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夫·博纳富瓦丨不过是一种反抗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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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年的新书《兰波评传：履风的通灵人与盗火者》（伊夫·博纳富瓦 著，杜卿 译）的书摘，节选自该书“乞丐的童年”一章。感恩大家的支持，此书千呼万唤终于重版出来（1版2印）。如果读后觉得此书摘不错，可在文末点下“分享”、“收藏”、“赞”和“在看”。（悄悄说，明天微店会上架两种新书，敬请留意！）
II
然而，他也比任何人都更艰难地承受善恶的负重。“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不仅住在这基督教的欧洲——他将使劲攻击它，并最终离去——还住在最死板、最贫瘠的一个省份，他母亲兰波夫人独裁的王国。人们已为维塔莉·居伊夫（Vitalie Cuif）[1]费过诸多笔墨，即便出于研究诗歌的考虑，探究家庭史也着实令人不快；然而，为了理解文字生涯初期的兰波，我们又怎能不在夏尔屯（Charlestown）和母亲（mother）之间观察他？他用英语写下这两股联合势力的名字，以此祛害。一方面，是阿登省的生活无法逾越的视域（horizon）。1854 年，兰波出生在夏尔维勒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母亲带着丰厚的嫁妆嫁给了一位职业军人。他的童年在母亲的不同住所（在主干道或“林荫道”上）和两所学校（他迟迟入学的罗萨私立学校和位于荒凉的圣墓广场的公立中学）里度过。不过，即便在这些街道和班级里，他也显得出奇地孤僻——比他大一岁的哥哥弗雷德里克（Frédéric）也是如此。他的同学德拉艾在《亲朋回忆》（Souvenirs familiers）中写道：“通常，玩耍的时候，学生们总在笑喊；他们却只是交换只言片语，在玩乐时喜欢保持沉默。”人们常说，这两兄弟遵从异常严格的道德束缚。他们的母亲经常带着他们和他们的两个姐妹去往集市，他们排成一列，仿佛昭告着他们的不群与孤独。路易·皮尔甘（Louis Pierquin）[2]写到，首先“迎来的是手牵着手的两个小女孩，维塔莉与伊莎贝尔（Isabelle）；走在第二列的是两个男孩，依旧手牵着手；兰波夫人走在队末，保持着合乎规矩的距离”。这小小的军队在杜卡尔大广场的圆形铺路石上，在鸡蛋篮子和蔬菜箩筐间颠簸前行，行人讶异地望着极端严谨又或许极端疯狂的他们。
兰波夫人似乎有心在她的孩子身上扩大这种孤独感。她早早便离开了丈夫。更准确地说，他们只在兰波上尉的两次长期驻扎间隙短暂地住在一起。小女儿伊莎贝尔写到——但这或许是她的编造——兰波上尉既活跃又胆大，时而慵懒，时而暴躁。也许他本可以为他的儿子打开一些精神的出口，但他无法忍受妻子恶劣的本性，很快便习惯脱离她的生活，从1860年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开始，他大概已与她停止来往。请注意，直到1878年，他才在第戎去世，那时，他的儿子已经在亚历山大港和塞浦路斯开启了第二人生。父子俩或许也不复相见，他们之间只剩下一个在一次久远的夫妻争吵中先被丈夫后又立即被妻子狠狠扔在地上的锡盘，这锡盘“永久地”在兰波的记忆中回响——德拉艾写到。
兰波身边，有长兄弗雷德里克，他又懒又傻，帮不了什么忙；还有两个奴颜婢膝的妹妹，维塔莉和伊莎贝尔。没有什么可以缓和他与母亲之间不停歇的对峙，其中充满外露或内敛的暴力，他因而被封禁在母亲的怨恨和焦虑中。
