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射杀李敢是不名誉的？你不知道“血亲复仇”在汉朝有多时髦
霍去病射杀李敢是不名誉的？这里涉及到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那就是“血亲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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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软踏踏的儒家，一涉及到爹娘就立马变得刚猛无比。
现代人、尤其是许多年轻人对儒家的印象很糟糕，比如刻板教条，比如陈腐愚昧，比如内厉外荏等等。其实这是一种对儒家缺乏深刻认知的误解，也是对将宋明理学等同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狭隘——话说即便理学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
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后世被扭曲得太厉害，也因此被误解得太厉害
传统的儒家，非但不软弱，反而很刚猛。
比如大家现在都很熟悉的那个“以德报怨”的例子。人家孔夫子的原话是“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卷七·宪问第十四》）——啥意思呢？有恩报恩，如果有仇，那就揍他丫的！
原来印象中慈眉善目的老夫子其实也是个狠人，而且非常的愤青。
而一旦“孝悌”这个儒家伦理观的根本遭受到侵犯，老夫子和他的徒子徒孙就不止刚猛这么简单了——人家直接会爆发小宇宙，然后拎刀子找人玩命。
真正的儒生都是上马能砍人、下马能治世的全才，根本不是宋明以后的那些嘴炮弱鸡能比的
儒家认为，宗族血亲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有人对家族或成员造成伤害，那么这事肯定没完，必须报复。而且孔老夫子早就给他的徒子徒孙们立下了“祖训”：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礼记·檀弓上第三》）
啥意思呢？如果父亲被杀害了，那么当儿子的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一心一意的替父报仇就好了，如果做不到那就去死吧！哪怕是在大庭广众或是官府衙门碰到了仇人，也得当场拔刀砍死他，否则就不为人子。
在重视祖先和家族中国人看来，类似杀父这种大仇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忍的
这就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由来。而非常讲究尊卑秩序的儒家即便在复仇这件事情上，也制定了“严格”的礼仪加以限制：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礼记·曲礼上第一》）
对于杀父仇人不死不休，杀不成就自己去死；对于杀害亲兄弟者就稍微“宽容”些，逮住立刻杀掉就行了；至于杀友仇人，复仇原则上不能“跨（诸侯）国”，只能在国内追杀。
好吧，如果这也算限制的话——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如果有亲友被害，基本就不用干别的了，拎把刀整天追着仇人砍到天涯海角就好了。
在武侠等类型的影视剧中，为报父（母）仇是大侠们最常干的事
而这，就是所谓的血亲复仇。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原因在于远古时期法律不健全、执法能力也比较差劲。因此个人若要生存必须依赖于凭借血缘关系凝聚起来的宗族，而非官府。在这种情况下，血缘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赋予了血亲复仇在道德上的正义性，同时这种“自力救济”也弥补了在官府能力有限时，普罗大众对于“惩恶扬善”这一基本公平原则的普遍需要。
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本身就提供了血亲复仇的理论基础。“亲亲”、“尊尊”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通过个人行为进行复仇，被视为对于君主、亲友的基本责任，才是“忠孝节义”的体现。当然还可以拔高为维护了礼法、实现了仁义、成为了君子——《公羊传》中不就已经恶狠狠的警告过大家“不复仇，非子也”了吗？
董仲舒是儒家公羊派的代表人物，而公羊派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大复仇”
