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抗战老兵命运更悲惨的腾冲民夫到底有多惨？
【云归腾冲 铁血传奇18】
当我们为胜利干杯的时候，别忘记那些为我们斟满酒杯的人，他们也是我们赢得这场战争的功勋群体，一群托举起胜利丰碑的特殊人群。
据统计，腾冲战前有26万人，战后仅余14.5万余人。有11.5万余人在战争中死亡或失踪，其中半数以上为支前民夫。
引 言
什么是民夫？按词典解释，就是被国家征募、受公家役使服劳役的人民。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排得上号的丰功伟绩，如长城、大运河等等，哪一项不是民夫们一砖一瓦、一锹一镐修建出来的？这其中有多少民夫或死于劳累、疾病、饥饿而抛尸荒野，在史书中是不会被记载的，他们的命运是不会被关注的，他们的名字更是不会被留下的。但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苦难和血肉做基石，筑起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宏大辉煌。
《国殇墓园》中的民夫塑像
当我们在腾冲感受这座铁血之城历史荣光的时候，当我们感叹史迪威公路工程之伟大的时候，当我们在国殇墓园祭祀远征军的将军和士兵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远离历史聚光灯的群体——民夫。
修机场的民夫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我从国殇墓园出来时，谢韬女士给了我一本阿贤写的《腾冲民夫》的书。我一口气读完，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想起了我们《国歌》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腾冲的民夫们的的确确是把他们的血肉、还要加上苦难，筑进了中华民族新的长城。
（一）滇缅公路中的腾冲民夫
一提到滇缅公路，人们就会想起修路者——２０万云南民夫。在作家萧乾的笔下，滇缅公路是“血肉筑成的公路”， “密如蚂蚁的筑路罗汉们（指民夫），小辫、秃顶、草笠、包巾，捧着水烟筒的，盘腿捉虱的，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的老妪，花裤脚的闺女，小罗汉赤了小脚板滴着汗粒，吃力地抱了只簸箕往国防大道上添土……他们才是抗日战争的脊梁骨，历史的栋梁。”
修筑滇缅公路的老人和孩子
萧乾先生曾这样评价滇缅公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条公路同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的了。”
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人烟稀少，当时很多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或支前，修路的重任大多落在了妇女、儿童身上。当年参加修路的大人们大都已去世，只有当年的儿童或少年还仍然有健在者。我与谢韬女士在当地志愿者王瑷蕊的带领下，找到了当年参加修路的民夫许本祯。他参加修路时只有15岁，而今年已经100岁了。
谢韬女士与许本祯老人
当时15岁的许本祯老人会不会在这样的队伍当中？
许老给我们介绍到：“当时规定每家必须出一个劳力，我是家里的老大，自然成为修路的民夫。那时修路按县分段包干，腾冲民夫负责修建的是从龙陵到芒市、遮放路段，有80多公里。当时挖土方是没有机械的，完全用人挖，当时那个修路啊，就像接龙一样，各个民族都有，汉族、傈僳族、景颇族……还有些裹了小脚的女人，背了小孩子的，都来了。民夫们修路没有一分钱报酬，连吃饭都要自己带，吃完了自己花钱去街子上买。晚上大家住在傣族百姓的牛厩里，没有被子，盖床蓑衣。病了，就去山上挖点草药来吃。死了，就用篾箩挑去埋掉。” 后来许老加入了中国远征军，并参加了滇西大反攻。
