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陕军”溯源

陕西有着浓厚的文学传统，诗经乐府、汉赋唐诗传诵千古，占据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制高点。

革命战争年代，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战斗和生活了13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掀起了革命文艺创作的新高潮。一大批文学家在宝塔山下集结和成长，组成了革命文学的队伍。这支红色文学劲旅诞生在延河边、诞生在陕西，不独给陕西这块文学的厚土热土播撒了新的种子，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的陕西作家。这些集结于宝塔山下的陕西作家，高举红色文学大旗，一路走来，行稳致远，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文学陕军”。

上世纪80年代初，陕西作家路遥（后左一）、陈忠实（后中）、贾平凹（前右一）等在一起

延安红色文学的形成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延安从此成为革命的圣地。从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东渡黄河，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进行了13年的革命实践，改写了中国历史、缔造了新中国。同时对作为上层建筑的文艺进行重建，创建了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等为中心的创作基地，聚集了一大批革命艺术家，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延安革命文艺，包括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被称为延安时期红色文艺。这种文艺的信仰、理念以及艺术范式，随着时间流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几代人薪火相传，从产生再到繁衍，积淀成为一种传统，凝结形成一种文化血脉。

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以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奔赴延安。1938年，各地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臻于高潮，当年前9个月，徐懋庸、何其芳、卞之琳、沙汀、陈学昭等著名作家相继从国统区抵达延安，丁玲、吴奚如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刘白羽率领的“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一组也陆续从前线归来，汇集到延安的文学界人士骤然增加。在这期间成立了许多重要的文艺组织，包括中国文艺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等，这些重要的文艺组织，对延安乃至整个陕甘宁边区抗日救亡在文艺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许多文艺刊物也纷纷创办起来，先后创办了新中华报、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新诗歌、大众文艺、文艺月报、部队文艺、解放日报等数十种。这些刊物不仅对陕甘宁边区的社会与生活各方面产生了影响，而且发表在该报上的文艺作品对此后影响中国新文学进程的延安文艺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刊物将在延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组织起来，以文艺为武器，积极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延安文艺的拓荒者，抗战文艺的突击队，文艺青年的好粮食。这些刊物刊载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题材新颖、语言生动，反映了文艺界一切新的尝试以及文艺理论上和具体道路的探求。

在文艺团体的组织下，作家们以这些刊物为阵地，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有别于当时国统区、沦陷区的文学，呈现出一片明朗、朴素、斗志昂扬的基调和色彩。这些作家的创作与当地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相结合，使延安乃至整个陕西地区的文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但由于作家生活的限制性，一部分作家的生活都还没有和战争结合，还有闭门造车、向壁虚构等弊病，这是创作所深忌的。一些从城市来到根据地的作家，还存在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以及所运用的文学形式与工农兵群众在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上有隔阂等问题。对于如何克服这些弱点，当时延安文艺界还存在一些思想分歧，诸如应该首先努力表现根据地的新生活还是为“大后方”服务，怎样处理歌颂根据地的光明面和批评其阴暗面的关系，怎样对待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学习政治理论是否妨碍创作情绪等问题。

1942年5月，毛泽东和凯丰联名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会。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引言》，说明开会的目的在于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他提出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是当时关系革命文艺发展因而应该解决的问题。随后一些作家、艺术家在座谈会上围绕这些问题，相继发表意见。5月23日第三次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结论》，指出为了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延安文艺座谈会，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讲话对上述问题一一做了剖析，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培养教育了一代作家、艺术家，新的一代作家、艺术家也在它的鼓舞下沿着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前进。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按照《讲话》精神，他们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坚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比如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1943年春节开始的延安新秧歌、秧歌剧运动，涌现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评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

红色文学的陕西元素

延安时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自然带来作家创作的高产，这一时期的作家创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外来作家，一类是本土作家。延安时期，许多著名作家纷纷从国统区和沦陷区奔赴延安，如周扬、丁玲、萧军、艾青、李季、周立波等，他们或是成为延安文艺界的领导人物或在文艺界拥有一席之地。

另外一类作家是陕西本土作家，他们对陕西熟悉、对延安了解，非常清楚当地百姓喜欢什么，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一类作家，如柳青、马健翎、李若冰等人的创作已经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陕西作家柳青当时已经发表多部作品，马健翎创作、改编的戏剧几乎是家喻户晓。而杜鹏程、李若冰等人则都在鲁艺学习，红色高原上培养出来一批优秀的陕西籍作家，之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几乎都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

1938年，柳青奔赴延安。初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1939年到1940年，他以随军记者和文化教员的身份，随八路军转战于山西抗日前线，写出反映抗日军民英勇顽强斗争的短篇小说。1940年10月返回延安，担任文学月刊《谷雨》编辑，1943年到1945年，在米脂县民丰区任文书，并写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1945年9月，他随解放军进军东北，1947年又回到陕北，1951年写出优秀长篇小说《铜墙铁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参加了《中国青年报》的创刊工作，任编委和副主编。1952年到陕西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后在皇甫村安了家，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参加了农业合作化各阶段的实际工作，熟悉和了解农村各阶层群众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农业合作化期间，出版了《皇甫村三年》散文集，写了短篇小说《恨透铁》。1959年，他的代表作《创业史》第一部问世，被誉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性著作，被译成日、德、西班牙等文字。

