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社会主义草的兔子｜往事

（图片来源于网络）

吃社会主义草的兔子，典出我的学生兼朋友郭建欢早年曾在印刷业风行一时的一篇文章《印院笑忘录》。印院是北京印刷学院的简称，有时我们也喜欢叫刷院。

建欢在印刷学院就读时，我正在该校社科部当着马列主义的助教。在《笑忘录》中，建欢以其灵动笔墨，描摹了印院当年一群大小人物的图谱，读来忍俊不禁，颇有些“不知谁上凌云阁”的况味。我也位列其中，入选理由是“养了只兔子，专吃社会主义革命的草”：

“朱学东 社科部教师，人大出身，重度书呆子兼反动派臭老九，惟一的非常行为是养了只兔子，他去上课，课程是社会主义，他却大讲资本主义，这个时候他的兔子就被放在中心花园吃咱们印刷学院的社会主义革命草，未几兔子被学生偷吃（五年后见到老朱，尚为此事窝火）”。

印院地处大兴黄村。彼时的黄村，虽号卫星城，实属京城化外之地，只有两趟汽车往返于北京和大兴之间，最早的一趟晚上6点半便收摊了。而学校成家的老师，或者那些各式关系安排到印院工作的年轻人，大多数下午4点半便离开了学校，坐校车返城了。一到傍晚，学校就像一座孤岛。留下一群男女光棍教师们，与学生混居于宿舍楼，靠看录像喝酒（钱也得凑份子）打发漫长的课余时光，连谈朋友也只能内部消化，所以当年印院盛产师生恋。

彼时的中国，尚属巨变之后的死气沉沉，压抑无聊，做什么都无心恋战。更还没有网络，甚至报纸到达黄村也得晚不少。所以，建欢在《笑忘录》一文中说，印院属于“鸟不拉矢”的地方，已经算比较客气了。穷极无聊的我，在1991年的秋天，上街溜达时，看到有人在卖小兔子，可爱的很，突发怪想，顺手买了两只兔子回到了宿舍。

我自小当社会主义的童工，割草喂兔子是我的一个任务，所以，养兔子自然得心应手了。兔子拉屎后异味很重，养在宿舍里显然不合适。彼时我们住的教工宿舍，与学生混居，一层是后勤医务办公之所，二楼便是青年男教工，三楼以上是男学生。我的宿舍在楼道的最东头，边上正好是个电视房，挂着台破电视机，谁经过都可以扭一下，不过这电视在有体育比赛的时候，还是很争气的。电视房有个阳台，我便找了个笼子，把两只小兔子养在了电视房的阳台上。

每天傍晚，晚饭之后，我便带着书领着两只兔子到印院草地上遛兔子，就像今天养宠物狗的人们遛狗似的。回宿舍时顺带着扯把野草，兔子不能吃带露水的草，一吃必拉肚子。

最初兔子还小，跑不太快，不怕它在草地上跑掉。后来兔子渐渐长大，却熟了家了，不会再跑远，一招呼便回来了。兔子其实也蛮珍惜每天的放风机会的，它们在草地上时都挺欢腾的。兔子也吸引了许多好奇的学生，尤其女学生。后来朋友开玩笑说，这兔子也是勾引学生的好道具啊。

可惜，当年我不开窍，也志不在此。

也有年长一些老师正经一些的老师委婉规劝我注意形象，我却不以为然。下班后无处可去，养兔子又不碍着谁，还能打发无聊的时光，管得着么。兔子吃着印院花园里社会主义的革命草，渐渐长得肥圆滚壮了。

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有人开始打起了兔子的主意。

某一天，我突然发现，阳台上笼子里的兔子少了一只。本楼道的同事是不敢偷的，偷了被发现了，会被大家挤兑死的。有人委婉地向我提示，是楼上的学生偷吃了。我愤然，上楼去找问，自然没结果，只得悻悻然返转。双兔失一，剩下那只估计也是哀伤难受，瘦了许多。

与其看它伤心而瘦而死，不如改善我们的生活。我楼道里那些狐朋狗友们，开始劝我把剩下的那只杀了算了。我犹豫思考再三，同意了，但毕竟自己养的兔子，我声明，由其他人执行死刑判决。

后来那只兔子煨了一锅，香飘整个楼道。

我有些许的伤心。但到吃兔子肉的时候，我还是夹了一块，生气地说，我养的兔子，竟然就只给我留了一块。

吃社会主义草的兔子，终于成了祭品，进了那个年代穷极无聊的青年的肚子

（原文写于2013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