由于滇缅公路施工环境险恶、生活条件艰苦，医疗设施简陋等诸多原因，在筑路中因事故，疾病等原因死难的民工及工程技术人员有3000多人，几乎每位参加修路的民工都目睹过身边一起修路的人因各种原因死去。死亡的民夫难以就地掩埋，都是抛入深沟，或扔进怒江，现在说来，仍倍感凄凉。
当时，带着腾冲民夫修路的是腾冲县交通局长刘楚湘，他早年毕业于岭南大学交通系。他带领腾冲民夫修路时创作的《滇缅公路歌声》流传至今：“滇人爱国是天性，护靖动劳人歌咏；兴亡原是匹夫责，百万民夫齐听令。新妇卸妆荷锄行，乳娘襁儿担畚进；抗战后方同前方，举畚如炮锄如枪……”腾冲民夫不仅完成了分给本县路段的任务，又去支援其它落后的路段。可以说：没有民夫的巨大奉献和牺牲，就没有滇缅公路；它既修不通，也保不住。
《国殇墓园》中的民夫修筑滇缅公路塑像
按照滇缅公路土石方工程量的统计：土方共2754万立方米，参加修路的20万民夫平均每人137.7立方米；石方295万立方米，平均每人14.75立方米。这些都是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条件下完成的，是民夫们用手、用鲜血、用生命从岩石上硬抠出来的一条民族生存的血色通道。
（二）反攻高黎贡山的腾冲民夫
1944年5月11日，远征军10万大军渡过怒江，开始了滇西大反攻。就在远征军渡江3天后，怒江上游和腾龙全境进入雨季，山洪暴发，江水暴涨。这意味着已占有绝对制空权的盟军飞机，将根本无法及时给前方部队空投补给。远征军司令卫立煌不断接到“前方各部队供给无法跟上”的电报。无奈之下，卫立煌只好要求腾冲抗日政府为正在进攻高黎贡山的部队提供粮食，运输弹药。
往高黎贡山上运送物资的民夫
当时的腾冲县已被日军占领两年，人口锐减，只有20万左右，百姓自己生存都非常困难，且全县绝大部分地区仍被日军占领着。要供应近10万大军的粮草，何其艰难！但县长张问德硬是先后动员组织了38000多民夫，翻越气候恶劣的高黎贡山，把粮食和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到远征军将士手中。从5月11日渡过怒江，到6月22日攻占江苴，远征军用了41天才将高黎贡山彻底攻克，打赢了这场“二战史上海拔最高”的战斗。而在这41天中，除了少部分弹药是在非常少有的晴天时，由盟军空投的外，10万大军其余所有粮秣均由民夫肩挑马驮完成。
冒雨往高黎贡山战场运送物资的民夫
据20集团军中尉通讯官张庆斌回忆：“腾冲北边有10个乡要凑一万多民夫，凑不够就连妇女都参加，最后这一万多民夫中有三千是妇女，男的是背六十斤，女的是背四十斤粮食。运粮也是艰苦的，一个人是每天发一斤米。背着粮食又没有锅灶，就是有锅灶在路上也没办法煮。所以运粮人就是吃生大米，饿了抓着大米嚼着吃。因为又冷又饿又下雨，在路上就病死了三百多人。高黎贡山有一段路特别陡，下着雨滑得很，一走不好就跌倒下来。摔死、饿死、病死的，就死到那路边。我们打下高黎贡山下山时，民夫刚过去了两天，路上那个死尸，已经腐烂了、臭了，也没有掩埋就在那！那真是惨得很。”
高黎贡山大反攻中的马帮运输队
民夫们除了运输粮秣外，还给远征军修筑工事和带路。家住腾冲县曲石镇江苴村的 彝族老人王兴回忆：1944年当地政府摊派民夫任务时，家中排行老大的他就去给远征军挖战壕、修工事。当时他们是自己准备铲子、镐头去挖战壕的，由一名远征军团长指挥着。在一个叫南斋公房的地方，双方发生了交火，民夫们就趴在战壕里躲避，放炮的士兵用手比划着瞄准，一炮一炮轰过去，土掉下来盖满头。战后老百姓赶到要打扫战场，主要是捡枪和埋死人，埋的死人有中国远征军，也有日军。
彝族老人王兴
让他记忆深刻的是打扫战场发现指挥他们的远征军团长牺牲了。是他和另外两名民夫们一起掩埋的。他们用沙子、泥巴埋掉了团长，但当地老百姓知道后，又抬着棺材上山装殓，重新掩埋在了高黎贡山上的一个路边，“现在高黎贡山是保护区，不让随便进，但我每次路过团长的墓，都要给他奠点酒”。王兴所在的寨子一共去了28名民夫，挖了20天战壕，像他们这样挖战壕的民夫当时有1000多人。
