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故事中明代官吏形象的文化阐释

冯梦龙编辑的“三言”中包含了大量取材于明代的故事①。其中，为数众多的官吏形象是展现明代社会风貌的重要单元，使我们从感性的层面了解到明朝末年国家机器、政治制度在社会各个阶层的运转情况。并且，叙述者在铸塑官吏形象时所持有的文化心理，也体现了他们对明末政风与世风的评价态度。

一、“吏滑如油”：明代吏员在“三言”中的呈现状貌

“官”和“吏”在身份上有显著区别，“官”指称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而“吏”则一般地位较低，品级通常在六品以下②，属于受“官”的管辖执行命令的办事人员。

吏与官的关系是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牵制的。吏需要用良好的业绩博得官员的青睐从而提升地位；官也要依靠吏员的品行和技巧方可提高行政效能。和谐融洽的官吏关系是清明政治的必要基础，例如元代无名氏的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第三折中包拯和张千的关系就是这种理想状态的生动展现。然而这种状态毕竟是文人的勾画，它和现实存在着不小的距离。例如《明史·况钟传》中对《警世通言》里《况太守断死孩儿》故事主人公况钟初任苏州太守时一段故事的记载，可见出明代官吏关系之真实情状：

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钟乘传至府。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钟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谓太守暗，易欺。越三日，召诘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捶杀数人，尽斥属僚之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③

况钟本人就是吏员出身，他明白，官员只有靠极端的强力手段方能制裁恶吏的毒辣。但吏员对长官的阳奉阴违却同样事出有因，往往正是官对吏的肆意轻贱导致了这种局面。实际上，古代吏员在社会生活中的窘迫是很普遍的，元代杂剧《鲁斋郎》、《双献功》里的张孔目、孙孔目都是见欺于权豪却无力申冤的受气包。这种窘境及其带来的后果，在“三言”讲述的明代故事当中有生动的体现，比如《警世通言》第15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④。

小说的主人公金满依靠行贿和乖巧博得了县府“户房司吏”的职务。然而上任伊始的一桩元宝失窃案却让他顷刻陷入窘境，于是被县官不由分说歪派了“嫖赌花费”的罪名而勒令限期赔补，到日赔补不成又险些被当众责打。承担的责任重大，但却得不到上司官员的合理教导和应有尊重，这是明代乃至历代吏员生存境况的常态。篇中丧失人格尊严和安全感的金满只能将压抑和委屈的情绪发泄在家奴秀童的身上，这也就引出了后文拷打秀童，后来又因真相大白而“美婢酬秀童”的全部情节。这篇小说客观地揭示了这样的现状，吏员的生活窘境必然导致了这一群体在上司面前投机取巧、唯唯诺诺，在弱者面前为所欲为、暴戾恣睢的恶劣品性。

《金令史》一文对金满获得差事的过程也有细致的描绘。金满凭借行贿以获得美缺。他升职的途径是“混帐开上去”的，叙述者指出这是“官清私暗”的常态，随之发出了“随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的感慨。在叙写吏员贪酷的同时用“官清”与之对比，似乎“官”和“吏”的操守完全不同，其实这是叙述者摹拟平民视角对社会政治的误读。民众对“官清”的感受往往由官员仪式性的言行得到，而对“吏滑”的感受却是来自实际的体验。吏员的酷恶其实更能体现明代政治和明代社会的真实状况。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是“三言”小说中最全面、直接展现吏员生活状貌及其行业内幕的一篇。与此同时，明代吏员贪酷丑恶的本质在很多篇章中都有所揭露，且在最后面世的《醒世恒言》中最多，诸如以下几篇：

1.《张廷秀逃生救父》(卷20)中的“捕役”杨洪接受赵昂的贿赂，为之杀人灭口，其姑舅弟兄等若干“禁子”亦助纣为虐。本篇在开头处交代了吏胥在灾荒之年克扣贪污赈灾钱粮的恶劣罪行，且又一次感叹“随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⑤。

