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韩彦” 征文 | 忆家乡韩彦 | 作者：卢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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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纵有当头月，不敌家乡一盏灯”。中秋之夜，悠悠乡愁又涌上心头。虽离开老家多年，但那里的人和事，甚至一草一木都在脑海中从未远去，犹如陈年老酒愈久弥香，在静寂的月夜挂上树梢，随思绪翩翩起舞。

红色基因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这耳熟能详的话语出自《愚公移山》这篇文章。我的老家韩彦村距“愚公故居”不到10公里，推开大门就能看到神话传说里黄帝祭天的“天坛山”，现在它已成为王屋山世界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么看来，我也是地地道道的“愚公”后代。周边很多人都说住在我们韩彦村，身上都会有一股“仙气”。想想也是，路西队我小奶奶今年99岁，路东队我大姨今年94岁，她们耳不聋眼不花，甚至可以挑水做饭。

小时候除了听“愚公移山”故事外，听得最多的就是韩彦“本土”的革命英雄传奇故事。主讲人是我的四叔卢跃庭，他小时候为了听这些故事，每晚都陪着我的老爷睡在牛圈里，直到听得睡着觉为止。叔叔卢跃庭曾担任过韩彦村党支部书记、下冶乡副乡长，可谓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对村史村情了如指掌。每次家庭聚会都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解“抗日英雄卢书英”、“西山枪局”、“七孔窑伏击战”等红色革命故事，我们的思想就是在他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熏陶感染中得到了升华。

上小学时，村里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匮乏。“肚皮基本靠饿，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看门基本靠狗”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1985年全村才通上了电，记得那天晚上家家户户都放鞭炮庆祝。当时还没有电视机，唯一的期待就是几个月能看一场电影。当时放映员名叫“薛中孝”，在我们那里相当“吃香”，走到哪都会有一帮人追随。我们的小学距离大队部比较近，只要有电影第一时间就能知道，然后就嗷嗷直叫奔走相告，下田干活的大人们不用听“大喇叭”广播就知道这个“好消息”了。

看电影对孩子们来说就像是过大年，必须要有“仪式感”。我们常常顾不上吃晚饭，就匆匆来到现在“中共韩彦特别支部纪念馆”这个位置，搬上几块石头放在地上抢占地方。记得有次在欢呼雀跃中，我们把一片油毛毡点燃起来在空中扔来扔去，没想到燃烧的液滴落到同学王圈的脸上，烫了几个“花点”，我赶快承诺送他一本《小楷》作业本，让他不要向老师和父母告状。第二天王圈同学很配合地带了顶“皮耳巴帽”，把脸部烫伤的地方盖得严严实实，总算把“危机”化解掉了。

当时看的最多的就是《铁道游击队》《上甘岭》《红日》等革命战斗影片。我常居高临下坐在常方席医生开的药铺旁的台阶上，每每看到激烈的枪战片段，全身都紧张得哆嗦起来。红色革命电影看多了，我们也梦想着有一天能去“打仗”。

我们所谓的“打仗”，无非就是放学后在田地里一帮人追着一帮人扔“土坷拉”，有时候还“动动手”。当时韩彦村有三支“部队”：一支是由我亲自指挥的“路西部队”。主要“将领”是常海周、常海现、卢广周、常全民、卢来喜等小伙伴。当然还有赵永军、王圈、常武忠、常小迷,以及常银环、卢琴等女同学。可以说规模庞大，人数众多。另外一支是由常平周指挥的“路东部队”，主要成员有张二军等人，战斗力指数一般。由于人数较少，主要靠他们哥哥“外援”作战。还有一支是柴东风指挥的“前南沟部队”，主要成员有王东、薛红专、毛云等人。由于他们家离学校比较远，放学后急着回家无心恋战，战斗力指数最低。