在攻打高黎贡山的战斗中，还有许多民夫给远征军当向导。在这个过程中牺牲的人，不论是民夫还是军人，都是为国牺牲，都应该是抗日英烈。但民夫牺牲了，仅以死亡民夫的身份进行了收录，并没有收录到抗日英烈表上。
（三）户帕背粮：民夫们的死亡之旅
打下高黎贡山，战事仍在进行，远征军向腾冲城推进，战线越来越长。由于战事旷日持久，腾冲地面粮谷已尽，部队食米发生恐慌，不时发生部队筹粮官把区长乡长挷起来要粮的事情，甚至还发生屠杀耕牛的事件。但无论怎样，远征军前方打仗要吃饭，县长张问德紧急报告卫立煌。
卫立煌不敢怠慢，立即向保山、昌宁的县长下达指令：限10内筹足军粮60万斤，由两县抽派民夫送到隶属保山县的户帕，再由腾冲派出民夫到户帕把军粮转运到江苴，由江苴分送到部队手中。
转运军粮的民工
地处怒江东岸的户帕离江苴120华里，但要经双虹桥跨过怒江，从雪冲垭口翻越高黎贡山，又是在雨季，路十分难走。再加上战乱，当地村子十室九空，青壮年几乎都上了战场，家中只存老弱病妇幼和少量单丁户，如果运粮，就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了。这些人一旦踏上运粮征途，就意味着许多人回不来了，每个村都有可能出现大量绝户了。
但前方需要军粮，将士们饿着肚子怎样把日本人赶走？县长张问德正在江苴临时县政府犹豫当中，江苴乡绅聂昌达来到了县政府，动情地向张问德说道：“县长，我们这把老骨头是可以去的，这是国之哀，也是国之幸啊，不然我们就没有为国出力的机会了。何况日本人都把我们的家糟蹋成这个样子了，能出点力是我们高兴的事啊。我们宁可让前线的孩子们战死，也不能让他们饿死啊！至于那些女人们，她们爱她们在前线的孩子胜过爱她们自己。去挑粮，就是死了她们也不会有怨言的……”
张问德老泪纵横，终于铁下心来向各乡下达命令：限10日内，先派一万名民夫前往户帕运回60万斤军粮。
三万民夫陆续上路，开始了他们的生死之旅……
腾冲县曲石镇箐桥村陈大民就是当年运粮大军中的一员。陈大民回忆道：高黎贡山原始森林里的路原本就不好走，需要一边抓着树枝，一边向下漫漫滑，每个人扛着40斤的大米。“我当时年轻力壮，11个人吃的锅碗瓢盆，也背在我身上。当时正值雨季，一路上下雨，累了就靠树上休息下，晚上找个土坎靠着就睡着了，下雨泡得全身都湿，身边还有死人。有段森林中的路，身前身后都是尸体，民夫们要踩着尸体走过去，有中国远征军的，有日本人的，也有民夫的，整条路都发臭，我们用毛巾沾水捂着鼻子走。而路途中遇到最艰难的问题是生火做饭，找不到可以煮饭的干净水源。在怒江一个河里，上游漂着多具尸体，民夫们只能在下游取水煮饭，吃那个饭回来后，有的人就死了。
当年的腾冲民夫陈大民
这趟原本4天的路程，他们用了足足多出一倍的时间才走完。老人感慨：“那时的人命根本不值钱。” 与陈大民同村的10个人去运粮，来回走了6天，只有6人活了下来。
即使活下来的人，有不少染病，痛苦一生。据家住曲实镇红木社区的赵国顺回忆：他两次去户帕运粮，第一次背粮时不小心一脚踩进了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的肚子里面去了，一慌神，另一只脚又踩进另一具尸体的肚子里面，感染了尸毒，从此一双烂脚一生未愈，一辈子生活在痛苦之中。
赵顺国
赵顺国被尸水感染的双脚
江苴镇是当年户帕运粮的验收站。我们到时江苴的时候才知道，这一带的人家，几乎家家户户当年都有人当过户帕运粮的民夫，都有死在运粮路上的家人或亲戚。当地人告诉我们：民夫们从腾北出发时一路阴雨，到达雪冲垭口时，很多民伕已是又累又饿，而山间却寒气逼人，待抵达怒江东岸的户帕，天气潮热，且瘴气很重。在这样恶劣的天气和环境下，运粮民夫“饿死不吃军粮”，有的在山上冻死饿死，不少人回家后因严重“打摆子”而不治身亡。许多人家连亲人的尸体都没找到。
高黎贡山脚下的江苴古镇。后面是当年背粮的民夫要翻越的高黎贡山
