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着生娃的女博士
博士师姐们有几位都成了准妈妈，在论文与人的生产之间来回奔忙。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去证实这一现象的普遍与否，倒不妨把它作为一个切面，管窥到“性别体制”的存在，以及“人”在其中的意义。
师姐们选择在攻读学位期间生育，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① 来自单位。如今各类组织在招聘时，对未婚未育的女性抱持不成文的否定预判。二孩政策的出台，更加剧了生育对女性职场经历的消极外部效应。
② 来自年龄。有关生育年龄的共识影响女性的生育计划，二孩政策更影响着育儿期待，于是合理安排生育一两个孩子的时间等诸事，促进了女博士在生育与读书之间的年龄叠合。
③ 其他。比如一位二孩妈妈就说，“顺其自然”。
检视其中的机制，我们可以梳理出三种外部的、宏观的逻辑。
其一，资本的逻辑。企业追逐利润，需要的是对劳动力的最大化使用，而不是对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过多”负担。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在竞争力和效率方面，女性因其性别角色而被认为是天然有缺陷的，于是市场出于直接的用工成本和默会的性别偏见，对女性的歧视顺理成章。女博士为了今后的市场机会，早生先育，就是对这种歧视的认同与顺应。
这样的一套说辞做到了自洽，却并非客观、科学、无懈可击。往前回溯，启蒙运动强调人的地位和意义，现代化将人的价值外化为对物体的控制，从而使生产、效率、竞争等符号拥有了霸权的力量。
那么对效能的追逐，是中性或者说性别无涉、对所有个体一视同仁的么？似乎并不尽然。显而易见，它们更亲和于我们对男性气质的想象，而远离并排斥柔弱、娇羞、关系取向的女性原型。这背后，是公/男/尊、私/女/卑的认知图式与现实图式的一致，以及这种一致所架构起的男性统治秩序。
针对两性不平等的根源，不同的女权主义流派提出了父权制、私有制、或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共轭演变的双轨制等认识。也有学者认为，父权制与私有制是一体两面的。从上述分析出发，我们的确可以窥探到二者所共享的男性化预设，以及这种预设对女性的污名和宰制。
还需要说明的是，资本的逻辑效力，不仅体现在上述企业对人力资本和生产力的追逐，还会以医疗化——特别是医疗商业化等面目影响女性的生育选择。
其二，文化的逻辑。生命历程理论提出了“时间表”（timing）的概念，意指年龄的演化不仅是自然史的书写，更在社会文化的排布下，演绎出对不同事项的阶段性处置。
在生育对女性人生价值依然具有重要话语权的今天，工作的压力和竞争的激化，放大了女性对当婚、当孕、当育的年龄焦虑。女博士兼有博士（学习者）与女性【（潜在）生育者】的双重身份，在同样耗费巨大投入的怀孕与读书的博弈中，做出生或不生的选择，离不开她们受到的时间表的型塑。“最佳生育年龄”、“高龄产妇=高危产妇”等说辞，更为时间表赋予了传统之外的“科学”内涵。
其三，国家的逻辑。这包括两个方面。① 人口的生命政治以作为物种的人的肉体为治理对象，二孩政策体现了这种积极地、生产性地制造驯顺而有用的身体的生命权力。
② 生命权力只强调整体、全部，它对个体诉求的不关心，明显体现为家庭视角和性别维度在当前我国公共政策中的缺失，于是家庭的负担和女性的压力都成为不可说、不可见的“不存在”了。
资本、文化和国家的逻辑绞合起来、合谋共力，就构成了女性生存生活的框架或者说条件，不如称之为“性别体系”，女性在其中或迎或拒、或推或就，沿着性别体系提供的解释和筹谋的意义脉络，展开了自己作为具体而异质的“人”和抽象而均质的“口”的生命轨迹。（P.S.这里粗粗写下的框架，感谢吴小英老师在《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一文中的精细与深刻分析）
如果说性别体系是所有（育龄）女性都需要面对的共性因素，那么女博士的特殊性又在哪里呢？
博士生的日子说忙也忙，因为论文、毕业和求职的压力环环相扣；说不忙也不忙，毕竟其生活相对单一，除了学习没有太多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甚至蝇营狗苟的事情需要顾虑烦心。这样的时空组合，使女博士在因“女”而遭遇到二孩政策的左右时，又因“博士”而获得了调和政策压力、中和其负向性的机会。
所以说女博士忙着生娃，并不必然是帕累托最优意义上的理性行为，而更多地是在权衡性别体系划定的种种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合情合理的选择。
这就与近年来日趋流行的交叉理论对上了话。交叉论主张女性的身份不是普遍无差的，她们锚定在具体的由性别、阶层、地域与种族等变量交叠起的矩阵中，其经历也因此而显得多元、复杂甚至芜杂。所以即使仅从外部现象来看，女博士忙着生娃也同时至少受到了女性和博士生这两维角色的限制与便利。
被认为处于较高层次的女博士尚受如此限制，那些手头资源更稀薄的流动女工、低层女性的生活图景又是什么模样呢？再沿着历史线条往前爬梳，我们前辈的现实又如何哪般呢？王向贤总结道，民国时期逐渐奠定了现代母职的两项基本含义——“首先，母职成为现代女国民的天职”，“第二，女性在恪尽母亲天职的同时，还应该直接生利”。女性的生娃选择，是在生产和再生产的协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博弈、个人权利和社会期待的互构之间做出的决定。
记得看戴锦华老师写过她厌倦了这里发现一个、那里发现另一个、别处再发现下一个所谓“父权制”作用的痕迹。这背后大抵有一条从愤慨到无奈、再到无力的曲线。进步体现在数据和经验中，可前人的棺材板屡压不住也不乏其例。到这里，不知道一个漂亮的豹尾该如何书写。只觉得所有的“愿景”或者说“美好生活”，都依赖于更多人的自觉、更多人的积极、更多人的能动，和更多人的认同与凝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