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ly Erikson等：社会网络与宏观社会变迁 | 政观编译
文献来源：Emily Erikson and Nicholas Occhiuto,” Social Networks and Macrosocial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43, 2017, pp.229–48
作者简介：Emily Erikson，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社会网络；经济发展；比较历史社会学；理论以及全球化；Nicholas Occhiuto，耶鲁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工作与职业以及非市场战略。
一、导言
关系范式对宏观层级的社会转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自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以降，当代比较历史社会学继续致力于加强对关系网络如何形塑社会的研究。本文首先总结了社会网络对社会运动、国家形成、政策的制定与扩散以及经济发展和不平等这四种后果的影响，其次梳理了上述领域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最后总结了历史变迁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创新——制度形成与网络计算模型。
社会网络可以弥补机制分析的空白，它们有在正式的组织、群体与层级中嵌入或脱嵌的能力，它们可以在集体权力的制度基础之外，与个体行为相协调。因此，对社会变迁中的网络来说，它们不仅是用来分析的工具，更是客观存在的现象。
迄今为止，学界在社会网络研究理论化方面发展出了两大不同但行之有效的分析路径，它们分别是形式主义路径与关系主义路径。形式主义路径聚焦结构范式或者是社会网络的构型，以及它们对社会或者行动者的影响。形式主义路径成功地展示了关系网络结构通过放大、限制以及规制信息、影响、情绪、资源以及货币等途径对众多社会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相反，关系主义路径聚焦组成社会网络的关系功能，关注通过社会行动者的彼此交互产生变化的行动者。持关系主义研究立场的人在证明社会行动者受到他们变动不居的关系影响时，倾向避免仅仅思考网络结构的形式效应——比如中心化、密度和路径长度，因为这些特征不仅是静态的，而且是形式主义路径研究在分析应用时的优先选择。
二、革命与内战
社会运动中的关系主义路径致力于识别与检测社会网络中角色的核心贡献。首先，这些关系是社会行动者的本质特征，并在革命中彰显。其次，关系主义路径强调将网络分析与文化情境整合分析之于革命研究的重要性，Tilly(1978)、Pfaff(1996)以及Viterna(2006)都强调这些网络的不同影响取决于社会行动者彼此接触的程度以及他们对群体身份的认知。再者，群体身份对跨领域网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解释力，它强调超越结构的联系而非局限于正式的结构本身。在“阿拉伯之春”中，在线社交媒体的关系网络对民众的政治参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Goldstone(2011)发现了跨阶级联盟在埃及、突尼斯和叙利亚等国政治动员中发挥的作用。
形式主义路径强调结构对革命的一般影响，比如Goldstone(2003)指出，共同体的强制性可以催动并维持共同体的动员程度。Barkey和Van(1997)发现在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中，内在凝聚力越强的村庄越有可能参与到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当中。但是这些研究必须权衡凝聚力的影响，内在凝聚力有时也可能起到阻碍作用，比如削弱抵抗运动的整合力（Goodwin 1997）。同时，跨领域关系与群体边界或许不仅不增加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而且有可能将群体内的关系能量引导到群体外进而削减其内部凝聚力。当然，跨领域网络、凝聚力与破坏的效应也取决于被激活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大小。同时，展现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结构是一项依赖搜集密集数据的艰苦任务，通常仅在特定背景下进行。这种方法一方面要求关系主义路径的研究者继续保持对跨领域网络的关注，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将研究嵌入更大的、正式的网络当中。比如，Bearman(1993)展示了英国内战时期，精英的关系网络从以亲缘为基础到以派系为基础的历史性转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限制了从社会结构分析民众叛乱影响进而得出一般性发现的能力。
三、国家
社会网络也对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其与内乱的成因及后果也并非完全脱离。其中，关系主义路径强调跨群体社会网络的联系功能。当下，一个不断得到引证的结论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阶级、种族和地区等因素对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活动范围跨越英国本土的团体成员成功地协调了北美殖民地与伦敦当局之间的利益，进而推动了大英帝国的兴起（Olson 1992）。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出公民组织在瑞士等国家形成时发挥的作用（Wimmer 2015），以至于当公民组织缺位时，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便会兴起（Kroneberg & Wimmer 2015）。Tilly(2004,2005)在梳理了信任网络和国家形成的文献基础上，提出国家的有效性依赖于具有能产生人际信任、合作和承诺能力的社会网络。其次，精英网络是信任网络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子集。