2.《李玉英狱中讼冤》(卷27)中的焦榕“专在各衙门打干”，且与锦衣卫“极是相契”。他参与杀害李承祖，后来又凭借其与衙门的“关系”将李玉英屈打成招，问成剐罪⑥。

3.《卢太学诗酒傲王侯》(卷29)中的谭遵迎合汪知县的目的，设计各种手段谋害卢楠⑦。

4.《蔡瑞虹忍辱报仇》(卷36)中的胡悦以“三考吏”出身，并企图以此进阶做“佐贰官”。叙述者借这一人物，对绍兴地区官吏勒索诈骗、卖官鬻爵的恶劣风气做了细致介绍⑧。

在明代官场，吏员并非仅仅是官员管辖、利用的对象，他们同时还是官员队伍的后备军之一。“吏员出职”是明代文官常规铨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⑨。前面提到的况钟，《明史》本传载其“初以吏事尚书吕震，奇其才，荐授仪制司主事”⑩；《金令史》中的金秀以及《蔡瑞虹》中的胡悦，轨迹均与此相同。因此，吏员的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明代官场的未来面貌。不过，可能由于统治者意识到了多数吏员共有的恶习及其影响，“吏员出职”的路径从正统年间开始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11)。

二、“正不压邪”：明代官员在“三言”中的呈现状貌

“三言”中涉及明代官员故事的共有23篇，其中16篇里出现了与百姓生活关涉直接、密切的地方官。这些官员都以其位势对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施加了强大的作用，也成为故事情节进展的重要元素。

我们阅读后会感觉到，这些故事中呈现的大多数明代官员形象、乃至这一群体的状貌都是不够光彩的。他们治下的社会风气也给人压抑晦暗的感受。

“三言”故事中的明代官员，大多缺失最基本的责任心。在《苏知县罗衫再合》中，叙述者在本事基础上添加了这一细节：出租客船以挣取外快的王尚书(12)，由于玩忽职守使得“尚书府的名色”成了盗匪用来杀人越货的幌子。这一背景的加入颇有反讽意味。另外在故事的结尾，王尚书不忘让自己的孙女嫁给苏御史以结亲朝廷新贵，但他对由自己的管制不严而酿成的严重后果却并无忏悔之意(13)。叙述者增饰的这些情节足以暗示读者，正是官员的不负责任给社会的黑恶势力提供了喘息的机会。《蔡瑞虹忍辱报仇》中蔡瑞虹的父亲蔡指挥，身为朝廷将领却嗜酒成性，罔顾个人前途与身家性命，同样是一位对社会和家庭都极端失职的官员家长。他的不负责任酿成了惨重的后果：不仅自己丢掉了性命，还把为父母报仇、为家庭雪恨的重任丢给了蔡瑞虹这位少女，使她不得不由此失去贞洁和尊严，最后又因为贞洁和尊严的丧失而不得不抛弃生命(14)。对于这类不负责任的官员，故事的叙述者流露出了明显的失望。即使是《张廷秀逃生救父》这样以大团圆结局告终的文章，叙述者对扭转案情的各级官员同样表示了不屑，认为“官官相为”才是他们真正的办事动机和行为准则(15)。在小说《陆五汉硬留合色鞋》当中，叙述者不仅写到太守的昏聩和狱卒的贪婪，还特意在本事的基础上增饰了潘寿儿的父亲仗官府势力而横行乡里，为所欲为的背景(16)。这一背景的添加即在官府的丑恶面貌和社会的晦暗风气之间建立了明显的联系。它在强化了故事情节阴郁色彩的同时，也隐喻了叙述者的一种观念，即这种道德堕落、秩序失范的社会风气之所以形成，不称职的各级官吏难逃其咎。

甚至在个别的故事当中，叙述者有意地矮化了在本事里原本正派的官员形象，例如《滕大尹鬼断家私》中故弄玄虚、中饱私囊的滕大尹(17)。这一人物不仅算不上“名判案官”，且在“前文本”里所具有的清官色彩亦已丧失殆尽。叙述者在篇末评论道：

众人都认道真个倪太守许下酬谢他的，反以为理之当然，那个敢道个“不”字？这正叫做“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若是倪善继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将家私平等分析，这千两黄金，弟兄大家该五百两，怎到得滕大尹之手？白白里做成了别人，自己还讨得气闷，又加个不孝不弟之名，千算万计，何曾算计得他人？只算计得自家而已。(18)

