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一开始是一个游手好闲，道德沦丧，吃喝嫖赌的浮浪子弟，小说介绍，西门庆曾是“开个生药铺”的“破落户财主”。他没有什么文化，也不懂经济，是个十足的市井小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为小说的主角，成了赫赫有名的西门大官人，当了清河县“扛把子”，家财万贯，妻妾成群，呼朋唤友，帮闲蝇绕。小说介绍：西门庆是东平府清河县的旧家子弟，父名西门奎，原走川广贩卖药材，就在清河县开着一个生药铺。西门奎夫妇死的早，就留下一个儿子西门庆，西门庆不甚读书，闲游浪荡，又学得些好拳棒，更会赌博、双陆象棋，划拳猜字，无不知晓。西门庆无父母约束，混迹市井，结识了不少浪荡子弟，和应伯爵等人结成十兄弟，横行乡里。一部《金瓶梅》写出了西门庆的发家史，西门庆是如何从破落户逆袭成清河县的第一巨富、暴发户。当然有秘诀，西门庆巧妙地利用婚姻，金钱，色相等关系，谋财娶妇，攀附权贵，发迹变泰。西门庆的发迹，既非西欧“原始积累”阶段的劫掠、杀戮之法，也非中国晚明之前“以义制利”的儒贾之道，而是通过商业资本和封建权力相勾结渗透的形态，采取家财兼并与经商谋利的手段达到致富的目的。西门庆用财物讨好东京的蔡京，认作蔡京的干儿子，成为西门庆人生的转折点。西门庆频繁给蔡京送礼，终于得了个官职，小说第三十回，蔡京给西门庆封官：
蔡京寿诞日近，西门庆差人上东京送上厚重寿礼。蔡京欣喜，佥押朝廷钦赐空名告身札付，填入西门庆名字，列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
自此西门庆从普通的商人，有了官职，身份变了，地位变了。当权力介入了商业活动之中，公平竞争也就不复存在了。在那个腐朽的封建时代，权力代表什么，大家都懂，士农工商便是最好的例子。西门庆的特权利益和商业利益互为表里，权钱结合，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商。一个商人该有的最起码的信誉，早被封建恶霸的蛮横无理所替代，西门庆做了官之后，利用职权，贪赃枉法，不仅勾结同僚，为他的经商大开方便之门，更是把官场当市场，用手中的权力做交易，直接赚取“利润”。不管纳娶李瓶儿，还是孟玉楼，都有经济的因素，李瓶儿和孟玉楼都是有钱的寡妇，西门庆固然贪图他们的身子，但是他们的钱财西门庆更看重。除了勾结封建官僚、谋财娶妇之外，另一个方面则在于他放手用人，授以权、利，这在当时，也应算是一种超前的经商秘诀。《金瓶梅》第三十三回写西门庆在狮子街空房开个绒线铺子，要搭个伙计，便请帮闲应伯爵想办法。应伯爵这个人混迹市井，三教九流都有熟识，于是给西门庆介绍“写算皆精”的韩道国来。西门庆见韩道国言谈滚滚，相貌堂堂，满面春风，一团和气，心中十分满意，当即聘用，比去年各签立合同，规定三七分钱，意思是赚了钱，西门庆作为老版得七分利润，韩道国可以得到三分利润。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分股”，给员工股份，可以很大的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韩道国攀上了西门庆这个高枝，又能得到分成，等于是小股东了，所以经营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而且还他在人前得意洋洋、自我吹嘘，说西门庆对他“言听计从，祸福共知”，大小买卖，出入资本，均归他算账。甚至为了能持续跟随西门庆，把媳妇王六儿也献给西门庆收用，被戴了绿帽子还得意洋洋觉得光荣，不得不说韩道国真是极品。西门庆这一招将韩道国拿捏的死死的，从此韩道国对他死心塌地。小说第五十八回写西门庆与甘伙计批合同，也规定：“得利十分为率，西门庆分五分，乔大户分二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西门庆就是通过这种“合同制”“聘任制”，与主管伙计分沾利润，让员工们将企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十分尽心尽力，这无疑是一种值得借鉴的经营管理方式。这种经营和管理方式，让他的生意迅速发展，产业越来越大。《金瓶梅》成书于明代后期。当时商业资本十分活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酝酿孕育。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业主与伙计之间，的确有可能建立一种分沾利润、祸福与共的关系。《金瓶梅》所写的，或许是作者的想象，或许也是当时个别商行的实际情况。西门庆这个人，在官场，在家庭生活中，无疑是个恶棍、魔王。他在道德法庭面前，永远是个弱者，难免受人诟骂和憎恶。可是在商业活动中，他的超前的经营思想和分配方法，却要比超经济剥削的封建制开明得多，进步得多，具有新兴商人的开拓意识。所以西门庆从破落户逆袭成“清河县第一”富翁。西门庆交通官吏、暴发致富的历程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生产方式的演变过程，它集中说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关系渗透的结果，加速了阶级的分化，促进了地主阶级经济的衰落，增进了商人财富的积累，蕴含着明朝末期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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