比如，在达成保护协定的过程中，精英联盟奠定了东南亚威权政体长期统治的基础（Slater 2010）。在早期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恩庇—侍从关系则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Kettering(1986)指出，时任法国首相、枢机主教黎塞留在建立行政网络的过程中通过恩庇来换取各省大员对朝廷的忠诚与支持。在整个17世纪，法国仍然通过体制中的恩庇、掮客以及侍从来向下嵌入国家权力。这一网络在推动国家权力渗入省级行政区绕开原有关系网络限制的同时阻止了国家扩张和集权化的潜力。McLean(2007)论证了佛罗伦萨恩庇网络对意大利城邦国家形成的重要作用，Blok(1974)则强调了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意大利的政治精英广泛借用了西西里黑手党惯常使用的暴力和恩庇等手段，试图通过实施强有力的垂直控制来集中国家权力。但是，恩庇-侍从与世袭制网络也严重阻碍了许多国家向更加现代的中央集权治理体系迈进。
此外，正如John Martin在其著作《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s 2009）中通过对恩庇网络、军队、政党中关系的具体形式来给出正式的定义那般，微观路径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导向。John Levi Martin(2009)指出——武装力量和政党是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两大核心，为围绕连接不同的民族国家提供一个微观关系的解释模式。Padgett和Ansell(1993)指出，15世纪佛罗伦萨社会中的经济与婚姻纽带使得集权者——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得以巩固权力，将佛罗伦萨打造成为中央集权化的国家。
四、全球与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
既存的精英网络显著地影响了政策在国家和全球两个层面的扩散。比如，作为企业行动者的协调机制，连锁效应能增强其影响国家立法（Mizruchi 1992, Vogus & Davis 2005）和金融政治候选人的能力（Burris 2005），Gary(1973)指出美国州内彼此有交集的官员更有可能推动新法的实施，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知识精英网络对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私有化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Kogut & Macpherson 2008）。此外，其他的研究工作致力于国家的关系结构对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影响，比如私有化政策更可能在结构相似的国家中发生（Meseguer 2004, Brooks 2005）。贸易网络的嵌入性解释了中央银行自主性的衰退（Polillo & Guill´en 2005）以及政府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Henisz et al. 2005）和缩减公共部门规模（Lee & Strang 2006）的做法。这一系列网络结构加速了全球范围内出现更大规模的民主化、自由化和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浪潮。相反，断裂的、难以整合的精英网络削弱了精英推动制度变迁，产生有利于社会政策的能力。在20世纪末，美国社会中精英群体网络的瓦解加剧了全国政治的僵局，助长了极端保守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的两级分化（Mizruchi 2013）。
五、经济发展与不平等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可作为拓展全球市场的渠道以及改革时期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比如移民和祖（籍）国间的联系会促进海外贸易向前发展（Gould 1994, Rauch 2001, Rauch&Trindade 2002, Wagner et al. 2002, Combes et al. 2005）。Keister(2001,2002)发现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初期，社会关系在中国大公司决策中展现出了关键作用。日本经连会（keiretsu）通过组织化的干预，降低大公司内部员工收入水平的差距来推动成员地位的平等化（Lincoln et al. 1996）。
除了上述针对这些次国家社会网络的研究，还有学者对跨国社会网络的形式在推动国际贸易和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展开了研究，比如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伙伴关系逐渐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Clark 2008）。在恩庇-侍从网络下，也可探索小团体结构在早期和后来发展中催动市场兴起的作用。此外，一些研究扩展了形式主义路径，指出还有其他形式的网络能在发展进程中产生重要影响。
六、总结
总之，社会网络的影响不局限于表现在革命内战、国家形成、政策产出和经济发展等层面。社会网络还是很多经不断累积引发大规模变迁过程的媒介，比如卫生健康政策、移民法规与社区暴力等等。最后，作者对未来社会网络功能研究的发展进行了一定的展望。作者认为，在给定的条件下，可以融合关系主义与形式主义两种路径加以分析，重点思考制度创新和转型的多面性（不同类型的多层网络在特定条件下共存），此外，数学与计算模型也为分析复杂的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工具。
编译：杨端程 审校：贺竞超 编辑：康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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