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与日本人大打出手

前门火车站始建于庚子年，即1900年，此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为了运送军需物资更为方便，他们把铁路延长到了北京城里。在《庚子记事》一书中记录了当年前门火车站的状况：“保定府至京铁路，车站在正阳门外西月墙，每日火车来往，直抵西门洞。今天津至京铁路，自马家堡分道，由永定门迤东墙缺进城，绕天坛后，穿行崇文门瓮洞，直抵正阳门。东月墙停车，车站即在东城根。”当年的西车站是京汉铁路到北京城内的终点站，主要用于货物运输。而东车站是京奉铁路至北京的终点，主要是客运。直到1906年，前门东车站才正式建成使用，一直到1959年9月北京新车站建成，前门火车站一直是北京最大的火车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日本侵略者又将魔爪伸向北平文艺界。

日军为粉饰太平，让北平梨园公会请程砚秋出面组织京剧界唱捐献飞机的义务戏。程砚秋听后勃然大怒，气愤地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唱就去唱，我管不了。”

这下可惹恼了日本人，迫害紧跟着就来了。程砚秋剧团的戏箱被刺刀捅破并洒了镪水，烧坏了不少行头，堂鼓的牛皮鼓面也被刺刀豁开。

1941年，程砚秋率秋声社到上海、天津演出后，让剧团的人先回北平，自己在天津看望朋友，晚几天独自回来。

火车驶进前门火车站，程砚秋还没走出车站，就被两个伪警围住了，他们以检查为由，把程砚秋带到站台北侧的一间僻静的小屋中，屋里已经埋伏着3个人。程砚秋知道不妙，背靠着屋内的一根立柱，以防敌人从身后偷袭。”程砚秋从小学习武旦，又师从过武术名家，有实打实的硬功夫。只见程砚秋以一铁柱为掩护，施展拳脚，左迎右击，把这帮家伙打得东倒西歪，鼻青脸肿。警官“徐大麻子”气急败坏，把佩带的战刀取下，用刀柄朝着他的面部打去。程砚秋躲得稍微慢了一些，刀柄正打在嘴上，血一下流了出来。正在这时，围观的铁路工人中传出一句：“八格牙鲁！不要再打了！”“徐大麻子”听了这句日语，触电似的立马住了手，其他坏蛋也乖乖地停了下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程砚秋已经朝出站收票口走去。这时，一个青年铁路职工紧跟着他大声对收票员说：“这位旅客刚才被物品碰伤，他的车票我已经收了！虽然程砚秋跳出屋外得以脱险，但是一只耳朵还是被打伤了，手表也被抢了去。等到“跟包”把托运的行李、戏箱拉回来，程砚秋发现很多戏箱被刺刀划破，连堂鼓也被挑破了。

这件事很快便传开了。当时，前门火车站的伪警、搬运工勾结地痞流氓狼狈为奸、欺诈旅客的事时有发生，京剧界的金少山、荀慧生等都被他们寻过晦气，然而只身斗歹徒的唯有程砚秋。花脸侯喜瑞说：“还是我们四弟有种，好样的，替咱们出了口气。”

为了避免跟日本人纠缠，程砚秋来到一家德国医院内科门诊，找到主治医生德国人义克德和任翻译的杨学涛大夫。程砚秋说：“我现在这样胖，哪还能上舞台表演呢？”杨学涛立刻明白了程砚秋的意思——他不是真的看病，而是不愿与日本人为伍，希望托病脱离舞台。因而，检查过后，杨学涛在诊断书上写下：“程砚秋经本院内科检查，体胖行动不便，不宜去舞台献艺，应休息。”

一周后，程砚秋到医院致谢，送给杨学涛一幅亲笔题诗的扇面，诗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

重重的压力和敌人的机关算计极大地影响了程砚秋的日常生活，他不得不时刻处于防备状态中，这样的生活使他身心俱疲。在此情形下，程砚秋决定谢绝舞台、息演退隐。一方面，他对外宣称身体患病，不能登台演出，并托人请德国大夫亲笔开具了一个患病证明。另一方面，他告别了城里报子胡同的家人，到了北平西北郊的青龙桥开始了务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