马健翎，1937年到延安师范任教，组织乡土剧团，创作演出抗日内容的话剧《中国拳头》和秦腔《一条路》等，后又创作演出了话剧《大中华的儿女》《中国的拳头》《上海小同胞》和京剧《逃难图》等。《大中华的儿女》，亦名《国魂》，后改为秦腔，经毛泽东提议改名《中国魂》，这是马健翎早期的代表作，多年来久演不衰。1938年，参加了著名诗人柯仲平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从此投身于他终生执着追求的戏剧事业。1949年7月，马健翎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剧协常务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西北文化部副部长兼戏曲改进处处长、西北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虽然公务繁忙，但他为繁荣社会主义戏剧创作，仍然在辛勤地耕耘着。先后改编了秦腔《四进士》《太平庄》《游龟山》《游西湖》《窦娥冤》《赵氏孤儿》等优秀传统剧目。1952年，他改编的《游龟山》，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荣获剧本奖，并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会后在天津、保定、太原、西安等地演出数十场，受到各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戏剧界的好评。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陕西省作家协会前身）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健翎当选为主席。

1938年夏初，杜鹏程奔赴延安，先后在几所学校学习、在基层单位工作。延安保卫战开始后被派往西北野战军担任随军记者，和指战员跋山涉水、行军打仗，了解了一批骁勇善战的长征老战士和西北战场战斗英雄的思想品质、性格特点、音容笑貌，写下了200多万字的生活笔记，还有大量的新闻报道、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剧本。他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为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展现了新天地，标志着建国初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里程碑。此后十几年中，他先后到过铁路沿线的黎湛线、宝成线、三门峡、陇海线、西韩线、成昆线、大庆油田等重要建设工地，写出了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小说集《年轻的朋友》、散文集《速写集》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建国初期火热、昂扬、紧张的工地生活和新型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他的“炽热的诗情与精辟的哲理性的有机结合”的艺术特点。

李若冰，笔名沙驼铃，1938年冬到延安。先后在延安抗战剧团、西北文工团、中央党校、鲁艺文学系、中央宣传部、西北军区政治部工作。1946年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建国后，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后到西北文联、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专门从事创作。1978年后，任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陕西省文化文物厅厅长、中国作协理事、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先后七进柴达木，体察石油工人的勘探生活，著有散文集《在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李若冰散文选》《旅途集》《神泉日出》《塔里木书简》《满目绿树鲜花》等。

以上述老一辈陕西作家的代表人物为主干，“文学陕军”的雏形在延安时期已经形成。这支队伍里还有郑伯奇、胡采、王汶石、戈壁舟、李古北、余念、王宗元、黄俊耀等，他们共同组成了“文学陕军”的先锋阵容。这些陕西作家，与其他奔赴延安的作家一道，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描摹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物，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有的已经成为经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火热的革命战争年代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在革命实践中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和文学遵循。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这些作家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为人民创作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得“文学陕军”的红色根系开始形成。

文学陕军的发展壮大

新中国成立后，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柳青、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老一辈优秀作家，积极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先后创作了《创业史》《从生活到艺术》《保卫延安》《风雪之夜》《柴达木手记》等精品力作。在共和国文学的奠基时期，陕西文学勇开风气之先，贡献了扛鼎之功，确立了陕西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上世纪80年代，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第二代陕西作家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并在全国较早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域性创作群体，贡献了《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多部经典作品。

《平凡的世界》手稿

上世纪90年代，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京夫、程海五位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相继出版并在北京召开作品研讨会，“陕军东征”引起全国文坛震动。此外，还有柯仲平、魏钢焰、王愚、李星、刘成章、莫伸、邹志安、李凤杰、和谷、叶广芩、红柯、陈彦等一大批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在当代文学史上也占据重要地位。截至目前，陕西作家共获得包括5个“五个一工程奖”、4个“茅盾文学奖”、12个“鲁迅文学奖”等在内的50个国家级重要文学奖项，为陕西赢得“文学重镇”“文学强省”等美誉。除了当代重要的作家和作品，陕西作家代代传承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和“立于高端、把握时代”的担当也广受赞誉。

从文学创作本身来说，陕西出了一批杰出作家，产生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兼具的优秀作品，为陕西赢得了“新中国文学重镇”的美誉。从文学的社会功能来说，许多作品深刻反映了社会历史变革的伟大进程，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引领，传播了“真善美”的价值观。长期以来，陕西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陕西文学普遍体现着介入现实、关怀人生的特征，《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不但描绘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人民群众波澜壮阔的奋斗史，更塑造了梁生宝、孙少平等催人奋进的丰满的艺术形象，深刻反映着社会历史变革的伟大进程，陶冶了人的性情，鼓舞着三秦大地乃至全国的读者。从文学事业的传承和发展来说，形成了把握时代、立于高端的文学传统和笔耕不辍、不耽浮华的文学精神，为陕西文学的继续发展树立了标尺，提供了精神源泉。从柳青到路遥，陕西作家身上始终有一种精神，既包含着以巨大的热情深入现实、静心埋头基层十余载的创业者精神，也包含着以冷静的眼光观察生活、不媚俗不盲从的史学家精神，又包含着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为文学事业献身的追梦者精神。这种精神至今仍感动并鼓舞着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为陕西文学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和不息源泉。

一代又一代陕西作家，在党的文艺思想指引下，秉持为人民、为社会、为祖国创作的初心，秉持良知、良心、正念，深入生活、贴近人民，无私忘我、积极向上，不管在什么样的际遇下，都能始终坚持创作的方向，这是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高尚的人格和情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的集中表现，是一代代人坚固的初心。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