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来了，大清官员的连篇谎话也来了 | 彰考局
嘉庆九年六月二十九日（1804年8月4日）清晨，嘉庆帝在弘德殿檐下伏案批覆奏章，忽然，一只飞蝗落于御案之上。
半信半疑的嘉庆帝组织太监亲自捕捉，不多时，太监们便捉住蝗虫十余只，皇帝遂将虫子给军机大臣们看，君臣面面相觑，意识到一场蝗灾已然来临。
在中国传统社会，蝗灾是仅次于水、旱灾害的第三大灾，常常导致农业减产甚至绝收，饥荒、瘟疫、民变随之而起。历代均未敢小觑这一灾害，其组织的捕蝗力度不可谓不小，时至清代康雍乾时期，一整套官民互动、协同治理的治蝗机制建立起来，然而到嘉庆以后，随着吏治的松懈，治蝗机制失灵，蝗灾愈发肆虐。
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 128 篇文章
撰文▼沐椽（彰考局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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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蝗虫飞进了紫禁城
● 那些啼笑皆非的谎话
● 治蝗机制为什么会失灵
蝗虫飞进了紫禁城
十几只蝗虫飞入紫禁城，打了直隶总督颜检的脸。
就在几天前，他还信誓旦旦地告诉嘉庆帝：畿辅飞蝗早已扑捕净尽；容或有之，亦是“惟食青草，不伤禾稼”①。
在这事儿上，皇帝不再信任颜检，先是派出正白旗满洲副都统范建丰，前往广渠门外至通州一带，查看捕蝗情形；②继而要求太仆寺卿长琇等八员，在东至山海关、西至正定府、南至德州、北至张家口的四境之内分路扑捕。③一时间，钦差四出，直接介入各地治蝗事务。
等待消息的皇帝，烦懑之际，御制《见蝗叹》诗一首，揶揄了一番颜检，其中有“食稼之蝗幸得看，食民之蝗益焦烂”的句子。④ 嘉庆帝命人将此诗，连同晨间捕得的十余只蝗虫，一并寄给直隶总督颜检阅看。
颜检“蝗虫惟食青草，不伤禾稼”的说辞，让人啼笑皆非。然而，君臣之间比这更加怪诞的交流并不少见，早在嘉庆九年的深宫捕蝗大戏之前，双方已就治蝗事宜有过一轮又一轮的交锋。
那些啼笑皆非的谎话
蝗虫不伤稼
颜检说蝗虫“惟食青草，不伤禾稼”，其实是前任总督胡季堂的故伎重演，五年前的嘉庆四年，胡季堂说过同样的话，那一年，直隶蓟州闹起了蝗灾，胡季堂在八月告诉皇帝，“蓟州一路，蝻孽复生，并不伤稼”。他还说，地方官沈锦派人去捉时，当地民妇张章氏突然跪求终止行动，因为“虫不食禾”，从总督到州县，各级官僚都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捕蝗行动随之取消。
对此，嘉庆帝并不买账，申饬道：
民妇不令扑捕者，恐胥役滋事，甚于蝗蝻。蝗蝻仅食禾稼，胥役累及身家矣。总宜查明抚恤为正办。⑤
皇帝认为，百姓不愿官府介入捕蝗，是怕胥役滋事。相比只吃庄稼的蝗虫，那些需索无度的官差更有扰民之害。
这一判断是否准确呢？清代诗人崔旭的《捕蝗谣》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捕蝗捕蝗，官隶齐忙，掘地纵火蝗飞扬。
官要供给，隶要酒浆，官隶践踏苗已僵。
吁嗟乎！蝗未死，苗已僵，捕蝗之蝗甚于蝗！⑥
一句“捕蝗之蝗甚于蝗”，不啻一出“苛政猛于虎”的清代捕蝗版本。
蝗虫分善恶
嘉庆四年，直隶总督胡季堂，继“这里的蝗虫不伤稼”之后，又说，“蝗虫黄色者则能害稼，黑色者并不为害”，蝗虫也是分善恶的。一时间，竟难辨真伪。
当年九月，嘉庆帝将乾隆帝梓宫移往裕陵途中，命扈从侍卫前往道旁拾取，自己亲加审视，在给胡季堂的批覆中，皇帝直言：
虽黑色者较多，而黄色者甚少，但既有飞蝗，庄稼岂能全无伤损。恐胡季堂所奏，究系地方官粉饰之言，未可凭信。⑦
仍然不信胡季堂的话。
蝗虫是过客
嘉庆七至九年间（1802-1804），山东、河南连续爆发蝗灾。山东巡抚铁保奏称，该省所属之郯城、兰山两县，有蝗虫自东南飞过县境，但并未停落。⑧
▲《捕蝗图》（明代）
已有相当经验的嘉庆帝自是不信，但既然铁保声言蝗虫来自东南，便一边命令铁保重行覆查，一边寄谕两江总督费淳询问蝗情。
谁知，费淳与铁保的说辞如出一辙：江南的蝗虫竟也是“过客”。
二人一唱一和，彻底惹恼了嘉庆帝。皇帝奚落道：
飞蝗停落，岂有成群来往，尽皆枵腹而过之理？！折内所称并未损伤禾稼之语，殊难凭信。⑨