借助这个被颠覆了的官员形象，叙述者想要传达给“看官”的是，作为社会道义与社会使命承担者的明代官员，已经失去了本应具有的品质，已经不再值得信任与依赖；在这物欲横流、良心缺失的世道上，只有你们自己秉持道德的操守，才能给自己最大力度的保护。

不过，“三言”所呈现的明代官员队伍中同样也偶有亮色，例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的贾石(19)。贾石的身份是“宣府卫一个舍人”，拥有袭官之权，属于官员队伍的后备力量。贾石在危险中珍藏沈炼所抄《出师表》、营救沈炼父子家眷的义举，既出于对忠臣义士的敬仰倾慕，也源自对正派价值观念和纯洁精神信仰的推崇与维护。《出师表》作为贯穿全文、沟通故事前后两部分的线索，是被故事中所有忠义官员坚守的精神信条，也是将他们的命运连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沈小霞》一文亦因此具有强烈的道德指向和鲜明的正派立场，和“三言”中很多色调昏暗、情绪压抑的篇章风格迥异。和《沈小霞》这一立意类似的，还有《警世通言》中由冯梦龙创作的小说《老门生三世报恩》(20)。篇中鲜于同对蒯遇时的报恩，既是对其个人知遇之恩的酬报，也是对蒯遇时不惧权贵“直言敢谏”行为的钦慕，对为国尽忠这一道德信条的维护和担当。当然，通过饱含热情塑造正派官员的形象，以此弘扬崇高道德立场的故事，在“三言”的明代作品中仅此两篇。

三、叙述者的社会文化心理和历史原因

“三言”叙述者对明代官吏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他们以下两个方面的社会文化心理。

第一方面，是他们对个人欲求绝对偏重，同时对社会规范相对漠视。

“三言”中有这样几位被叙述者赞誉的官员形象，他们有的顺遂人情，满足了青年男女的结合心愿，例如《蒋兴哥》中的潮阳知县吴杰(21)，《李秀卿》中的守备太监李公(22)；有的严惩了背义忘恩的薄情郎，对坚守忠贞情感的女性进行了有力的道义维护，例如《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察院官员樊祉(23)。所有这些人物的共性在于，他们都通过自己的权势帮助普通人达成了他们不同层次的个人欲求。

但是，这些官员的做法只能以此标示他们的个人好恶，并不足以代表整个明代官场的生态。因为，各级官员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对民众个人欲求的满足并不都是其分内之事，有些故事中的官员的行为其实是越俎代庖。概而言之，这些官员得到叙述者赞赏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他们肯定个人欲望、满足个人需求这些普通的人情世故，而不是他们过硬的政治品格。甚至，当个人、家庭的欲求与社会的规范不尽一致的时候，“三言”叙述者对个人欲望表现出了绝对的偏重。

《警世通言》卷31《赵春儿重旺曹家庄》的故事编创于明代，讲述富家浪荡子弟曹可成在后妻赵春儿的劝导下买官发迹的经过(24)。曹可成的形象没有任何光彩可言：他坐吃山空，变卖家产，先后气死父亲和妻子；他没有做官的才干，丝毫不具备一个官员应有的素质——叙述者明言他“一者不会读书，二者不会作家”。这样的人买官之后将会如何作为，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令人担忧的还有曹可成的为官动机——即“趁银子”。赵春儿告诉他，买官必须不惜本钱，为的是“使用多些，就有个好地方，多趁得些银子”。这也就意味着，为了不赔掉他买官时花费的重金，他必须在任期内为填饱私囊而多捞油水。从故事的结局来看，他“三任官资约有数千金”，完全实现了他当初的作官目的。由此，曹可成在为官期间做过哪些事情，就完全可以想见了。

