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曹魏禁卫武官制度之五校

典志俱载曹魏领军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则五校（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校尉）、中垒将军、武卫将军领营兵隶属于中领军（领军将军），构成了宫内禁卫军的主力。在此结合具体史料对五校、武卫将军、中垒将军及与宫内禁卫相关的骁骑、游击将军加以考察。

曹魏初年，恢复汉代五校之职，领有营兵，职主禁卫，隶属于中领军（领军将军）。五校是曹魏禁卫武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领军系禁卫武官组织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次。在曹丕禅代前夕上尊号诸臣中有除越骑校尉以外的四校，在嘉平六年（254）诸臣永宁宫奏名中亦有五校之名，表明五校在曹魏朝政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曹魏五校可考者共有28人：屯骑校尉7人（臣祖，任福，杨暨，曹肇，司马骏，武陔，司马□），步兵校尉7人（任福，段昭，卞琳，阮籍，郭建，司马攸，司马骏），越骑校尉5人（薛乔，荀纬，甄毅，臣初，王浑），长水校尉5人（戴陵，段默，徐超，郭芝，邓艾），射声校尉4人（吴质，甄畅，甄像，甄温）。其中宗室曹氏1人，权臣司马氏3人。阮籍、王浑、邓艾皆为司马氏亲信。阮籍曾为太傅司马懿、大司马司马师及大将军司马昭从事中郎。王浑先为曹爽府掾，爽诛而免，后「起为怀令，参文帝安东军事，累迁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咸熙中，为越骑校尉。」邓艾初仕司马懿太尉掾，又助司马氏平定毌丘俭之乱，「其年征拜长水校尉」。卞琳为武宣卞皇后弟秉之子，郭芝为明元郭皇后之从父，郭建为郭后叔父之子，甄毅、甄畅、甄像、甄温皆为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之宗亲。

五营校尉手中都应掌握着一定的禁兵，地位比较亲近。阮籍为步兵校尉，经常往来司马昭府中，亦足以说明这一点。魏明帝思念甄后而专用外戚，甄氏诸人自当侍卫其身边无疑。司马氏先后有3人担任4任五校之职。〈（孙）资别传〉载：帝诏资曰：「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资曰：「陛下思深虑远，诚非愚臣所及..亲臣贵戚，虽当据势握兵，宜使轻重素定..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平、勃、金、霍、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于事为善。」这一记载中之「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论者往往作为曹魏五校衰微的证据。但联系上下文，则其所反映的是：魏明帝为图身后长远之计，而考虑让亲人居兵任即掌握禁卫军，射声校尉人选久未能定，于是问计于孙资。「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究竟是五营总计领兵数百还是每营数百，难以确定。从西晋时制度规定五营各领兵千人推断，似以五营各领兵数百为宜。作为禁卫军，即便领兵数百，也是比较重要的职任。孙资的回答主要是为了防止明帝用亲人（宗室或外戚）掌权，而力图举荐司马懿，故其绕开明帝问话之主题，偷梁换柱而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应该主要考虑维纲重大之任者即类似都督中外诸军事之类职务的安排。两人的出发点不同，故对五校职责轻重之认识角度亦有差异。

五校虽是汉代的旧制，但汉末三十余年已完全破坏，曹丕即魏王位之后健全了魏国的官僚机构，在禁卫武官系统中恢复了汉代的五校，并且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而将五校（初为四校）归领军所管辖。尽管他们领兵不多，但职司宫内禁卫，仍然值得重视。魏明帝重视射声校尉之人选，曹魏一代所见五校之职，前期多为宗室外戚而后期多为司马氏成员及其亲信，便可充分说明这一点。毌丘俭、文钦等在淮南反抗司马师时上表中谓：「近者领军许允当为镇北，以厨钱给赐，而师举奏加辟，虽云流徙，道路饿杀，天下闻之，莫不哀伤，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阙废，多选精兵，以自营卫，五营领兵，阙而不补，多载器杖，充聚本营，天下所闻，人怀愤怨，..言盈路，以疑海内，其罪十也。」这表明，司马师接替司马懿掌握魏政之后，先将不附于己的中领军许允谋杀，并削弱魏帝禁兵，而加强自身保卫工作。所谓「五营领兵，阙而不补」，正是司马师削夺君权而加强自身权力的重要表现。《汉晋春秋》载：「自曹芳事后，魏人省彻宿卫，无复铠甲，诸门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见威权日去，不甚其忿，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75王经曰：「..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76曹髦时代宿卫兵之寡弱可见一斑。此正可与毌丘俭、文钦之表文相印证。此前惯例，五营领兵自有一定规制，且「阙而必补」。同时也表明五校及其所领营兵正是魏帝身边的宿卫武官及宿卫兵。此又可与前述魏明帝虑身后之计而关注射声校尉人选一事相印证。东汉五校宿卫宫城周边，属京城禁卫军之列，曹魏五校辖于中领军，为宫城禁卫军的一部分。虽然其所领兵员远少于东汉，但亲近程度却超过了东汉。这也正是魏明帝加强五校兵权以及后来司马氏削弱五校兵权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