这位母亲被公认太过严酷。千万别低估她的蛮横，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她曾用扫帚把她的孙女们赶出家门，她们有罪，只因她们继承了她儿子弗雷德里克的血脉。弗雷德里克曾有一段“糟糕的”婚姻，她成功地让这段感情破裂了。“你们铸成了我的不幸。”临终的病榻上，对着乏味而又有占有欲的妹妹伊莎贝尔，弗雷德里克将这么说道。[3]
我们不由想起兰波的诗句：“父母啊，是你们铸成了我的不幸，也铸成了你们自己的不幸！”兰波夫人固执、贪婪、傲慢、乏味、深藏恨意。她是纯粹能量的化身，被带着盲目色彩的信仰驱使，为虚无与死亡着迷——如果我们相信她在1900年的一些非同寻常的书信里所说的话。虽然描绘她的全貌需要提到那些对葬礼或掘墓的狂热记录，但我就不在此大段摘抄了。只简单提一句，七十五岁时，她叫掘墓人把她放进墓穴，躺在死去的维塔莉与阿蒂尔之间，预先体验漫漫长夜。
只因她心中的深深惶恐，她才变得如此非人。她所遵循的，并非社会习俗（她的儿子身披女性一样的长发，成为夏尔维勒的笑柄，对此她不为所动；她异常宽容地接受了魏尔伦［Verlaine］），而是她附加于自身、控制住自己神经官能症的绝对律令。她不想像她的两个兄弟那般堕落：一个绰号“非洲人”，十七岁时便去了阿尔及利亚，过了多年头脑发热的彷徨日子，死于三十一岁；另一个靠酗酒度日，为了逃离支配他的姐姐，他也经常出走，散尽家财后，在流浪中老去。
破裂的婚姻也留下了伤口。“夫人在草原上立得过于挺直”，在《回忆》（Mémoire）一诗中，兰波带着洞察力与某种爱意如此写道。我们可轻易想象出一位倔强却或许陷入爱河的女性，她在关系破裂后重拾让她远离丈夫的骄傲。“惋惜纯洁的芳草那厚实而年轻的手臂”，她的儿子补上了一句。他引入了水做成的台布这一意象，“无泽、无源、灰暗”，而他自己，“停泊的小舟”，则始终静止。
她无比依恋孩子们。后期的散文诗中，兰波也为此怀念儿童的体肤。“啊，童年，绿草地，甘霖，岩石上的碧水蓝湖，钟楼敲响12点出现的月光！”很快，兰波夫人便厌恶起孩子长成了“小大人”，男性的世界与精神将再一次从她手中偷走她的所有。她试着中止他人生必经的成熟过程。至少，她想要压制他独立与自由的欲望。结果，自视为孤儿的他产生了深深的矛盾情感，对母亲爱恨交织。因为不再被爱，兰波暗暗推断出自己有罪；但出于自身的无辜，他又激烈地推翻这一判断。“河岸边的儿童扑灭厄运……”然而，被母亲否认是男人，也激励他在她面前成为男人，准备爱她，准备取代父亲的角色，很快，他便因母亲无休止的冷漠而沮丧，但又重新准备好迎接新的拒绝。他太早成为大人，又当小孩子当了太久。
他像极了他母亲，他将拥有同样的固执、天真（或许），总之，有一种乡下人的实证精神，再往后，他也将拥有同样的贪婪与傲慢。是否正因如此，他才在母亲面前始终摆出消极、丧气、接受现状、静止不动的模样，却暗中滋养浓烈的憎恨？不过，纵然他被打败了，他的意识仍是自由的。兰波永远都清醒着。我想到了他那首精妙的诗作《七岁的诗人》（Les Poètes de sept ans）。我们可将之视作他童年的真实图景，并在当中看到他精神里蠢蠢欲动的否定力量。
七岁的兰波是什么样子？他的人生里，危机接踵而来；可以肯定，在伊莎贝尔出生后父母分开之时，第一场危机已经光顾了小小年纪的他。他的外祖父尼古拉·居伊夫（Nicolas Cuif）刚刚去世。兰波夫人放弃了主干道上的漂亮公寓，在工人住宅里找了间更简陋的临时住所。她的管教变本加厉，让子女同四周穷人邻居家的孩子们保持距离。夫人保有对丈夫和这个世界的怨恨。她一直用双绉衣物与黑色长裙释放出的阴郁气场来与之抗衡。他，阿蒂尔·兰波，刚刚度过童年的第一个阶段，丈量着自己的孤独。但从他每晚望着回家的工人身上，从他们的疲惫与贫苦中，他得出想法，要改变这迫使他孤单一人的残酷社会。从最开始，他的诗歌便是反叛的，因为它们是失落的爱情，是对“新的爱情”的欲念。