平心而论，曹可成夫妇对生活的仔细经营算得上是对个人和家庭的负责。特别是赵春儿，她完全尽到了做妻子的职责。然大而言之，夫妻二人谋划的这一以权谋私的为官思路，无论如何都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由此，小说在客观上揭示了这样的矛盾，对个人、家庭生活的负责有时会以对社会的危害作为代价，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时会出现严重的不和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在全篇小说中没有对曹可成夫妇的这种思路和做法表示任何程度的谴责，反而对曹可成的“改过之善”和赵春儿的“赞助之力”大加肯定。叙述者的称赞态度在呈现这对矛盾的同时表明了自己偏重个人欲求、漠视社会规范的价值取向。

这种文化心理，可被理解为叙述者社会责任感与崇高精神的丧失。不过，实为文化商品的明代通俗小说需时刻满足读者的文化需要(25)，小说的立场旨趣正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受众的思想观念。因此，当我们在诘责叙述者的立场丧失崇高责任感的时候，应该首先想到，我们所说的这种崇高是否早已被当时社会中的很多人先行抛弃了呢？

第二方面，是他们对政治情态、社会风气的冷漠嘲讽。

“三言”故事的叙述者较为深刻地领会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堕落与道德秩序的失范。他们不把这些归咎于某些贪官污吏，而是将谴责的锋芒指向了深层的社会体制。由此，他们对社会现状的冷漠嘲讽代替了扭转风气的热情和信心。

在冯梦龙创作的小说《老门生三世报恩》当中，试官蒯遇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形象(26)。这位“为官清正”的官员曾因其正直的品格被上层赏识而“行取到京”，也曾因“直言敢谏”而险些被权贵置于死地；然而这位清官在科举阅卷当中的表现却是很不负责的，他屡次听任自己“爱少贱老”的无由嗜好而肆意胡为，几乎酿成鲜于同的落榜。当然，由于每一次都歪打正着，蒯遇时的胡乱批阅反而促成了鲜于同的发迹；但无论如何，正直与恶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品质还是共同呈现于这个人物的身上。由此，故事隐喻了这样一个客观存在但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清官也有人品上的瑕疵，同样不可依赖。实际上，没有一套合理健全的制度来保障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没有一套在可能出现失误时能够及时自我修复的社会机制，而将政治清明的希望单纯寄托于清官的品行操守和道德修养，这正是中国古代官僚体制存在的至大缺陷和滋生腐败的祸根罪源。小说并未对蒯遇时这一人物施以严厉的谴责，而是在谈笑间嘲讽了这个难以名状的光怪世道。

相似的立意在《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中同样有所展现：卢楠被汪知县公报私仇下狱问罪，几成无力回天的铁案，汪知县反倒因此获得了京官的青睐而平步青云。形成这一荒诞的局面，是因为汪知县“扳翻了个有名的富豪”使得“京中多道他有风力”(27)。无辜的卢楠由于“家赀巨富”、“四方慕名来者，络绎不绝”的优越处境，竟被默认为“横行乡党，结交势要”的权豪，贪酷的知县也就反被看作是敢于扳倒地方恶霸的“清官”。从这种荒唐的逻辑当中，我们依然能够读出中国古代官僚机制粗陋草率的运行原则，由于人们自上而下都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概念只具有简单盲目的想象，对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也只存在感性肤浅的认识，这就形成了普遍性的、不正常的仇富心理。汪知县滥用权势、草菅人命的行径就以此为幌子公然得逞、肆无忌惮。卢楠的命运悲剧，似乎并不应该简单归咎于汪知县的低劣人品——正是监督不力、无人负责以致漏洞百出的社会体制给这类官员的不法行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也给无辜平民的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这层信息，在二百余年后的清代章回小说《老残游记》里通过玉贤、刚弼等一批所谓“清官”的形象得到了更清晰的传达。

当人们意识到社会的深层机制已经出现了难以回转的腐朽态势之时，扭转世风的希望和热情就变得相当渺茫以至很容易冷却了。《陆五汉硬留合色鞋》有这样一段相当重要的细节——该细节由其本事之一，冯梦龙编《情史》所添加——被屈打成招，囚入死牢的张荩用二十两银子行贿狱吏，获得了和潘寿儿在狱中串供从而洗清冤屈的机会(28)。这一反映庶民“靠自己的实力抗议粗率判案”的细节(29)，在客观上揭示了这样的现实：在黑暗的明代官场和正义缺失的社会里，普通民众只有利用由社会腐败而出现的各种漏洞或缝隙，用不光明的手段来反抗不光明的社会，才能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这样一来，试图对社会风气加以改变就成了几乎不可企及的奢望。