战争结束后，很多民夫重返高黎贡山，去寻找亲人。他们在山沟里寻找，在山崖上搜索，整个高黎贡沿线，到处回响着呼喊亲人名字的声音。从江苴古镇往上走，是高黎贡山的雪冲垭口，是当年户帕运粮道上人死得最多的地方。直到现在，每年清明都有不少人到垭口去烧些纸钱。
图上的雪冲垭口是当年户帕运粮死人最多的地方
当时负责组织民夫运粮的北上乡乡长明仕训的儿子明在恒，给作家阿贤讲述了这样一件真实的故事，实录如下：
当时背军粮的十四、五岁孩子多得很。那时反攻，青壮年差不多都上战场了，就只剩下些老弱病妇幼，每家都要出夫役，这些孩子没法，就得上啊。我记得有一个小孩，最多也只有14岁吧，是江苴金家寨的，姓金，他只背了小半口袋，有20多斤吧。来到兵站放下口袋，看见验粮官过来，就吓得大哭起来。问他为什么哭。他说：“不是我把粮丢了，是娘在高黎贡山顶雪冲饿死了。我和娘只带了2天的口粮，但是我们却走了4天才来到雪冲垭口，娘为了给我吃饭团，自己不吃，就饿死了。所以我只能背着自己的这口袋米来交了。要是不行的话，我只有再去把我娘背的那口袋再搬回来。我娘还在雪冲垭口路边坐着等我……”
明在恒在接受采访
每次读完阿贤记录的这个故事，我的心里都特别不好受。
如今的户帕只剩下这山坳里的一户人家了。
户帕运粮，是腾冲民夫最悲壮的远征。根据战后统计，腾冲支前民夫半数以上死亡，仅1944年6月21日至7月21日，腾冲死亡民夫就达3936人。自1944年5月11日反攻开始至9月14日腾冲光复，腾冲民众共供应反攻部队军粮831.6万斤，马料263.6万斤。
（四） 修建史迪威公路的腾冲民夫
1944年9月，腾北的民夫一部分继续参与往腾冲城运送粮食弹药，一部分开始参加史迪威公路北段的修筑。根据《腾冲民国档案》记载：参加修路的民夫共1万多人，其中腾冲8000多人。
当时的腾冲刚刚收复，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是一片废墟瓦砾，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几乎是“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而且粮食欠收，饥象已成。但一经动员，衣服褴褛、面黄肌瘦的腾冲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来不及喘口气，擦干眼泪和身上的血痕，便投入到筑路大军之中。
战后腾冲城乡一片凋零
当时腾冲的抗日县长张问德已经辞职回家，接替他的是当年第一个在腾冲扯起抗日大旗的县务委员会主任刘楚湘。战后的腾冲经费紧缺，粮食欠收，饥象已成，民夫被分派到各级部队，骡马也被分派到各个战略部位，真是要钱无钱，要粮无粮，要人缺人，要畜力缺畜力。刘楚湘临危受命，带领腾冲8000民工投入到筑路大军之中。
正在修筑史迪威公路的腾冲民夫
当时，中国远征军十多万人在滇西歼灭日寇打完胜战后，还没有完全撤出腾冲，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给腾冲县刘楚湘县长来电称：“前方出击，部队需粮万急，需在腾冲辖区内征粮800万斤。”此时的腾冲已无粮可征，他耿直上言，据理力争，要求豁免在腾冲辖区内征粮，以恤战后灾民，得到批准，为腾冲百姓争得了一口喘气的机会。
腾冲县刘楚湘县长
实际上，刘县长对于筑路是相当专业的。他早年毕业于岭南大学交通系，在修建滇缅公路时，刘楚湘任腾冲县交通局局长。
当年史迪威公路的少数民族民工，《血色记忆》摄于2002年。
为了保证公路能够按期修通，刘楚湘聘请刘绍和代理县长职务，他一头扎到工地当上了腾密公路民工总队长。
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为国出力的民夫却遭受到极其苛刻的对待。当时，由于劳动强度大，环境恶劣，生活条件极差，民夫生病得很多，工地加强了监工。从保山到腾冲的监工在巡视工地时，发现工棚里有三个60岁以上的年老民夫因病在休息，他们不问清缘由，误以为此三人偷懒，盛怒之下将这三个民夫殴打致死。由此造成大量民夫逃跑，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