III
作为对童年的讨论的收尾，我想要评论《七岁的诗人》，给出一个能基本捕捉到兰波生活与思想的视角。
首先，我们要在兰波身上确认这爱的渴望、这爱的使命、他自己笔下的“深深的柔情”。他的作品虽满是讽刺与拒绝，却经常出现此类情感，仿佛是他贡献出的一种信任，仿佛是一种召唤。“噢，爱，是普赛克的危难，还是力量？”一整篇《爱的荒漠》（Les Déserts de l’amour）尤其证实了这爱的期待。这些篇章属于兰波最高贵、最动人的文字，它们反复述说这种期待，带着噩梦的焦虑，带着一切终究徒劳的忧愁预感。真的，每当兰波追寻爱情时，他总会预感到失败。“最后，当你饥渴，便有人将你驱逐”，这是一场梦的尾声，收录在《彩图集》中的《童年》。它似乎证实了他遭受过的暴力，证实了不曾忘却的失落——我相信，兰波夫人让她的儿子经受的正是这些。她用爱的匮乏将他赶出了生活的国度。这指的是有着信赖的世界，在那儿，人们不畏随时可能出现的磨难，敢于相信事物与存在并不必然充满恶意或虚幻。最初的谎言具有怎样不可修复的破坏力啊！“这很好，她有着蔚蓝的眼神——它撒谎！”这就是兰波夫人，她对儿子百般注意，在他周围布满警戒，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乃至过了头。然而，孩子们中最清醒的这一位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些意料之中的举动不过是无情的义务。它们像极了爱，是的，因为她给予关照、忧心和体贴，这些都是爱的符号。不过，这符号在撒谎，是纯粹的形式，空洞无物。在兰波眼里，一个完整、有着实质关系的世界，一个用挥霍的爱所创造的世界，被这个从义务里诞生、失去灵魂的机制取代了。孩子感受到了符号的空洞与谎言。符号的意图与其空洞相对立。这些符号逐步坏死，显出它们徒有的外表；它们也腐蚀着它们任用的一切，真实的存在意义蓦然终止了流通。当爱征用事物的时候，它们似乎有了魂魄，且变得明澈。然而，被爱抛弃后，在失落的目光中，它们只剩下死亡的晦暗躯壳。而至于母亲本身，爱的关系本应让她与孩子们无比亲近，她的外貌本应无比清澈，但她却成了晦暗之物，成了不祥之谜。日常世界的全部，属于人的一切，所有社会群体自诩出于爱的目的而做的一切，所有地点，所有住所，所有物品，都满是敌意——它们在装腔作势。而怪诞、污秽和排泄之物将出现在这堆残骸中。兰波发现了——或自以为发现了——情爱的弥天大谎，对他而言，这些怪诞之物便成了证据。他将呼唤它们的到场——在《坐客》（Les Assis）和《蹲》（Accroupissements）之中——把它们当作揭穿虚伪理想的证物，当作引导他看穿人类存在的虚薄及其低劣本性的线索。他与它们相通，就像《初领圣体》（Les Premières Communions）中惶恐不安又一无所有的孩子，他“在茅厕中度过神圣的夜晚”，与爱之中共通的谎言一同度日。
伊桑巴尔，兰波的修辞学老师，曾在一份关键的记录中谈道：“每次母子间新的冲突都会让他的诗作里充满粗俗的意象。”兰波自己把母亲称为“黑暗的大口”（la bouche d’ombre）。爱的匮乏在他身上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晦暗的感官和对存在的瑕疵的执念——因此，我把这种匮乏视为兰波童年遭受的一场真正的形而上谋杀。这谋杀迫使他抱持着“残忍的怀疑主义”，变得好斗、不安。它剥夺了兰波生命中的信赖，而这信赖本是创造与发明的要素。事实上，为了理解兰波，我们得回到柏拉图（Platon）的教导，回忆起爱的形而上学：爱是超越感性、暂缓流亡、参与“真正的生活”的能动（agent），至少，它有着心理的真实，反映出我们的实存（existence）在存在（être）[4]中的印刻。爱的剥夺使得兰波无法与存在者（ce qui est）保持可能的共通。他看到真实与意识一道分裂出一种危险的二元对立。
