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5）、曹氏归义

二、河西乱局

2、归义后事

　　曹氏归义

　　后梁乾化四年（公元914年）曹议金（仁贵）接替张承奉的位置成为了沙州政权的实际领导人。关于张氏政权和曹氏政权是如何交接的史书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几点，第一、张氏没有绝嗣，敦煌文献中曾有张承奉册立太子的记载；第二、政权交接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在曹氏掌权期间，张承奉的后人依旧在沙州政权中任职；第三、作为敦煌国的父国甘州回鹘没有表示异议，并且在曹议金废除敦煌国改称归义军后，甘州回鹘依旧是默许的态度；第四、沙州百姓对于权力交接反应平静，沙州社会生活基本保持了稳定。

　　那么，这次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权力和平交接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先来看看曹议金和他的家族吧。曹议金自称为毫州(憔郡，今安徽毫县，也就是曹操的同乡）的汉人，在敦煌抄本《曹良才画像赞》中写到:“公乃毫州鼎族。因官停彻流沙，憔郡高原任职。”但对于这种自称，学者多有质疑。因为在河西曹姓中，多为粟特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域昭武九姓。粟特曹氏出身于撒马尔罕东北的曹国，移居中原后，以国为姓，改姓曹，这是敦煌曹氏的主要组成部分。

　　而汉地曹氏在河西反倒宗族不显，从曹议金的家族溯源亦可以看出，吐蕃时期曹氏，地位比较低下，多为部落百姓，或是寺户。只有极少数的曹氏人物挤入吐蕃僧界的上层。张氏归义军前期，曹氏地位尚属低微，在政界没有出现重要人物。而到张氏统治后期，曹姓人物迅速崛起，升至上层。

　　公元895年(乾宁二年)，曹氏已有担任兵马使的记录。其中，曹光进在张淮深统治末期任衙前兵马使，随贺正专使阴信均出使入京。张承奉亲政后，曹光嗣任职都押衙，当时已经成为张承奉政权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位高权重。曹光进与曹光嗣当为兄弟，两人同时出任张承奉幕府中押衙之职，且曹光嗣为都押衙，总掌衙内事务，反映曹光嗣家族势力在张承奉时期的崛起。虽然曹氏家族门望较低，但通过军功起家，经过不断的奋斗，到张承奉时期，已是门庭高广，并被任命为悬泉镇遏使行玉门军使。到金山国末期，曹议金已出任沙州长史，而从具备了从张氏手中夺取了节度使权位能力。

　　在曹氏家族不断奋斗上升的过程中，其家族还通过不断与其他豪门通婚来提升自己的势力。有明确记载的姻亲关系便包括沙州的张氏、索氏，曹议金自己便是索勋的女婿和张议潮的外孙。即便是沙州曹氏通过种种途径不断提升家族势力，但如果作为执政的基础却依旧稍显不足，考虑到沙州粟特人在其执政时期毫无保留的支持，曹议金其家族本是粟特曹氏依旧是有可能的。而自称为汉地大姓，显然也是为了得到汉族的拥护。这种冒用汉族郡望的做法，在沙州粟特人中间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拥有了汉族和粟特人的支持，再加上曹氏自身的政治资源，已经初步具备了代替张氏的政治基础。而且，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的，对于一个势力有限的绿洲小邦国来说，在国际关系中的左右逢源才是立国的根本，而曹议金显然比张承奉更精于此道。在沙州权力交替之前，曹议金是否和甘州回鹘便存有交易，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之后回鹘的表现来看，二者之间肯定存在某种默契，或者甘州回鹘本就支持他作为沙州的代言人，毕竟我们知道甘州回鹘和张承奉之间的关系实在谈不上和睦。

　　而且，曹议金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遣使甘州回鹃，并迅速迎娶了甘州回鹘天睦可汗的女儿为正妻，以示对甘州回鹘的诚顺。随后便是通过甘州遣使中原，但沙州使臣在凉州遭到温末的劫掠，不得不退回甘州。公元918年（后梁贞明四年），曹议金再次遣使中原，使节随身携带着曹议金给甘州可汗和凉州仆射的亲笔信函，请求二者给予放行。最终，在甘州可汗和凉州仆射的协助下，使臣到达后梁，得到后梁的封赠。

