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关注中小学课改？
我的专业不是语文教育，是现代文学，主要精力也不在语文研究上，这方面偶有心得，时而提些看法，只能说是“敲边鼓”。如同观看比赛，看运动员竞跑，旁边来些鼓噪，以为可助一臂之力。到底效果如何，那是用不着去计较的。
这年头大学都往所谓“研究型”转，科研数据成了衡量学校与教员“水平”的主要指标，许多学校的特色渐渐消褪，师范大学也不甘心“师范”了。语文教育本是中文系题中应有之义，师范大学更应倾力研究，事实上呢，却很少有人愿意在这方面下功夫。也难怪，现今的学科体制中，语文教育的地位尴尬，甚至没有位子。尽管所有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现在全都升格为文学院了）都有一个“语文教材教法”教研室，可是人数偏少（一般不到全院教员人数十分之一），难于支持局面，老师也不安心。因为这不是独立的学科。象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语言学等等，都是二级学科，可以有硕士点、博士点什么的，唯独语文教育没有，教师晋升职称还得到教育学院去评审，在中文系这里就只能是“挂靠”。名不正言不顺，怎能让老师安心？再说学生也不太愿意学师范。全国的师范大学都在大办“非师范专业”，靠这个吸引生源或者创收，考分高的或者有钱买照顾的，都往这里奔。师范教育实际上萎缩了，这直接殃及基础教育。近几年中央领导指示一些师范大学招收免费师范生，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学生读师范不用交学费，可是要签下毕业后必须教几年中学的“卖身契”，无形中还是带有歧视。这样即使降低分数都很难招到学生，学校也不太乐意往这方面投入。师范教育“沦落”到如此地步，与之相关的语文教育当然也就没着没落的。
为什么会这样？从根上说，还是因为中小学老师的工作繁重，收入却微薄。在现在这个讲实利的社会里，没有体面的经济地位怎么能指望有社会尊重？又怎么能吸引优秀人才到基础教育这边来？优秀学生毕业了都对基础教育敬而远之，中小学教育水平自然也就难于提高。都在抱怨应试教育如何糟糕，其实教师的水平才是根本。老师有地位，才有水平，有水平就能让学生考得好，又不至于陷入应试的泥淖。这本来是常识，可是要提升教师地位好像很难很难，人们似乎就把常识给忽略了。
师范大学也无奈。他们既然不在语文教育方面多花力气，那综合大学就来凑凑热闹吧。其实象北大这样的学校，过去许多大师级学者，都很重视中小学教育。他们自然不用靠这些来提高“学术分量”，主要就是出于知识者的责任。有北大传统的感召，2004年我提议并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得到校方以及一些校友的支持，这“边鼓”就敲起来了。果然有了一点反响，这几年全国有多所大学相继成立了类似的机构。大家重新看重语文教育了，这是可喜的一步。我想，如果相关部门能着手调整学科结构，把语文教育设定为二级学科，就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对重振师范教育、提升语文教育研究的水平，肯定会大有推进。我知道做事很难，很多时候“说了也白说”，但“白说还要说”，一点一点推进吧，相信终究会有些效果的。
说语文教育研究不被重视，好像也不尽然，你看每个省都有很多语文报刊，中小学老师晋升职称，都得在上面发表文章。语文学科文章数量之多，在各个学科中是首屈一指的。但研究水平有多高？不好说。绝大多数语文方面的文章，都是什么教学法、教学模式，以及对课文的各种分析阐述之类。不能说没有用，这类文字对于上课实践还是有帮助的。可是整体而言，语文方面的文章大都是经验性的，很少依据调查做科学的数据分析，研究水平也就打了大折扣。比如，我说文言文重要，你说不见得那么重要，彼此都会有一套一套的“道理”，而且都有观点加例子。可是科学性在哪里？谁也说服不了谁。课程改革推开后，又是语文的争论最多，动不动弄到传媒到处炒作，改革的阻力非常大。语文界争议太多，跟科学思维太少恐怕有关。语文学习带有情感性、体验性，有些方面难于量化测试，但要搞清楚语文教学某些规律，要了解语文教育的某些“稳定部分”，还是可以而且应当进行科学层面的研究的。前不久我参加一个关于语文学习质量检测工具研制的会议，才知道欧美一些国家对于母语教学水平测试是多么重视，检测一个学校甚至一个地区语文教学各个环节的效果如何，他们不全依靠考试分数统计，主要靠诸多相关方面大量的数据分析，有一套可以操作的工具与模本。比如说，各个学段作业量多少为合适？影响学生学习兴趣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辅导班对学习帮助是大是小？如果例子加观点，就永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终究是糊涂账。依靠调查跟踪分析，靠数据说话，就能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类似这样的科学的研究，我们的确太少。中国之大，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研究语文教学质量的检测研究机构，甚至没有这方面专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例子，说明我们的语文教育研究总体水平，还多在经验层面打转，不能不提醒注意。
这方面我们也想敲敲“边鼓”，以改变语文教育经验性的低水平研究状况。一切先从调查着手。六年前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向全国招标，做10个调查项目，包括诸如西部农村中小学语文教师生活状况、农村中学语文课改效果、选修课实施情况、城市中学生课外阅读状况、高考命题与阅卷方式的改革，等等，要求不预设观点，尽可能较大面积调查，取得第一手数据材料，然后做出分析。我们把这叫做“非指向性调查”。目前有的项目已经结项。社会调查是个很专业的工作，光靠中文系出身的人难于做好，必须有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介入。目前我们的调查工作可能还不那么如愿，但北大语文所发起调查，是要引起对语文教育研究科学性的重视，提升研究水准。我们自知只是“敲边鼓”，真正做好，还得靠师范大学动员多学科的专业人员投入其中。
除了调查，北大语文所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编教材。2002年高中新课标初稿出台，要编新的语文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找到我来搭班子，我意识到这件事重要，很爽快就答应了。我们邀请著名学者袁行霈教授担任主编，我和顾之川先生担任执行主编，语文所和人教社合作，负责具体的工作。我从北大邀请了十多位学者加盟，包括陆俭明、何九盈、陈平原、曹文轩、苏培成、沈阳、刘勇强、吴晓东、杜晓勤、姜涛，等等，虽然工作量大，报酬甚少，大家都还是非常认真负责参加。这就是北大的传统。这套教材目前在全国20多个省市使用。教材力图体现新课标的精神，和以往同类教材比较，有些特色，但效果如何，特别是选修课效果怎样，还得有一段实践试验再看。我参与教材编写，花费不少精力，也学到很多东西，慢慢进入课改的状况。2006年起，我又受教育部聘请，担任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的召集人，常到基层中小学听课，参加教师培训，感受一线教学的甘苦，了解课改的艰难，对中小学老师工作生活状况也有切身体验。收在本书（《温儒敏论语文教育》，北大出版社出版）中的许多文字，都和这些工作有关。
我深感在中国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推进改革就比想象难得多，在教育领域那怕是一寸的改革，往往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这些读书人受惠于社会，现在有些地位，有些发言权，更应当回馈社会。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是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我这本书（《温儒敏论语文教育》，北大出版社出版）很多看法不一定成熟，有些就是一时感受，但那也是有切身体验的，是真实的、建设性的。“敲边鼓”的本意，就是呼唤更多有识之士关注基础教育，关注语文教育，为社会做点实在的事情，尽知识分子的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