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欲栽大木拄长天

杨昌济（1871—1920），又名怀中，字华生，著名伦理学家、教育家，倡议筹办湖南大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作有《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劝学篇》等。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特意提到了他的一位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毛泽东还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事实上，不仅毛泽东深受杨昌济影响，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罗学瓒、陈章甫、张昆弟、李维汉、萧三、舒新城等一批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和杰出战士都曾深受杨昌济思想、道德和学识上的熏陶，养成了“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

杨昌济早年接受旧式教育，熟悉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又广涉明清以来的思想家王船山、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也细读过曾国藩的著作，深受湖湘文化熏陶。之后，他到日本、英国学习，并到德国考察，利用10年时间学习了国外的政治、哲学、伦理，特别是教育学理论，如卢梭、斯宾塞、赫尔巴特等人的学说。1913年杨昌济回国，辞去湖南省政府请他接任教育司长的邀约，选择教书。原因一正如他所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原因二则是因为戊戌年间的思想变化，他“嗣后决志从事教育，以救国救民，方针已确定无移”。他坚信“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

关于教育的目的，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中明确提出：“教育不可不以与生存于社会之能力于个人，为第一之目的。”他进一步指出，“欲为生存竞争，则于身体、于精神，不可不为大活动。而欲于精神、于身体为大活动，不可不强健其身体，即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既基于科学艺术工业之发明，及其实际之运用，故欲从事实业以谋衣食，不可无科学之智识。而欲得科学之智识，与应付日日生活上所起之事件，又不可无言语与数学上之智识”。因此，在杨昌济看来，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专业教育，都应启发学生懂得自然科学、艺术知识，学会谋生的本领。

关于教育的内容，杨昌济说：“自来论教育者，往往分为智、德、体之三部。”他认为国家“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他吸收斯宾塞的观点，将之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结合，并参考中国实际情况，在教学实践中加以运用。在学生看来，杨昌济讲得最多的是德育。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鼓励学生向善向上。他还强调：“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

关于办学的方略，杨昌济主张借鉴外国经验。例如，为了解决湖南的学校少而招考人数众多的情况，杨昌济便提议国内借鉴英国教育的经验。一是急需采用英国的“通学制”以取代寄宿制；二是男女同校共学让学龄儿童都能上学为便；三是学习英国学校开设夜班，英国儿童义务教育年限虽然到14岁，但“高等实业学堂、美术学堂、女子高等学堂及各大公立小学”都附设夜班，“其学费极廉。夜班中亦有体操，因其于青年身体有益也”。此外，他还建议培养、选择合格教师，并整理财政，保障学校经费。

关于课程的设置，杨昌济从总结教育经验入手，借鉴西方普通教育的基本内容、开设的课程、教学的方法、教学的效果等，对中国学校的相关方面进行设计。例如，对于普通中学，杨昌济提出开设11科（15门课程）。这 11 科是：言语科（包括本国语言文学、外国语）、数学科、修身科、历史科、地理科、博物科（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理化科（包括物理、化学）、唱歌科、图画科、手工科、体操科。他还非常重视学生的美育，要求开设唱歌、图画、手工等课程。

关于教学的方法，杨昌济同样借鉴了国外的做法：“一是教授，二是训练，三是养护。教授以授予智识、发达心身之能力为目的；训练以教育者直接感化被教育者，正其方向，作善良之品性为目的；养护以保护身体而发达之为目的。故养护乃关于被教育者之身体，而教授与训练，则关于被教育者之精神。教授直接活动于智的方面，训练则直接活动于意的方面。”在杨昌济看来，教授之方式可简称为教式，分“注入的教式”和“开发的教式”；训练要注意学生精神发达的程度；养护则是保护和增强学生的体质，因为这不仅是学校的重要责任，也是学生家庭最重要的义务，需要社会共同关心。

由上述可知，杨昌济融汇中西，与时俱进，倡导德育，注重实践，他的教育思想是一个完整而科学的体系。他引导学生研究社会、探讨人生、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反映了他在特殊时期的超前政治观念和教育思想。众所周知，杨昌济在北京故居有联“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他的一生，不愧此联！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中国教师报》2020年12月02日第13版

作者：杨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