我带领的“路西部队”每次“打仗”都是常胜将军。一方面是“主场”作战。因为我们这帮人都住在学校边上，随时可以放下正在吃饭的饭碗参加“战斗”；另方面是我们“训练有素”。记得有次在路西“三棵柿树”对面坡上几米高的渡槽上“训练”，堂弟卢广周跳下去后扭到了脚。为了弘扬这种“敢死队”精神，授予他“大元帅”称呼。再一方面，我们的部队纪律严明，决不允许“背叛”。记得有次常海周和常海现两兄弟受“路东部队”总指挥常平周的“蛊惑”，不想跟我们玩。我部随即派出“战斗小分队”守在他们上学的路口不让他们过。结果他爸爸找到我家里告状，我被父亲狠狠揍了一顿后才解除了“军令”。后来我去下冶初中上学了，就没有机会再“打仗”了，我这个自封的“三军总司令”也就“光荣退休”了。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尚武崇德，守护河山。时隔多年，想想小时候那种过家家式的“打仗”，不正是我们韩彦村革命先烈们的那种尚武精神吗？

拼搏进取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为易。”我们韩彦村人天生就具有不畏艰苦、百折不挠、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时代精神。现在闻名中原大地的千亩红果标准化生产基地，从最初的艰难决择到现在的硕果累累，都是一代代韩彦人敢为人先、拼搏进取的时代凯歌。

韩彦村地处山区，当年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我们的父辈住的土窑洞都是一镐头一铁铲挖出来的，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跟“愚公移山”的版本一模一样。我父亲卢跃武80年代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盖起来的两座土房，都是用黄土放进夹板里用石杵一层层夯实筑起来的，虽几经风雨但依然矗立在村头，成为父辈们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历史见证。遗憾的是现在村里很多土房都拆掉了，后人的记忆逐渐变得模糊。仅剩的几座土房，成为韩彦村“最后的山水诗，永远的桃花源”。

我带着父辈们这种精神于1990年3月份参军入伍，先后当上了副班长、班长。1992年，我在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在下冶高中上了一年多，但考的是高中文化课程），奋战了一个多月，身体瘦了8斤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桂林陆军学院。军校训练很苦，要求很严，实行全程淘汰制，稍有不慎就会被退学，将重新回到广阔的农村。我在体能训练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自我加压，经过两年“地狱式”的磨练顺利毕业，成为人民军队里的一名军官。后来我又从陆军转到海军，从南海舰队转到东海舰队，从军事干部转为政工干部。每次转型都是一场挑战和蜕变，都是一场磨砺和重生。

记得我调到海军快十六支队（正师级）政治部担任宣传干事，为提高业务水平，每晚都加班到深夜。我们的办公楼在半山腰，到宿舍有800多米的陡坡台阶。当时没有手电筒，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为了防止摔倒我从一个一个台阶上爬着下来。当时写材料已经达到走火入魔的境界，要求自己“精雕细刻、精益求精”必出“精品”。为了搞好文字材料常常失眠，有时候半夜醒来，突然想到一个标点符号有误也要立马起床修改。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写的材料和文章深受部队首长的肯定。先后在《解放军报》《人民海军》《舰连政工》《中国海洋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并在地方举办的新闻大赛中多次获奖，完成了从“大老粗”到“小秀才”和“土记者”的转变。后来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也换了不少单位和岗位，但工作都是勤勤恳恳，都能干出“亮点”。

我常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多少本领可言，之所以能顺利走到今天，最关键的是传承了韩彦人民那种不服输、不气馁、不叫苦、不抛弃、不放弃的拼搏、进取和担当精神，不丢本色、创造特色，一口一口啃掉“硬骨头”，一步一步赶走“拦路虎”，真正做到“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

以心向善

老家韩彦是“割肉行孝”孝道文化发祥地之一，父辈们对我们说的最多的是做人要行善积德。在我的记忆里，我的母亲陈书兰就是个淳朴善良的人。当时石板河村有个孤寡老人名叫连德茂，家里条件不太好。但因为是远亲，我母亲看他生活困难，无法照顾，就经常让他到我们家住上一段时间。母亲把他当成自己的父亲来照顾，有啥好吃的第一个端给他，在那种缺衣少食的年代，搞得我们这些孩子很有意见。有次他要回家，母亲和我把他送到几里开外的上冶桥。母亲担心他路上太渴，就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了瓶啤酒，但又担心他拿着不方便，便把啤酒瓶拴在他的衣袖管上，一再叮嘱他：“热的时候多喝几口啊。”