“三言”小说的叙述者以其观察生活的敏锐视角发现了这些现实，但他们只是用冷静的语言和反讽的语调去讲述现实中的一切，而并未流露出任何对它反思或改变的焦虑或热情。由此至少可以看出，明末拟话本小说的创作者已经开始淡化了通过文学来寄托社会道德理想的传统创作观念。

“三言”之后的明末拟话本小说，在塑造官吏形象时延续了前述两方面的文化心理。第一，世俗道德观念进一步凸显。《型世言》第22回塑造了一个与民间力量团结起来智斗盗贼的知县张佳胤形象，该文认为为官者既不应因“委靡”而失盗，但也不能为“刚狠”而送命(30)。该书第36回的末尾议论道“做官要明，要恕……故清吏多不显，明吏子孙不昌，也脱不得一个‘严’字”(31)。这些都与提倡官员应恪尽职守的正统政治道德观念有相当的不同。文学作品更加公开地传播、承载来自世俗民间且有别于传统道德的生活智慧与处世之道。“三言”所体现的那种偏重个人欲求的文化心理在这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第二，强化了对官吏群体和官僚机构的失望与疏离感。《二刻拍案惊奇》中“神偷寄兴一枝梅”的故事里，叙述者认为懒龙这类“穿窬小人中大侠”的人品远胜于“面是背非、临财苟得、见利忘义一般峨冠博带”(32)。在《型世言》的多篇公案题材故事中，叙述者都写到了官员糊涂断案或不作为给当事民众带来的冤屈或痛苦，也使人感受到官员的腐败与社会风气的污秽密不可分(33)。在该书第1回《烈士不背君，贞女不辱夫》中，叙述者讲述了秀才高贤宁为在“靖难”之役后捐躯的恩主铁铉寻找、拯救遗孤子女的故事。铁铉的子女经历劫难之后，在高贤宁的安排下远离政治中心，在山阳的农庄里过上了普通的田园生活。该文赞颂了“忠臣、烈女、义士”的高尚道德，但在平淡的叙述间明显地表露了对政治生活的寒心冷漠，更有对明成祖以来皇室正统的轻蔑(34)。《西湖二集》中，《胡少保平倭战功》的故事直截了当地指出海盗勾结外敌祸乱海防的原因是“糊涂贪赃的官府多，清廉爱百姓的官府少”(35)。并且，这些故事还交代了胡宗宪、周新这类为百姓所敬仰的正派官员最终都被奸臣所害的结局(36)。崇祯时期，文人对明代政治风气的信任感更加微乎其微。

此两方面文化心理产生的历史原因，本文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政治局势的影响。“三言”所成书的天启年间是明朝国势日趋衰朽的岁月。国家处于内外交困之中——阉党擅权，农民起义，外族军事势力膨胀，正德、嘉靖以降所积蓄的各种社会矛盾亦开始进一步激化。衰落倾颓的政治局势自然会给感官敏锐的文人带来失望的感受——拟话本小说的叙述者大多不是身居庙堂的上层文士，他们很可能对各级官吏的腐朽酷恶与社会道德的沦丧堕落有深切的体会，然而相对卑微的社会文化地位却限制了他们改变现状的能力和责任意识。

其二，社会思潮的渗透。由于明末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商人实力的壮大，尽最大可能追求物质利益的思想已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强力渗透(37)。偏重个人欲求的文化立场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个人欲望的膨胀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社会道德理想的冷却。另外，明末一些新生的文艺思想——诸如心学、公安、性灵等派之学说——亦对此推波助澜。