紧要的是，首先，在童年的初期，存在一种对另一个世界的感知，那是更明澈、更自由、在日常的天空之外的世界，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感知如此纾解人心，如此“诗意”。《彩图集》中有着千万个童年之梦的遗迹。“在窗玻璃依旧潺潺流动的大房子里”（这已非现实，意识已然漂泊，晦暗已然消失，敌意的天空开始放晴），我们明白兰波便是其中一个“服丧的孩子”，他们正看着“美妙的图像”。这些孩子创造了别处。当他们看到或以为看到“一辆小车被废弃在矮树林里，或沿着小路奔跑滑落，披着饰带”，抑或“大路上，森林边，一群装扮好的小演员”；当盛大的马戏团——“仙境中的游行。真的：马车上装满金色丛林里的珍禽、旗杆和五彩的帆布，由马戏团的二十匹花斑马拉着疾驰，孩子与大人们骑在最惊人的牲畜上”——在城市里短暂地歇息；当他们在杂志上看到“笑着的西班牙女人和意大利女人”，他们就无比畅快，还想要逃离自己生活的地方。不幸的是，他们不明白，先要改变的正是他们的所在之处。
“我们没有真正活在人世。”兰波写道，“真正的生活缺席。”事实上，他很快便进入了一种更深层的对立之中。此地，这阴郁的道德视域，与遵循自然的生活全然相反，而自然有着天真、自由的本质，接受着普遍之爱的光辉。《太阳与肉身》（Soleil et chair）里写到，男人与女人从原初的明澈性中坠落了。他们忘记了“维纳斯的永恒诞生”……兰波与自然之物的联系完好无损：与花草，与黎明，与高高的海面上方的乌云。他那著名的“渴”或许不过是一种转换，将另一种无法止息的更隐秘的焦渴，转化成对他尚能接触到的物质资源的渴望。他在自然中也发现了污垢，但他不会以为自然摧毁了人类的追求，相反，这不过是自然有着精神和道德优越性的证据，它不愿屈尊玩起有关理想的下贱游戏。“啊，陶醉的蠓虫小蝇喜欢琉璃苣，它们在旅店的小便池上飞舞，愿一道光线把它们驱散！”真正的光能驱散晦暗的符号。唉，但它却无法容纳这喜爱光明的人。“我步履艰难地走在恶秽发臭的小巷，双目紧闭，委身于火神，太阳。”纵然被最明亮的光线包裹，兰波的灵魂依旧漆黑，无法得救。
我已概括出了兰波撒向他所有作品里的情感与信念。
我们将与他一起在其思想的生成中重新创造这些情感与信念，直到决裂的一刻。我们将检验它们的真实，或至少将它们作为一种诗性真理来接纳。但此刻，我仍想在身为小孩的兰波、在他本该成为的自信男人身上稍作停留——我想谈一谈这些想法因太早地降临到他身上而对他造成的伤害。是啊，或许，人们注定有这样的想法：人类的场合满是谎言，社会在堕落，我们的存在被窒息。是的，或许，如今我们都必须把我们的歇斯底里与永恒的维纳斯相对立——如《初领圣体》里那个动人又沉痛的声音所说。但这是大人的事务，而年轻的兰波慷慨地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厄运，他在依旧稚嫩的意识中过早确立了对厄运的感知，这只会加深他的自我厌恶，只会让他远离这个世界的美丽——而他已确认了其中的价值——因为在先厌恶自己之后，人已没法真正去爱。摧毁他的，还有他清醒的神志。通过旅行，他试图到达神奇的国度；通过“理智地扰乱所有的感官”，他试图在肉体中唤醒最天然的自发性。但他始终带着《耻辱》（Honte）中描述的自我厌恶，以及灵肉之间无解的矛盾。