所以在那个年头，如果有人的尊长、亲友被害而无心或无力复仇，绝对是一件受人谴责和鄙视的行为。哪怕是选择“报警”，也会被视为懦弱、不孝，基本上以后就没脸出门见人了。
所以太史公才会在他的煌煌巨著《史记》中专门为刺客列传，对这种复仇行为大加颂扬。
有时候，哪怕这种血亲复仇的对象是君主，也是受到推崇和支持的：
“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旬，古之道也。”（《春秋公羊传·定公四年》）
也就是说，父亲无错被杀，儿子就可以向君主复仇；若是父亲犯罪受诛，儿子则不能寻仇——这也是孟子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思想的阐释之一。因此伍子胥叛楚投吴、回头还将楚平王掘墓鞭尸的行为，放在今天弄不好被当成“楚奸”，可在当时非但没有被儒家视为大逆不道，反而作为“烈丈夫”的典型代表而传颂千载、青史流芳。
伍子胥的复仇行为一旦跟孝悌有了关系，立马就变得光芒万丈
因此拿今天的思想观念往古人身上生搬硬套，不是闲的就是扯淡，当然更大的可能就是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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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亲复仇让汉朝的统治者非常头疼，但无法阻止其风行一时。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始皇帝陛下有个癖好，那就是什么玩意都想“统一一下哈”。所以在他被荆轲这家伙刺杀过一回以后，就对当时已经泛滥成灾的各种复仇行为深恶痛绝，便立法对此统统禁绝之。不过大秦朝很快完蛋，汉朝虽然偷偷摸摸的几乎全盘沿袭了前朝旧制，但在面子上还要对“暴秦恶法”欲拒还迎，于是很快便在血亲复仇这一问题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毕竟皇帝和国法的尊严要维护，而当时的儒家又大力鼓吹血亲复仇的正义性（比如董仲舒就是儒家公羊派“大复仇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其天人感应学说甚至可以认为是对皇帝的一种“复仇”行径），所以造成汉朝政府对于此类案件的判罚持自相矛盾的态度，同时也造成血亲复仇的事件屡禁不绝。
汉儒是非常生猛和激进的，绝非他们后来那些不肖子孙的德性
比如东汉时有一个叫赵娥的女子，父亲被李寿杀死，所以当她与仇人相逢时便毫不犹豫的抽刀杀之，然后割下首级去官府自首。这下子整个大汉都“高潮”了——当地的乡民蜂拥而至县衙为其鼓与呼，县长在国法与人情间无法取舍，干脆挂印辞职，看管监狱的守尉更是觉得肮脏的大牢根本不配容纳赵娥这样的孝女，非要把她撵走不可……
事情传开后，当地的郡太守、州刺史立即上表朝廷，非但认为赵娥无罪，还要给她刻碑以彰烈义，否则就跟皇帝没完；赵娥她家也成了“网红”景点，各地人士纷纷慕名而来，或是献上礼物或是只求一睹这位“女孩子”的真容；黄门侍郎梁宽、大名士傅玄为她立传、赋诗，范晔后来更是郑重其事的将赵娥的事迹列入《后汉书·列女传》。
汉灵帝刘宏要是不想被吐一脸唾沫或是被指倒行逆施，也只好将汉律当成破抹布丢一边，下诏赵娥无罪，还得捏着鼻子加以表彰。
赵娥这种女汉子，大多只能存在于汉唐这样大气磅礴的时代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淮南王刘长因辟阳侯审食其未救护其母，以袖藏铁椎击杀之；比如名士魏朗因其兄为乡人所杀，于是怀揣利刃在街上转悠了100多天，终于将仇人杀死后逃亡等等。这种行为往往因为受到舆论的推崇和公众的支持，使得官府根本无从治罪。
而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血亲复仇甚至能成为杀官造反的正当理由：
“琅邪海曲有吕母者，子为县吏，犯小罪，（县）宰论杀之。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执县宰……母曰：‘吾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遂斩之。”
正所谓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大复仇主义在汉朝如此流行，而且舆论还普遍持支持、鼓励的态度，所以就催生了一个势力庞大的需求供给方，那就是“大侠”。两汉的游侠、刺客虽然屡遭官方打击，但在民间的口碑却非常好，其中郭解、剧孟之类的佼佼者甚至因为经常替人调解纠纷或是报仇，竟然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名流。这帮家伙不但信誉比官府还好，甚至被太史公赞为“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更有甚者，当时在洛阳等地还出现了专职替人报仇的企业化组织——会任之家，网罗了数千杀手、刺客，只要有人需要复仇却力有未逮，那么自有专业人士替其解忧。
