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康熙中期重开风闻言事之原因
【摘要】康熙中期逐渐形成了几个较大的朋党集团，吏治渐趋败坏，如果不及时遏制，将会威胁到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再加上康熙帝有意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这些因素促使下康熙帝决定重开风闻言事。康熙帝通过加强科道官的权力，从而制约和打击朋党集团，为后来的“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打下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康熙 朋党 吏治 风闻言事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康熙帝中期之所以重开风闻言事，并非偶然，是由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康熙中期朝中出现了几个大的朋党集团，他们或把持朝政或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同时康熙帝奉行所谓“宽仁之政”，导致吏治渐趋败坏，贪污腐败之风盛行。针对上述政治现象，如果不防微杜渐，加以重视，将会严重影响清朝刚刚稳定的政治局面。于是，康熙帝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决定重开风闻言事。
打击朋党的需要
“三藩之乱”平定后，社会稳定，清王朝统治步入治理，但在康熙中期，朝中也逐渐形成了几个影响较大的朋党集团，如索额图党、明珠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南党”。
索额图系索尼之子，康熙八年，曾参与密谋擒拿鳌拜的行动，后受到康熙帝重用。索额图为人贪渎，并广植党羽。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左都御史魏象枢即向康熙帝揭露索额图“植党市权，排斥忠良。”康熙帝曾指责索额图：“自任以来，家计颇已饶裕，乃全无为国报效之心，朋比徇私。朕闻之已久，犹望悛该”。①由于当时正值平定三藩之乱，且康熙帝对其结党的具体情况尚不十分了解，因而未对其进行实质性的处罚。但索额图对康熙帝的斥责置若罔闻，继续结党，聚集在其周围的，除其兄弟族人外，还有尚书介山、宜昌阿、额库礼、温代、邵甘等人。“索额图生而贵盛，性倔撤，有不附己者显斥之。”朝中大臣非暗自结托，难以升迁。每次会试榜出，索额图即择其有名者，纳于自己门下，若不拜其门下，则加以贬抑。索额图还与其党羽额康礼、江滨等暗中讨论国事，任意贬斥。如：“十八年（1679）三月，京察，翰林院以侍读学士顾八代，随征称职，以‘政勤才长’注考。”不仅如此，索额图与皇太子胤礽关系一直十分密切。索额图党由于广植党羽，以至于与后来的明珠党形成对峙局面。徐洪兴《朋党与中国政治》一文认为，康熙朝“索额图和明珠两派间的植党倾轧”是“比较明显、比较激烈的党争。”
明珠，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五年授弘文院学士。在吴三桂疏请撤藩时，明珠力主撤销，获得康熙皇帝信任。十四年（1675）调任吏部尚书，十六年（1676）七月，康熙帝将明珠从户部尚书提升为武英殿大学士，以牵制索额图。明珠不象索额图那样居功自傲，他“务谦和，轻财好施”，但为人阴险，对不依附于自己者，往往设置阴谋，加以陷害。他利用康熙帝的信任，将大权揽于手中，招权纳贿，结党营私。大学士勒德洪、余国柱，尚书佛伦、葛思泰，侍郎傅腊塔、席珠，以及李之芳、科尔坤、熊一满等，皆为其死党。凡会议会推，佛伦把持，余国柱附和。阁中票拟也为明珠暗中操纵。党附于他的阁臣，亦极力推荐自己的亲朋、同乡、门生等，他们相互包庇，营私舞弊。在地方督抚中，也极力培植自己的党羽，继而形成康熙年间势力极大的朋党集团。
“南党”是以徐乾学和高士奇为代表，基本上由江浙文人所组成。徐乾学，号东海，江南昆山人，康熙九年（1670）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后任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一年（1682），充明史总裁官，康熙二十四年（1685）入直南书房，擢内阁学士，康熙二十六年（1687），迁左都御史，二十七（1688）年迁刑部尚书。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以监生就顺天乡试。由明珠荐入内廷供奉，被康熙帝倚为心腹，乃至“明公转须向江村（士奇号）访消息”。徐乾学与高士奇结党营私，大肆贪赃。
康熙帝对于朝臣私结朋党深恶痛绝，他曾对朋党提出过警告：“人臣服官，惟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蠧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接纳植党者，形迹诡秘，人亦难以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莫逭。百尔臣工，理宜痛戒。”②
然而，令康熙帝意想不到的是，康熙中期竟形成了几个朋党集团。各集团成员为了本集团利益，往往对同一问题持同一立场，其他朝臣为免遭打击报复，也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主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官员“相互包庇”、“瞻顾推诿”的局面。朝臣结党擅政，科道官却缄默不言，康熙帝对科道官深为不满。实际上，正是由于康熙帝禁止风闻言事，限制了科道官的监察权力，再加上大奸大贪的犯罪证据很难掌握，才造成了科道官对朝臣结党见而不纠的局面。康熙二十六（1687）年重开风闻言事前，上述清况极其普遍。其实，康熙帝对朝臣结党已经有所了解，如何打击朝臣的结党问题，他认为只有扩大科道官的监察权力，才能揪出朋党，改变不利局面，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一月，才下令重开风闻言事。
整顿吏治的需要