　　曹议金为此在莫高窟建大型洞窟(98窟)来庆贺，从98窟的供养人像的排列顺序中，我们知道回鹃公主是曹议金的第一夫人，拒鹿索氏是第二夫人，广平宋氏是第三夫人。因此可知，至迟在公元918年，曹议金于甘州回鹘已确立姻亲关系，并且张承奉时期父子之国的关系应该依旧保留。

　　再向东缓和了甘州回鹘的关系后，曹氏又与吐谷浑人慕容归盈结为姻亲，慕容归盈出任瓜州刺史长达20多年，有力地支持了沙州曹氏政权。随后，曹议金还将女儿嫁于于阗国王李圣天，李圣天与曹氏所生的太子从德，自孩提时期便留居沙州，直至其长大成人后，才回国即位，可见两国关系的亲密。沙州曹氏政权在其统治过程中，持续奉行这种姻亲政策，世代和于阗、甘州通婚，结成同盟。正是通过这种政治联姻，使曹氏归义军长达122年的统治保持了基本稳定。直到公元1036年（北宋仁宗，景佑三年），才被西夏王李元昊终结。

　　在曹氏归义军初期，为了得到甘州回鹘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但在国与国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含情脉脉，考量的只有利益多寡和拳头大小。大概在公元925—928年间（后唐天成年间），曹议金趁甘州回鹘争权内乱、国家分裂，出兵攻击甘州。这次归义军对甘州回鹘的进攻，史籍上没有准确的年代记载，只能凭借部分保存在敦煌的赞文和诗歌加以推定。但归义军出兵的目的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因为甘州回鹘封锁了归义军遣使前往中原的河西通路，“数年闭塞东路”，因此，归义军出兵的目的就是“大军开路”，想要打通东去的道路。

　　在敦煌赞文中有“今遇明王利化”词句，估计归义军应该和后唐王朝（这时后梁朱氏王朝已经覆灭）保持了联络，可能是存在朝觐关系，但这种关系因为回鹘割据甘州而不通畅。于是，曹议金趁着甘州内乱而出兵。归义军由曹议金亲自率领，号称十万之众。这当然是虚数，当时归义军辖区充其量不过瓜、沙二州和紫亭、悬泉、雍眼、石城、常乐、新城等区区六镇而已，人口已不过百万，如何凑得出十万大军？从战争的结果也可看出，归义军实力远远达不到这个层级。

　　到了五代时期，虽然还称作归义军，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地方王国。这一时期，归义军在汉地史籍中的记载，新旧《五代史》上附着于《吐蓄传》中，《宋史》则干脆就放在了《外国传》里。可见这时候，首先，已经没有人将归义军认为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了；其次，归义军虽然也曾被成为沙州回鹘，但依旧有归义军的称谓，可见依旧有其独立性。

　　由于沙州东西均被回鹘环抱，造成了在政治必须要和回鹘保持一致，这从沙州对中原王朝觐见上可以看出端倪。沙州的朝贡使总是与甘州使节结伴同行，在五代史中就记载着“至唐庄宗时，回鹘来朝。沙州留使曹议金，亦遣使附回鹘以来。”到宋初也是如此，而后回鹘曾中断了与北宋的朝觐关系，转而向辽国朝觐，沙州使臣也就绝迹宋朝。等到辽国势力开始侵袭河西，回鹘又联合北宋抵抗辽国，回鹘和沙州归义军的使臣再次出现在北宋都城。可见，回鹘和归义军这种政治联盟长期关系长期存在。

　　曹氏归义军在政治上和甘州回鹘保持一致，在经济上沙州却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成为了中原与西域贸易的中转站，并以此大获其利。在汉地史籍中，西域与中原的贸易中最主要的玉和马匹，其次为绵、毛等织品。因为河西本来就是良马产地，所以敦煌文献中记载的马匹交易极少，而其他种类例如，玉石、毡、褐、硒砂的交易量却非常多。西域玉石本产自于阗，毡等产品也不是沙州所产。而向西出口的大宗产品的绢，也没有满足其出口需要的生产能力。因此可以看出，曹氏归义军正是通过姻亲联盟的稳固关系，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中转国和中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