而且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信誉卓著，童叟无欺……
这种公然的复仇行为对于大汉朝廷维护统治自然是不利的，自然要制定法令予以禁止。比如东汉名臣桓谭就曾给光武帝刘秀上书，要求对这样的行为予以严惩：
“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后汉书·卷二十八上·列传第十八上》）
既然是“旧令”，则说明禁止复仇的法令早已有之，只是“然并卵”而已。在两汉的司法实践中，血亲复仇非但未受到严厉的惩戒，反而经常受到官方的包容甚至鼓励。比如汉末的阳球，因为有个官员在言谈中辱及其母，便纠集数十人杀其全家。结果他非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因此成名被举为孝廉，从此在官场上一帆风顺，最后官至尚书令、司隶校尉、卫尉。
阳球虽是酷吏，但诛杀了十常侍之一的王甫
所以说打着复仇的名义行杀人之事，在两汉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官府就算想惩处也往往无能为力，行私刑者往往还能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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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过头来说说李敢被杀事件——霍去病的做法在当时堪称堂堂正正而且理所当然。
咱们先简单捋一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刘彻搬空家底凑出几十万兵马和无数辎重交给卫青和霍去病，分兵两路与匈奴展开决战。结果霍去病取得决定性的大胜，“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讯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汉书·卷五十五·列传第二十五》），卫青也击溃匈奴主力、陷赵信城，歼敌近两万。
漠北决战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最重要的一次战役，刘彻当然不能掉以轻心
唯有李广再次于茫茫大漠中迷路失期，最后愤而自杀。
于是李广的儿子李敢就认为卫青是自己老爸之死的罪魁祸首，便出手打伤了他。虽然卫青为人宽厚，没有声张此事，但并不代表霍去病没意见，所以他就借射猎的机会一箭射死了李敢。
这件事乍看之下像是个发生在李广—卫青—李敢—霍去病之间的“三角”血亲复仇事件，其实不然。
首先得从李广为啥自杀说起。话说李广名声很大，其实战绩不佳——在史书中能够找到他的7次外战战例中，战绩是2胜2败，还有3次要么迷路，要么未发现敌踪，只能泱泱而回。
李广擅守，“不教胡马度阴山”确有其事，但进攻能力真不行，尤其不能出塞，一出去不是打败仗就是迷路
更重要的是，李广取得的胜绩只是在小规模遭遇战中的局部胜利，一旦失败就是彻彻底底的大败仗：一次丧师万人，连李广自己都险些被俘；另一次则是4千人全军覆没，李广仅以身免、被降罪为庶人不说，他强大的“迷路”属性还会传染——当年一路溜达到乌兹别克斯坦都没出过问题的博望侯张骞，这回也因秒变“路痴”而失期，结果被刘彻把爵位给撸了。
老张后来又重操旧业、二次出使西域，你当是他乐愿意当驴友？还不是为了把爵位再赚回来？
所以别看李广名气很大、资格很老（他当兵的时候卫青要么未出生，要么还在平阳侯府当奴仆），其实并不怎么受刘彻待见。尤其是他的坏运气臭名昭著，使得刘彻都深为忌惮，故此在漠北决战前，特意吩咐卫青把他打发得远远的，省得这个“不吉祥物”再把霉运传染给别人：
“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史记·卷一百九·列传第四十九》）
此时李广已老，就指着这一战封侯，所以坚决请战，刘彻被迫妥协，任命他为前将军。不过卫青牢记刘彻的嘱咐，还是想办法将李广调到次要方向“打辅助”。为此两人还发生过口角，但是被迫服从命令的李广再一次迷路失期，导致卫青未能合围住匈奴单于。
刘彻是非常迷信的——非要在他人身上追究李广之死的责任，刘彻才是罪魁祸首
而李广自杀前的遗言，则表明他对卫青虽有抱怨，但并无仇恨：
“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引用同上）
卫青不用李广，是服从皇帝刘彻的命令。李敢即便要给他爹的死找个罪魁祸首、想要“血亲复仇”，那也得去找刘彻这个“主犯”。
报复卫青算怎么回事，柿子挑软的捏？人家伍子胥为报父仇可以叛楚投吴，还将杀父仇人掘墓鞭尸，可没欺软怕硬的一门心思专找进献谄言的费无忌的麻烦——李敢连当面质问刘彻的勇气都没有，这算哪门子的血亲复仇？
李敢打伤卫青，其实是一种懦夫行为
