀粲悲伤异常，便劝说道，反正你找妻子的标准就是漂亮，这也不难，你再找一个就是了，何必如此难过？
荀粲只说：“佳人再难得。” 他并不是做做样子的难过，是真的太痴情，以至于不到一年，自己也情难自拔、过度悲痛而去世。
因为太爱妻子，“不辞冰雪为卿热”，又因过度悲伤而身亡，这样的人在后世那些腐儒看来，简直痴傻的可笑，但在魏晋名士的心里，“深情”又何尝不是一种风度呢？
将军桓子野每闻清歌，便感慨叹息“奈何、奈何”，谢安说他对音乐“一往有情深”。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宣称不能流传千年也要遗臭万年的枭雄桓温，北征时见到自己三十年前种下的柳树，也感慨生命流逝，执柳枝而流泪：“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对万物、对人生，魏晋名士从来不吝展现自己的深情。他们不为自己的深情、多情而惭愧，不强行装出一副飘然世外的圣人模样，他们的感情没有做作。
“礼”可伪装，而“情”不能，相比于用外在的礼仪来评判一个人，魏晋士人更愿意从内心的真情来认识一个人。
或许，这才是魏晋风度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