这样一颗心灵，一边是“种种神秘的温柔体贴”，是《地狱一季》中疯狂的童贞女证实的善意；而另一边则是决绝的恨，是或许可称作一副面具的恶意2，但这恶意已渗入他存在的深处，将他摧毁。“我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正义。我逃走了。女巫，灾难，仇恨，啊，我的珍宝财富都交付给你们了！我终于把人类的全部希望在我脑子里彻底破灭。我像野兽一样跃起，把一切欢喜统统勒死。”1873年，兰波试图驱走他的恶魔，但最终失败了。因为他最深也最致命的矛盾，是一种强力与一种软弱之间的矛盾。他是不知疲惫的行者，不曾歇息的创造者，在非洲，他将成为最狂热的工作者，他携带的能量全被释放——仿佛圣人，抑或“不屈的苦役犯”——因为他无法追求一般人追求的目的。但当他试图解决难题时，他却被夺走所有的资源，被偷窃。他明白，他是洗礼圣事的奴隶。他明白，离开外省、离开母亲后，他依然有一个敌人，一位胜利者：基督教。“基督，噢，基督，能量的永恒窃贼！”在《初领圣体》里——以及之后在《地狱一季》里、在《彩图集》里——与其说宗教让精神走上歧途，不如说它让所有存在枯竭。这兴许解释了兰波身上的最后一个矛盾：他在研究诗歌时拥有纯粹的智性，但为了达到目的，却满足于物质手段、酒精和印度大麻。乍看之下，这十分怪异。但如同情感的异化成为毒药、成为几乎只是肉体层面的疾病，为了寻回太阳之子的状态，兰波也必须复苏身体中紊乱的动物之能。若仅有精神在工作，那尚未开始前，他便知自己会被打败。
兰波被如此不公正地剥夺了一切。但在空无的坩埚中，我们也要认出异化与厄运造出的意料之外的黄金。更进一步的话，我要在社会学与心理学为我们提供的阐释之外，提出另一种决定论，以及它带出的另一种批评形式。如果说兰波成为兰波，如果说他平庸的生活条件与如此不屈的诗作能形成强烈的对比，那这其中的原因便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或弗洛伊德式的分析范畴。比如，我们必须发掘出另一种必然性，唯有它阐明了兰波从受害者到诗人的蜕变。这种必然性隶属于形而上层面。它与事物的天性无关，而与它们的存在相关。是啊，一切就这么发生了，仿佛存在本身的崩塌，即可能性降格为惰性、实存的事物——社会、道德化的宗教、封闭的道德、死物——都被一种特殊的存在自愿地、完全地、艰难地承担下来，诗歌试图引发的觉醒因此得以可能。灰烬中，总有残存的火花——一次追忆，一段遥远的模糊记忆，“体质正常的人，肉体不正是园中累累下垂的果实，噢，孩童的白昼！肉体，可供肆意挥霍的财宝；噢，爱，是普赛克的危难，还是力量？”——这时，火光将重燃。19世纪末，也曾爆发过一次爱的普遍危机。“我们在我们古怪的心灵里摧毁了生命之爱，”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5]写道，“我们变成了自己的魂魄，这已是现实！此后，对生活的接受，不过是对我们自身的亵渎。”马拉美（Mallarmé）的想法亦与此接近，对时代的宿命的妥协将诞生出一整代文学——但是兰波，他啊，却试图重新创造爱情，试图盗火，将自己置于我所称的英雄的因果性（causalité héroïque）之中……是的，面对历史命运的挑衅，我们总有两种回答：要么屈服——心理学与社会学分析关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因此更适合被用来解释这种消极性；要么反抗，力争实现被命运扼杀的可能性——在因果分析败下阵来的那个瞬间，诗歌起航了。因为，在这个被天生的必然性支配、走向尽头的封闭世界，对不可能的尝试至少是存在被唤醒的情感，是死亡的敞亮直观（intuition）。
真的诗歌是重新出发，它在死亡毗邻处诞生、再现。我们称为“诗的使命”的，不过是一种反抗的意愿。大多数时候，庸俗存在的沉闷睡眠让斗争成空，这通向死亡的睡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