其三，通俗小说文化属性的制约。通俗小说具有不容忽视的娱乐商品属性，它们只有在文化立场和审美趣味等方面都充分迎合多阶层读者的娱乐需求，才能达到理想的接受效果(38)。即便是文人“激扬劝诱”(39)、“导愚适俗”(40)的道德主张，也必须在首先迎合读者欣赏品位的基础上才有实现的可能。通过考察“三言”中的不同篇章在后世选本中不同的传播状况可以证明这一点。前文所述的，触及明代政治事件、维护道统精神的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和《老门生三世报恩》只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编选的《今古奇观》和清光绪四年(1878)编选的《二奇合传》中被选入(41)，且《沈小霞》一文在入选《二奇合传》时题目被改为《沈小霞大难脱年家》，从标题上淡化了“出师表”的文化含义(42)；相比之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作为展现普通市民情感生活且带有较高生活性、娱乐性的篇章，则受到了更多书商选家的青睐，先后被选入《今古奇观》、明末二十四卷本《喻世明言》、《今古传奇》(清康熙十四年，1675)，此外还有清光绪庚子年(1900)的二卷单独选本《珍珠衫》问世(43)。可见，由于文化属性的制约限定，明末拟话本小说叙述者的文化立场是和普通民众的社会意识与审美趣味密不可分的。（裴云龙）

注释：

①根据陈大康先生的统计，在“三言”所录120篇作品当中，明代故事在《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中占5篇，在《警世通言》(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中占12篇，在《醒世恒言》(成书于天启七年，1627)中占14篇，参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95页。

②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

③⑩[清]张廷玉编《明史》卷161，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79页。

④(13)(20)(23)(26)(39)[明]冯梦龙编《警世通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19-132、77-94、149-156、321、283-290、149-156页。

⑤⑥⑦⑧(14)(15)(16)(27)(40)[明]冯梦龙编《醒世恒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33-263、338-356、368-385、462-477、258、182-183、383页。

⑨(11)潘星辉《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8页。

(12)该篇本事出《太平广记》卷121《崔尉子》条、卷122《陈义郎》条、卷128《李文敏》条。王尚书出租客船及为孙女许婚的情节均为《警世通言》中该篇叙述者所添加。参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3-280页。

(17)据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第53-55页，该篇目本事出《龙图公案》和《皇明诸司廉明诸判公案传》两部在万历朝盛行的白话公案小说。《龙图公案》中滕大尹的原型是包拯。本篇将滕大尹断案的细节作了幅度不小的更改，滕大尹在剖断案情后中饱私囊，将本应获得的三百两酬金私自提高到一千两，而《龙图公案》中的包拯是分文不受的。谭正璧另外指出，由相同题材改编的传奇《长生像》“系据《龙图公案》，不据小说”，故没有改换这一细节。故而，这一略具颠覆性的细节很可能是冯梦龙编“三言”时加入的。

(18)(21)(22)[明]冯梦龙编《喻世明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22-23、267页。

(19)在此则故事中，“贾石”这一人物及关于“出师表”的一切情节均为该篇所独创，不见于《明史·沈炼传》、《明十六种小传》、《情史》等本事。

(24)据谭正璧先生考证，该篇本事出《智囊补》卷25《闺智部·孙太学妓》条，《情史》卷4《娄江妓》条亦载，参其《三言两拍资料》第313-316页。可见“三言”增饰的部分主要是两个：一是详写了曹可成年少时的轻浮行为，二是交代了曹可成买官的动机及官场捐纳的潜规则。

(25)(37)(38)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20页。

(28)这一细节，本事载“张(荩)谓狱卒曰：‘吾实未杀人，亦未尝与女私通，而一旦罹大辟，命也……今愿以十金赠君，幸引我至女所细质其详，死亦瞑目。’卒利其贿，许之”。参[明]詹詹外史编《情史》卷十八，春风文艺出版社，第547页。

(29)[日]小野四平著，施小炜等译《中国近代白话短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1页。

(30)(31)(34)[明]陆人龙《型世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453、17页。

(32)[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3页。

(33)见该书第2回《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国法》、第5回《淫妇背夫遭诛，侠士蒙恩得宥》、第6回《完令节冰心独抱，全姑丑冷韵千秋》、第21回《匿头计占红颜，发棺立苏呆婿》等故事。

(35)(36)[明]周清原《西湖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4、541-563页。

(41)张兵《五百种明清小说博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7-491页。

(42)(43)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748-750、第207、414、830页。

来源：《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