受母亲的影响，我长大后对“感恩”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曾把父母接到浙江温州住了十多年，特别是婆媳关系非常融洽，用母亲的话说：“连脸都没有红过。”1999年，我们怕父母年龄大了以后不方便来我们这里，再次邀请父母来到温州住了几个月。不料父亲在返程的路上突发脑梗从此卧床不起，好在家里有大姐、大哥、二哥等人细心照顾。

因为我不经常在父母身边，对他们也照顾不上，但只要他们需要什么，我都能尽力满足。为了让父母住的舒适，我请人把家里的窑洞吊了顶搞得亮亮堂堂，为父亲买了电动轮椅和按摩器等等。有人说我给父母买这买那是因为我有钱，我想这决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心的问题。其实，我的经济收入也很一般，我现在开的车子还是多年前买的，也是是我单位和小区里最破、最差的车子。从孩子上小学起就开始说换车，现在孩子都上高中了，依然舍不得换。说真的，我不是故意装什么低调，因为家庭方方面都要开支。但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的自信。

老家有句俗话：“吃饭穿衣看家待。”我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村生活有深刻的感受，勤俭持家、量力而行是我生活的原则。但如果父母需要什么，我必须大方起来，因为一辈子都偿还不了他们对我的恩情。

愿我们树立良好的家风，每个孩子和父母都能做好表率，把韩彦村新时代的“孝道”文化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悠悠乡情

我虽然离开老家三十多年了，但我心系家乡的心从未远去。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去看看当年供路东和路西两个生产队吃水的水井，看看水井上方亭子顶上写满捐赠人姓名的木椽梁，回忆“西山枪局”为躲避敌人的搜索而把枪藏在水井匣子里的革命传统故事。我也经常给孩子讲，我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但至今韩彦村的一些山岭、沟壑和仡佬、疙瘩都还没有去，所以每次回家我都要绕着村子转转看看。去前南沟看看距离村中心最远的杜常青家旧院，去北坡看看当年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张国军的故居，去上岭看看住在路边的崔海军老师家的变迁。在走走看看中，我也算开了眼界，弥补了早年离开家乡后那段记忆的空白。

我对村里人的充满了深深的感情。我跟村里的现年60多岁的“老秀才”戴志杰因为文学爱好至今保持了30年多年的联系。我和比我父亲年纪还大的常方杰爷爷在西沟坡上放牛时成了朋友。我和比我哥哥年龄还大的薛中奎因为我偷了他的甜瓜而成了知己。特别是在常方杰爷爷和薛中奎叔叔生病期间，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坐到他们床头，给他们讲儿时的故事，逗得他们哈哈大笑。而今他们都已去世多年，唯有音容笑貌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虽然回家很少，但只要老家的人需要帮助，无论是政府层面过来招商的，还是个人过来找工作的，我都决不推诿、真心相待、鼎力相助。2006年，我村上岭队的崔立红在浙江丽水修高速公路时摔伤了腰。当时老板不想管，医院不让住。我得知消息后二话没说，开车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行程几百里赶到医院，帮他化解了纠纷，解决了难题。还有路东的吴会东、戴志杰人等，他们都是普通而又平凡的人，但在我眼中都是“贵宾”，他们来温州后我也操了不少心，费了不少力。我因能力有限没有为家乡经济发展做啥贡献，有时候真的感到很惭愧。能对来温州的家乡人民尽一份薄绵之力，也是对家乡的反哺和回报。

“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每次离开老家，特别是坐上济源到洛阳的大巴那一刻，我的心就非常难过，时常泪流满巾。“离别是索，牵住脚步往回挪”，我知道我对家乡有太多的眷恋和难以割舍的深情，我的生命已经深深地融入家乡这片热土上。

最近又得到消息，河南省白马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济源市和下冶镇的大力支持下，拟投资建设把韩彦村打造成红色旅游景区。这是令我们几代人都振奋不已的好消息、好路子、好前景。

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

作者简介：卢乃红，韩彦村人。现在浙江温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