康熙年间的吏治败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康熙初年，吏治状况相对较好，到康熙中期，随着战乱的结束，清朝统治步入正轨，社会日趋安定，加上康熙帝奉行宽仁之政，于是吏治趋坏。对于当时吏治状况的描述，莫过于康熙帝在京师发生地震时所总结的“六事”。
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京师发生强烈地震，康熙帝“力图修省”，“以冀消弭”天怒，遂“于宫中，勤思召灾之由”，最终总结出六事：一、民生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民间情形，虽未昭著，近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非其明验乎。此皆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橐，小民愁怨之气，上干天和，以致召水旱日食星变地震泉涸之异。二、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每遇会推选用时，皆举其平素往来交好之人，但云办事有能，并不问其操守清正。如此，而谓不上干天和者，未之有也。三、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于攻城克敌之时，不思安民定难，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名通贼，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名虽救民于水火，实则陷民于水火之中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四、外官于民生疾苦，不使上闻。朝廷一切为民诏旨，亦不使下达。虽遇水旱灾荒，奏闻部覆，或则蠲免钱粮分数，或则给发银米赈济，皆地方官吏，苟且侵渔，捏报虚数，以致百姓不沾寔惠。是使穷民而益穷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五、大小问刑官员，将刑狱供招，不行速结，使良民久羁囹圄。改造口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其间又有衙门蠹役，恐吓索诈，致一事而破数家之产。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六、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所在指称名色，以网市利。干预词讼，肆行非法，有司不敢犯其锋，反行财贿。从以上六个方面的总结可以看出，当时的吏治状况已经十分严重。康熙帝既然能了解到这些情况，何以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呢？正是康熙帝的这种“宽容”，才加剧了康熙中期以后的吏治败坏。但十八年（1679），科臣姚缔虞上疏请开风闻言事时，康熙帝仍然给予严厉斥责。如果说这时的吏治状况尚能容忍的话，那么，其后接连发生的三大案，则让康熙帝逐渐惊醒，成为其决心重开风闻言事的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三年（1684），发生了宜昌阿、金俊贪污逆产案。当时，平南王尚之信的护卫张永祥、张士选，赴京首告尚之信谋叛事。康熙帝命刑部侍郎宜昌阿、郎中宋俄托等，以巡视海疆的名义，赴广东察其状。然而，令康熙帝意想不到的是，宜昌阿到达广东后，却伙同广东巡抚金俊，侵蚀军队兵饷及应入官财物。又收受尚之信、商人沈上达财贿，宜昌阿唯恐此事被告发，将沈上达杀人灭口。这一案件牵涉面较广，道员王永祚等，也分得部分财物。巡视金俊、郎中宋俄托、员外郎卓尔图等均参与其中。他们共侵银八十九万余两，并财帛等物。负责查审金俊的刑部侍郎禅塔海，对沈上达之死不加追究。等到康熙帝询问时，才奏称沈上达缢死是实。事发之后，还私下贿赂都统赖塔，将应入官之人据为己有。事后，康熙帝虽然处置了一大批涉案官员，但也意识到了官场腐败的严重性。
康熙二十四年（1685），又发生了穆尔赛贪腐案，穆尔赛任山西巡抚时，在任内大敛民财，造成民怨四起。但由于言官没有掌握穆尔赛贪贿的罪证，不敢轻易揭发其罪恶。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广西道御史钱珏在相信自己“采访至确”的情况下，才上疏反映：“陋弊相沿，厉民为甚者，莫如山西火耗。臣访闻太原府诸州县，每经征钱粮，有司既收入己之耗，而司道府厅，又复多方需索。有司不得不加派于民。以致各州县收银、每两有加至三钱四钱不等者。”且说：“近闻晋抚穆尔赛，曾经刊示，传谕禁止，是知火耗之重而申饬也。然露章纠劾者，寂然无闻，又何怪州县之视为具文，而贪饕成习耶。臣欲指名入告，则在在皆然，不胜枚举。但采访至确，不敢不仰吁宸聪。”③康熙帝对此结果深为不满，开始追问尚书科尔坤曰：“前者谓穆尔赛，为人朴实，不生事，孰倡此语耶。”科尔坤奏曰，穆尔赛为人朴实，众人皆知。左都御史陈廷敬，山西人也，先言穆尔赛不生事。上问陈廷敬，陈廷敬奏曰，臣等同内阁诸臣会议时，臣止言穆尔赛平常，并未言其不生事。上复问科尔坤，是谁为此言者。科尔坤奏曰，侍郎蒋弘道，亦有此言。上问曰，蒋弘道，尔所见若何。蒋弘道奏曰，臣离家年久，并不知穆尔赛行迹。”④看到这种官员之间相互包庇，事后又相互推诿的现象，康熙帝无可奈何，但却加深了他对官场腐败的认识。正是此案促使康熙帝开始重新思考预防并惩治官僚腐败的办法。