皇帝质疑，成群的蝗虫飞来飞去，怎么可能忍饥挨饿而不落地？正自愤闷，直隶总督颜检竟也赶来火上浇油，说，直隶遵化、丰润等地，“间有飞蝗过境，俱在空际飞扬，并未伤及禾稼”。面对督抚一而再、再而三的诓骗，素性平和的嘉庆帝已是怒不可遏，再次重申这一“常识”：
飞蝗经过之处，道里绵长，岂有久飞不停之理？！既经停歇，断不能忍饥待毙，又焉有不伤禾稼之理？！⑩
蝗虫不归我管
在铁保和费淳口中，山东与江南的蝗虫都是“过客”。那这些“过客”又从何而来？
官员之间踢起了皮球。
铁保覆奏，山东郯城等地的蝗虫，来自江南海州。而驻江苏淮安的漕运总督吉纶将球踢给了山东，称，江南邳州的蝗虫，来自山东郯城方向。正所谓，“东省则以为起于江境，江南又以为起于东境”。
对这种互相推诿的伎俩，嘉庆帝自然也是很明白：
外省地方官，总因向来飞蝗起处，处分较重，往往互相推诿，希图规避。实为恶习。⑪
治蝗机制为什么会失灵
康雍乾时期，朝廷已建立起一整套官民互动、协同治理的治蝗机制，具体而言，即为“乡民——州县——督抚——皇帝”层层申报、逐级负责的联动体系，一旦蝗情露头，官员必须一面飞报，一面扑捕。从皇帝到督抚这一级，则负责人力、物力、财力的调配以及灾后的赈济事宜。由于蝗灾常常蔓延数县乃至数省，这种跨地域联动的治理机制效果显著。问题在于，这套要求每一个环节做到环环相扣、声息相通的联动机制，现实中很难不折不扣地执行。
▲嘉庆帝朝服图。
其实，类似直隶蓟州民妇张章氏请求停止官方捕蝗的行为，并非个案。在官府组织的捕蝗活动中，大量差役往往会向老百姓要钱要人，需索无度，乡间小民宁可隐瞒灾情，缄默不言，也不愿受差役的骚扰。这样，蝗虫灾情报告机制的第一步就失灵，治蝗的预警变成哑巴。星星之火的蝗情，往往蔓延至燎原之势。
深知其中利害关系的嘉庆帝就提出，与其让差役四出滋事扰民，不如让百姓自行扑捕蝗蝻，而官府则以官米或钱文按照被捉蝗虫的多少进行换购，这样“小民自更乐于从事”。⑫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蝗蝻换购过程中，官府亦层层盘剥，小民视捕蝗为畏途，裹足不前。
退一步讲，即使灾情从基层能顺利呈报至州县乃至督抚，这些信息也未必能上达御前。在“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下，人们坚信：“良守之所在，蝗必避其境而不入……虽或有蝗，亦将归于乌有，而不为害矣。”⑬换言之，某地遭遇蝗灾，必是地方官言行失德，干怒于天，遭致天神示儆，一地爆发蝗灾，意味着天罚示警，地方官施政成绩不佳。由于政绩与仕途挂钩，官场往往“讳灾不报”。
这样，本该畅通无阻的灾情申报系统，在民与官之间、臣与君之间，处处受阻。这种尴尬局面，不光是官僚阶层的讳灾心理作祟，还与权力顶端的皇帝信息掌握的不对称有关。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皇帝深居宫禁统治全国，他所掌握的作为施政依据的信息来源，完全依赖各级官僚层层申报。吏治清明之际，自是上下声息相通，皇帝居于中而天下治。吏治败坏之时，则是上下之间官官相护，地区之间互相推诿，尤其考验皇帝辨别真伪的能力，像嘉庆九年这般皇帝亲眼见到蝗虫的情况实在是太少，皇帝稍有不慎，即被官僚耍得团团转，当然，即便如此，“耳聪目明、无所不知”的姿态还是得有。
EFERENCES
注释
①《清仁宗实录》，卷130，嘉庆九年六月丙戌条。
②《清仁宗实录》，卷130，嘉庆九年六月己卯条。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朝上谕档》（第9册），嘉庆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2页。
④《清仁宗御制诗》，御制诗二集·卷五，故宫珍本丛刊（第573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2-23页。
⑤《清仁宗实录》，卷50，嘉庆四年八月条。
⑥[清]崔旭：《捕蝗谣》，[清]梅成栋编《津门诗钞》，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⑦《清仁宗实录》，卷51，嘉庆四年九月庚申条。
⑧《清仁宗实录》，卷114，嘉庆八年六月戊寅条。
⑨《清仁宗实录》，卷116，嘉庆八年七月甲午条。
⑩《清仁宗实录》，卷116，嘉庆八年七月甲午条。
⑪《清仁宗实录》，卷115，嘉庆八年六月辛卯条。
⑫《清仁宗实录》，卷99，嘉庆七年六月壬寅条。
⑬[清]陆曾禹：《康济录》，卷4·捕蝗必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