修路的美国大兵与腾冲民工
刘楚湘通过调查了解到，民夫逃跑的原因除了打死民夫的事件外，再加上民工待遇非常之低，生活没有保障，有的乡长还贪污民夫工资。在这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况下，民夫们靠什么力气和体能来修路？刘楚湘向上申请了为民夫增强工资，查办了贪污的乡长，处理了打死民夫的监工，保护了民夫们的权益。民夫们以国事为重，又纷纷回到了筑路大军。
民夫们正在填补史迪威公路上的暗沟，这个路段恰好越过高黎贡山。
腾冲还派出了1000多名民夫出国到缅甸修路。尹志澍便是其中的一员。据他回忆，当时家里分配到一个去缅甸修路的名额，但他的哥哥已经在户帕背粮中死亡，这个担子只能由他去承担。过完13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就从家里出发，与大家一路来到一个叫牛厩河的渡口，摆渡的两个傈僳族小伙子说：“你们为国家修路，不收你们的钱。”吃晚饭时，带队的戴应云（音）还去一条河里弄来了活蹦乱跳的鱼，“大家都很高兴，还说吃到好吃的了，但3个小时后全部中毒了，呕吐，拉肚，四肢无力”。好在他们都挺过来了，没有生命危险。
修建史迪威公路的腾冲民夫尹志澍
经过4天的旅途，他们终于到达了一个叫做新寨花岩子的地方，这里就是他们的工地，有10多名中国工程师。
工程开始之后，由于民夫都不会操作压路机、风钻机、电雷管，尹志澍他们只能用铁锹、铲子平整土石。农历二月的一天，尹志澍在下坡时，竹桩插穿了他的脚，“血流得大，我吓得大哭，工友马上把我背起来，回工棚给我包扎”。4天后，尹志澍拄着拐杖去工程处报到，恰巧这时候工程处边上爆破巨石的炸药发生爆炸，“雷管工程师把我压趴下，不然我可能被炸死了。”
尹志澍回忆，民夫的住地距离工地有1.5公里。为了抓紧修完公路，每天晚上都有美国来的工程师现场指导，工程处安排了四五个民夫与美国工程师随行，“就是放一把火，一方面给美国人照明，一方面驱兽，当时我们的一个伙伴就被森林里的老虎吃了”。
尹志澍记得，当时美国工程师是开着吉普车去工地现场指导的。虽然语言不通，但通过比划，大家都能明白美国工程师的意思，双方相处还算融洽，“美国人见我们工作做得好，又见我年纪很小，就对我翘着大拇指说OK”。
奥康纳（右一）准将是史迪威公路的工程师，中校道森（右二）是指挥长。他们正在和中国工程师们交谈。
尹志澍这批修史迪威公路的民夫干了约3个月的活。如今，尹志澍寨子里参加过修史迪威公路的其民夫都死了，就剩下他一个。解放后，尹志澍还参加了保腾公路的修筑，后来从县水利局退休后在家安享晚年。
他是腾冲民夫中少有的幸运者。
尾 声
抗战时期的腾冲民夫，是失落在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尘封已久的悲壮故事。当我们心怀崇敬和歉疚之心去小心翼翼地揭开它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些隐藏在历史聚光灯以外的鲜为人知的特殊群体，曾经在我们民族危难的时候，用自己的苦难和生命，筑起了一道血肉长城！
《腾冲民夫》的作者阿贤在他的书中说：“当我们为胜利干杯的时候，别忘记那些为我们斟满酒杯的人，他们也是我们赢得这场战争的功勋群体，一群托举起胜利丰碑的特殊人群。”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还真的没有忘记他们。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的时候，陈大民、王兴、尹志澍这些当年为国家服过劳役的民夫，以支前模范的身份，从腾冲机场出发，到共和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典礼，受到英雄般的待遇。
从“民夫”到“支前模范”，历史终于给予了当年的“民夫”们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