最后一个重大案件是蔡毓荣贪污逆产案。蔡毓荣为汉军正白旗人，吴三桂叛乱时，曾任湖广总督，后迁绥远将军，统绿旗兵，同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章泰，由湖广率军进取云南，攻克昆明后，二十一年（1682）调任云贵总督，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蔡毓荣“不过随大兵行走，并未建尺寸之功”，且贪污受贿，腐败至极。因其善于钻营，故而步步高升。对于蔡毓荣的贪污腐败，康熙帝也早有了解。二十三年（1684），当蔡毓荣因修铁索桥向工部索银两万两时，康熙帝就谴责他：“前用兵之时，蔡毓荣每于销算估计营造等事，多行浮冒，侵渔入己，云南军前官员孰有不得其财者。今尚不知足，于修造铁索桥多估价值，此事不难知。今遣一官前往确估，其弊自显然矣。”⑤正黄旗人文定国告发蔡毓荣在攻下昆明后，把吴将郭壮图的儿媳，又是吴三桂孙女，占据为妾，并受逆党胡永宾重贿，将胡释放回籍等事。康熙帝遂责成刑部尚书禧佛等对蔡进行查处。康熙帝下令收蔡毓荣父子革职拿问，务必查清情弊。但由于蔡毓荣行贿范围很广，牵连甚重，大将军贝子长泰以及很多大臣都被牵涉进去，因此很难彻底调查，对涉案人员：“原任刑部尚书禧佛，审蔡毓荣一案，不秉公研讯，律拟失当，显系徇庇，禧佛已经别案革职，应枷号两月，鞭一百。刑部尚书胡昇猷，侍郎张鹏，赵之鼎，敦多礼，不严加审讯，俱系徇庇，应各降二级调用。敦多礼已经别案革职，应将佐领降二级调用。”⑥通过这一案件的处理，康熙帝已经清醒地看到官僚队伍中贪污贿赂之风盛行，且官员之间互相包庇，官场腐败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这也是一年后康熙帝力排众议重开风闻言事的重要原因。
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
清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其政治成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建立了以满洲贵族为主体，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体制。这一体制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而其主要完成于康熙年间。”⑦努尔哈赤时期，由于其本人非凡的才能，及他作为后金开创者无可替代的权威地位，后金实行的是初级形态的、极不完善的君主专制政体。到天聪时期，按照努尔哈赤“八王共治”的原则，实际实行的是贵族共和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崇德年间，皇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从整体上看，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清朝皇权逐步强化，而臣权却是逐渐被削弱。
康熙初年，由四辅臣主政。鳌拜集议政王、辅政大臣于一身，一度结党专擅，严重威胁皇权。康熙帝对大臣专权十分忌讳。清朝完全意义上的君主专制政体，是在清除鳌拜集团后逐渐形成的。康熙帝具有强烈的权力意识，从亲政以来，对推行君主专制一直不遗余力。康熙帝曾称“朕于国家政务，竭力勤求。是非自任，从不委于臣下。即如迁移吴逆之事，索额图奏称建议之人，应请正法。朕坚持独断，必令迁移。彼时十三省用兵数载，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⑧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康熙帝把用人之权和行赏之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忌讳旁人干涉。康熙帝明确表示“用人之权，关系最为重大”⑨即使是颇受康熙帝信任的河道总督于成龙，当知其“自任巡抚及为总河，惟知援引私人”时，康熙帝就斥责道：“大抵欲援助人者，后必自己获罪，尔其戒之。”康熙帝对行赏之权，更是严格控制。康熙二十年（1681），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左都御史徐元文以“天下荡平”，请求大布恩诏，康熙帝说：“颁行恩诏，出自人主”，并斥责其“沽名市恩”。⑩由此可见，康熙帝所使用的各种手段都旨在维护专制皇权。
康熙帝为加强专制统治需要重开风闻言事。康熙中后期，国家局势逐渐稳定，吏治状况也渐趋恶化，康熙帝需要加大科道官权力，以制约、监督其他官员，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官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科道官具有对上封驳制敕和对下监督百官、评议朝政两种权力。皇帝、科道官和官员三种权力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制衡关系，康熙帝重开风闻言事，主要是加强科道官的对下权力，即监督大臣的权力，而对上封驳的权力并未得到加强，皇帝反而可以更好监督官员。可以说，重开风闻言事，清朝君主专制的权力只能是强化，而不会被削弱。因此，加强专制统治，是康熙中后期重开风闻言事的一个重要原因。
康熙帝针对康熙中期“宽仁”政治之失及吏治渐趋败坏的局面，及时调整政策措施，利用科道官风闻言事权力，制约打击权臣，防止了吏治进一步败坏，稳定了清初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为后来“康乾盛世”的出现打下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本文系河南省哲社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河南省文化产业定位和升级发展的新路径探讨”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2BJJ027）
【注释】
①《清史列传》（卷8），《索额图传》，第528页。
②《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319页。
③《清圣祖实录》（卷121），第274页。
④《清圣祖实录》（卷122），第287~288页。
⑤《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144页。
⑥《清圣祖实录》（卷129），第384页。
⑦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27页。
⑧⑨《清圣祖实录》（卷144），第583页，第586页。
⑩《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786页。《清史列传》（卷8），《索额图传》，第528页。
责编 /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