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辨证”方法论》

自从“阴阳学说”引入医学之后就有辨证之说,《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药学辨证思想基础。从《伤寒杂病论·序》所说“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可以知道汉代之前已经有中医“辨证”专著。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这个“本”就是“阴阳”。又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所以《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以及后世的“八纲辨证”,都是以“阴阳”为辨证大纲。

以胜理解“六经辨证”是在“阴阳”(二元论)指导下,实际操作是按照“一分为三”方法论(三元论)进行的。

以胜认为“三元论”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精髓、真谛。它可以涵盖“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它还是沟通“二元论”和“多元论”的思想武器,是人类全面认识世界的方法论。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继承了《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二元论),综合汉代之前的医学成果,创造性地发展为“六经辨证”。首先解决“病发于阴,还是发于阳”。“阴、阳”确定,就是“治病求本”之道。然后按照“一分为三”方法论(三元论),进一步探讨“病位之所在,病情之所属,病势之进退”;进而确定“表、里;寒、热;虚、实”情况,这就是“八纲辨证”。

如果只会辨证到“八纲”为止,还不能解决临床治疗问题。因为这些还没有把具体的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结合起来,就如找人只找到街道,没有找到住户;还不能确切而深刻地阐明各种复杂的病理变化,进一步指导临床治疗。而“六经辨证”把“八纲辨证”的内容落实到“脏腑经络”上,使“八纲辨证”和“脏腑辨证”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好解决“八纲辨证”之不足。由于“六经辨证”贯穿“八纲”而联系“脏腑经络”,是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变化为物质基础,使“辨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探讨“六经”之“经”字,可知“经者,径也。”根据“经”则知道邪气的来去之路径;“经者,界也。”根据“经”则知道病有范围界限,彼此不会混淆。有了“经”就会在辨证时一目了然。如见“头项强痛”,可知是“太阳经”受邪;见面赤、额痛、鼻干,可知“阳明经”受邪;见耳聋、胸胁苦满,可知是“少阳经”受邪;见腹满时痛,可知是“太阴经”受邪;见咽痛,可知是“少阴经”受邪;见巅顶痛、干呕吐涎沫,可知是“厥阴经”受邪。因为经络内联脏腑,外通肌肤,网络机体上下内外、四肢九窍、皮肉筋脉等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六经辨证特别注意脏腑经络病变的表里互相影响。如发热、恶寒而脉浮者,是“太阳经”邪在表;如果脉不浮反而沉,则为太阳表邪又内累少阴。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关系,当少阴阳气不足而外感风寒时,会形成两经同时受邪,形成太阳与少阴“两感”证。脾与胃互为表里,发生病变也会互相影响,故有“实则阳明,虚则太阴”的说法。

例如“六经”病中的“太阳病”,有“发热恶寒,头痛项强,脉浮”等证,八纲辨证属“表证”,仅仅如此辨证还不能指导治疗,必须再根据“有汗、无汗”来辨证,有汗为“表虚”,无汗为“表实”;进而可以指导“论治”:太阳表实证,要“开泄腠理,发汗散寒”,用“麻黄汤”。太阳表虚证,要“调和营卫,解肌祛风”,用桂枝汤。

再如少阴病有“脉微细,但欲寐”等证,八纲辨证为里证、虚证;还需要进一步了解阴阳盛衰,如果“无热恶寒,四肢厥逆,脉沉微细”则为少阴寒化证;如果“心烦不寐,咽干或疼痛,脉细数”等阴虚内热脉证,则为少阴热化证。分别运用“扶阳抑阴”之法,方用“四逆汤之类”;或用“育阴清热”之法,方用“黄连阿胶汤之类”。

由此可知,“六经辨证”的方法论,就是“一分为三”方法论。

(2013-1-21日凌晨于伦敦)(2013---012) 150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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