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开放，艾滋病发病率升高：保持健康这几点一定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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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球约有170万新发艾滋病感染者，69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

其实，这个日子更应该被称为“艾滋病患者关爱日”，因为这是一个被歧视、被忽略、被误解很深的群体。

当一个人被贴上“艾滋病”患者的标签时，他的人生似乎就全完了。他可能会失去一切：失去所有的社会关系，失去工作机会，最终可能会失去生命。

不过，最近《新京报》记者与两个HIV携带者分别相处了一天，发现他们迎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来自农村的小刚在被查出感染HIV之后，感觉“天都塌下来”了。后来自己染病的消息被父母得知后，原以为父母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没想到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对他就是一顿臭骂，这背后是家人深深地耻辱感与愤怒，是他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丢了全家人的脸。

做完检查后的第二年小刚第一次回到家乡，结果被亲戚们当怪物一样嘲弄，父亲更是用竹竿把自己痛打了一顿，连竹竿都碎成渣了。

小刚万念俱灰，不知道未来该怎么活下去。在这之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父母也从未打过电话。即便这样，小刚的父母仍然想为了自己的面子逼迫他赶快结婚生子，这让小刚完全无法接受，他不想再祸害别人。

但同样感染HIV的松鼠哥则幸运的多。他说：对我来说，感染HIV不算是一件坏事。起初他并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家里人，只想一个人扛下来。

没想到他周围的人都充满了善意。感染后他第一个告诉的是房东，房东没有歧视他，反而一个劲地开导他，还开车送他去医院复查；在医院他遇到了善解人意的医生；朋友也没有因此而疏远他。

最让他感动的是，妈妈和继父在经历最初的情绪崩塌后，反而给了他很多的理解和支持。他并没有因此而自卑，反而努力地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并且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其实，因为对艾滋病的过度污名化，以及艾滋病的高死亡率，会让不了解的人产生过度的恐惧。

这种恐惧情绪的蔓延，不仅让真正确诊的患者生存空间被挤压，还让那些并未确诊却怀疑自己染上HIV的人在忐忑中备受煎熬。他们所遭受的心灵痛苦，可能并不亚于HIV携带者。

某成功商务人士C去外地出差，发现酒店房间门下塞进了一张小卡片。出于好奇，他加了卡片上的微信。结果没有经受住诱惑，他那晚跟一个陌生的女性发生了性关系。

这次性体验他感觉非常不好，一方面，作为朋友、妻子眼中的模范丈夫，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既感到羞耻，又有些内疚，另一方面，他总觉得这样的性行为很脏，身体上也有些不舒服。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手机推送的有关艾滋病的消息，突然有些担心，自己那一次的冲动行为会不会恐上了艾滋病？他立即预约了医院的性病科，做了抗体检测。检查结果拿到的那一刻，他长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是阴性，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晚上当妻子要求性生活时，他突然又心里一惊，这个检测的准确率是98%以上，万一自己是剩下的2%呢？不行，绝对不能。他找了个身体太累的理由给搪塞过去了。

第二天，他又换了一家医院，检测的结果仍是阴性。他觉得这下自己可以安心地去上班了。

可不知怎么的，每当他快忘记这件事时，就有大数据推送的信息跳了出来。估计是他前段时间经常上网搜索有关艾滋病的知识，被网络记录了下来。每次看到艾滋病这三个字，他的内心就会被扰动，就开始有各种担心。

在那之后，他拒绝跟妻子过性生活，也很少去跟孩子亲近，在单位也总觉得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这让他压力重重，焦虑不安。妻子甚至起了疑心，盘问他是否外面有人了，他感觉自己快撑不住了。

他能做的好像只剩下再去医院检查，再次听到医生跟他宣布“检查结果是阴性，你没事”。

恐艾也是病

其实，像C先生对艾滋病的恐惧已经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不断地去医院检查，不断地确认，让自己长时间处在一种高度焦虑中，这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正常生活，可能进一步会影响到他的社会功能，比如尽量减少与人接触，害怕上班，直至完全将自我封闭起来。

恐艾其实与临床上的焦虑症、疑病症、强迫症等疾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首先，他总是害怕传染给家人，将灾难扩大化，想像未来自己会多么凄惨，可能会被亲人抛弃，前途一片灰暗，这些没有发生的事情让他极其焦虑。

其次，经过多次检查，虽然结果是阴性，但是他总能找到其中的漏洞，他总能找到那个“万一”，也就是内心的怀疑始终无法打消。

这就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会落下。一旦遇到有关艾滋病信息的侵袭，就会再次勾起他的怀疑。

另外，因为不断重复检测，确认，再次怀疑，周而复始，让他感到极其痛苦。在理智上他也会认为医生说的很对，肯定没有问题，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自己应该开始正常的生活了，可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控制住自己不去猜疑，不去做检查。

强迫与反强迫两股力量就这样不断交替，让他无法自拔。

所以，假如像C先生这样有了上面的困扰，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正常生活，可能就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心理服务了。

恐艾形成的因素

1、社会文化因素

据统计，艾滋病是死亡率位居第一的传染病，而且至少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无法获得拯救生命的治疗。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近32万青少年儿童感染艾滋病，其中有11万死亡。也就是大约每100秒就有一名20岁以下的青少年感染HIV。

高死亡率，低龄化，再加上性获得更加容易，让染病与死亡的机率都大大增加。

同时，因为艾滋病病毒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这会激活文化中对性的羞耻感，以及人们的死亡焦虑，这直接导致了人们谈“艾”色变。

2、家庭环境因素

其实大多数有过无保护性行为的人并不会出现恐艾的情况，每个人对此的反应不同，最关键的还是他们家庭养育环境的不同。

通常在家族中有过精神障碍的家庭成员，可能会是恐惧焦虑的易感人群。

另外，假如父母在早年的养育过程中，没有给孩子足够的满足，孩子未跟父母形成安全的依恋，或者父母总是告诉孩子“外面的世界是充满危险的”，孩子就很难建立起对他人以及对世界的安全感。某个生活事件，也就可能成为了安全感崩塌的诱因。

当然，假如父母自身的安全感不足，也会把自己的焦虑投射给孩子，他们会对孩子有诸多的限制，孩子害怕去探索未知的领域，而未知的部分越多，也就越恐惧。

3、行为因素

艾滋病大多数是通过性行为进行传播的，而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性的获得变得更容易，但婚姻的成本却越来越高，与多个性伴侣发生关系的行为也有所增加，这会让染病的机率大大增加。

摆脱艾滋病恐惧，

让每个人都能在阳光下有尊严地活着

无知会放大恐惧。就像新冠病毒一样，当我们掌握了它的病理，对它有更科学的认识，就会更有掌控感，那么，恐慌的极别就会降低。

每年的艾滋病日，把大众的目光重新聚焦到这个疾病本身，也是一次向全民科普的机会。

当我们近距离接触这些人时，当我们可以尝试去看见每个生命背后的痛苦与挣扎时，我们也许能更接纳包容这个群体。

他们只不过是得了一种强度不高的传染病而已，他们其实也是弱势群体，也想有尊严地活着。一个宽容的社会，是让弱势群体活得有尊严。

当然，除了全社会的包容之外，艾滋病或者恐艾人群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匿名自助群体，类似于美国的戒酒互助协会，在群体里获得更多的支持与鼓励。

这样，一方面可以去积极地治疗，一方面也可以尝试去为社会做些贡献，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让尊重与包容，从我们自身做起。

编辑 | 王大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