而且李敢连卫青都不敢杀，只是将其击伤后就当没这码事了。而这种行为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瞧不起的，因此哪怕是非常同情李广的司马迁，也不得不感叹“李氏陵迟衰微矣”——李家真是后继无人，怪不得会败落衰微啊！
卫青可以不把李敢放在心上，可霍去病要是也不把这当回事，那就真是“不为人子”了。
霍去病出身单亲家庭。他的渣男父亲霍仲孺与当时在平阳侯府当女奴的卫少儿私通生子后，便假装没事人似的回家另外娶妻，还生下了另一个著名的儿子霍光。霍去病作为私生子，能够顺利的长大成人并成为一代名将，他的舅舅卫青（当然，卫青也是个私生子）和姨夫刘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他将舅舅和姨夫当作父亲看待，天下人也会视之为理所当然。
汉朝的私生子绝对是个惹不起的群体
李敢要为父亲的死实施血亲复仇，所以一旦卫青或是刘彻受到伤害，霍去病当然也有同样的理由这样做，这又有什么不名誉的？
况且李敢不敢招惹刘彻，报复卫青也是虚张声势，那是因为畏惧权势。而霍去病对于李敢这个部下，就没有什么需要畏手畏脚的了。
而且还别说霍去病仗势欺人——以小霍的脾气，他根本犯不上“仗势”。
李敢也算是一员悍将，在霍去病麾下能夺左贤王鼓旗且斩首颇多，获封关内侯。不过就勇气而言，他跟霍去病绝对不是一个量级的：
“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三家注史记·卷八十六·列传第二十六》）
霍去病17岁就敢率领800骑兵深入大漠，两次功冠全军，获封冠军侯；19岁连续次进军河西，歼敌近10万、俘匈奴祭天金人、攻取祁连山；22岁在漠北之战中歼灭匈奴主力7万余人，战后获拜大司马，成为与舅舅卫青齐名的汉军两大巨头——这样的人物，称之为“神勇”而与那个失败杀手荆轲同列，是不是有屈尊之嫌？
封狼居胥这种事，除了刘彻和小霍，试问天下谁敢干？
更何况小霍还干过更加胆大包天的事情，就是那个“封狼居胥”。话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封狼居胥这种事在当时的大汉朝，除了刘彻能干以外，谁干谁就是“僭越之罪”，被杀头、夷族都没法喊冤。
可霍去病就敢干，干完还到处显摆——深知自己外甥臭脾气的刘彻也只能捏着鼻子假装不知道（当然也可能刘彻打算秋后算账，可没想到小霍过两年就挂了，所以这码事也没法提了）。
连刘彻都敢欺负的霍去病，会像李敢那样因畏惧权势而不敢复仇？开什么玩笑！
而且霍去病之杀李敢替舅舅报仇，杀得那叫一个明刀亮剑、堂堂正正，丝毫不屑于避人耳目，深得孔老夫子“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之真传：
“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骠骑将军去病与青有亲，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触杀之。”（《史记·卷一百九·列传第四十九》）
古代的皇家射猎可不是为了满足皇帝私人爱好的小事，而是一种旨在联系君臣或外藩关系，体现国家实力、军事力量和尚武精神的一种重大国事活动。这种射猎活动不但意义重大，而且场面宏大，参与的人员动辄成千上万，而且基本上朝廷中的大佬们都会参加，绝对是一种非常正式的社交场合。
《乾隆射猎图》。古代皇家射猎可不是件小事
霍去病就是在这么一个场景下，在众目睽睽之中亲手射杀了李敢，基本上跟在刘彻的大朝会上当场将其打死区别不大——某些人所谓的“阴杀”、“暗杀”之说根本不成立。小霍同学压根就没打算掩盖自己的行为，甚至还生怕别人没看着，以至于他以后都没处显摆去……
霍去病不怕被当场“抓现行”，可惜根本没人想抓他。为啥？血亲复仇嘛，这种破事天天都有，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只不过这回的当事人名头大了点，而且还让皇帝亲眼看见了，就比较麻烦了。
再说李敢只是打伤卫青而已，霍去病回头就要了人家的命，看似有些过分，但实际上还在于刘彻怎么判断这件事的性质。可刘彻又能怎么办？按照国法应该将他的大外甥砍头（当然按照汉律可以拿钱或是军功赎罪，根本用不着执行死刑），可是一来不舍得，二来不值得，三来就算刘彻能狠下这个心，他的那帮一听说血亲复仇就“高潮”的文武百官们也得喷他一脸吐沫星子……
于是刘彻只好瞪着眼睛说瞎话，认定李敢是打猎时不小心被鹿撞死的……大家觉得这个理由简直太合适了，于是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在《史记》、《汉书》等史书的刘彻本纪、卫霍列传中，对此事连提都没提过一笔，更别提诟病和批判。就是因为在当时，谁也没觉得这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毕竟血亲复仇嘛，大家都喜闻乐见又深受好评，有啥好值得批评的？至于所谓的“不名誉”，古人可没闲心扯这种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