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四川•历史文化】陈怡 ‖ 雅安东汉石刻的文化价值
本文载《巴蜀史志》2019年第4期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文化艺术最具民族魄力的时期之一。鲁迅先生曾说：“唯汉代艺术，博大沉雄。”古朴、深厚、雄浑是汉代艺术的典型风格。雅安的东汉石刻就是汉代艺术的杰出代表。
雅安的汉文化源远流长，底蕴厚，是国内汉代石刻遗存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雅安现存东汉石刻数量多、类型全、价值高，驰名国内外，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颐阙及石兽”“樊敏阙及石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晖石棺及石刻”等东汉碑、阙、石兽、石棺、画像石等。雅安东汉石刻以其精湛的雕刻艺术和文化内涵，被专家誉为“汉魂”“汉艺精粹”。
颐阙位于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姚桥新区，建于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国务院于1961年公布其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迄今我国三十余座汉阙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仿木结构石质建筑，也是唯一集神兽、阙、碑、神道、墓为一体的汉阙。
高颐阙分东西两阙，故也称“双阙”，两阙相距13.6 米。高颐阙即西阙，阙上北面铭文曰：“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贯光。”檐端每端一字，亦书上述铭文，如瓦当形状。
铭文属隶书体。东阙现仅存阙身，清代曾修复石刻顶盖，也仿瓦当形状。高颐阙的檐部下层雕刻角柱和方斗，阙总高6米（包括台基），阙身分母阙和子阙（即正阙和副阙）。母阙身宽 1.6米、厚0.9米；子阙高3.39、身宽 1.1米、厚 0.5米。阙上部面宽1.94 米，下部面宽3.81米、出檐0.6 米。阙身到檐系用五层石块堆砌而成，檐逐渐向外挑出，舒展自然。阙顶仿照汉代木结构建筑，雕刻成四阿房重檐形式，上下之间相距紧密，顶部为瓦当状，脊中刻一只雄鹰。整个阙的轮廓曲折变化、古朴浑厚，表现了汉代雕刻艺术的独特风格。高颐阙上的精美雕刻，有着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如雕刻的蜀柱承托着枋子，平面浮雕人物故事，转角斗下各雕一角神。界石南北两面正中各雕刻一饕餮，其中一口衔鱼、一口衔蛇。阙上雕刻的历史故事，以写实手法，颂扬古代重礼尚义的典范，以起“教化”作用。石刻中还有象征祥瑞的九尾狐、三足乌、龙、虎、朱雀、马、牛、羊、猿猴等奇禽异兽，形态也都很生动。
高颐阙前排列着汉刻石兽两只，其形状似 虎头狮身，身高1.1米、长1.6米，背生双翅，雄姿威武，表现昂首急走之状。这种兽形，古籍中定名为辟邪，是想像中的瑞兽。
樊敏碑、阙及石兽位于四川省芦山县芦阳镇黎明村，为东汉巴郡太守樊敏墓前的陈列物，建于东汉建安十年（205）。1988年1月，国务院以“樊敏阙及石刻”的名称，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樊敏，字升达（一称叔达），芦山樊家祠人，官至东汉巴郡太守。碑文中，对其一生作了详尽记述：“从小聪颖好学，仗义勇为，因为才德兼备，被国君招请入朝为官，为官刚直不阿，清正廉明，被人称为吏师，是为官者的典范，享84岁，临终，百姓悲恸，老幼涕零。”至今，民间还流传有他的传奇故事，如樊听石蚕的故事、樊敏与狐仙的爱情故事等。其墓碑为国内现存较完整敏与古代少数民族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与青衣羌族的密切交往。通过对樊敏碑碑文的研究，可以印证和补充史书对地方史事记载的不足。此外，樊敏碑不仅具有造型优美、书法水平高超、全碑至今完整、影响深远等许多特点，而且在对上古史、民族史、地方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曾收入宋赵明诚所著《金石录》中，被康有为誉为“明月升天，干禄上上品”。
樊阙，置于碑前，北宋时已倒塌。1957 年，四川省文化局拨款修复扶壁式左阙（右阙仅残存部分部件）。左阙由座、壁、楼、檐和顶盖组成。自座至顶共13 层，高 5.32 米，宽 254 米，厚 0.91 米，单檐山字形脊顶，中央刻一含绶之鹰。此阙为国内现存极少的汉代石阙之一，气势磅礴、造型雄浑、构图协调、内容丰富，展现出汉代高超的石刻技艺，不仅艺术观赏价值极高，且是研究汉代建筑工艺的瑰宝，已被《中国美术辞典》收作版图。樊阙有诗云叹：“滚滚江水先紫烟，江畔碑阙颂先贤。垂髫奋勇诛怪兽,学子悲悯救狐仙，桓桓立朝刚且正，眷眷还乡俭亦谦，懿德不随流水去，水驻雄景壮河山。”
石兽，置于樊阙之前，形制较大的有两具，雌雄特征明显，昂首挺胸作跨步状，其肩有双翅，翅末有二健羽抵及臀部，垂尾。二石兽即史籍所谓之“天禄”“辟邪”。民国版《芦山县志》记：“似虎，乡人则称之为‘石马’。其构思奇 特，造型生动，琢工精细，极具地方特色。另有较小的石兽一具，其头角、颈及腿有卷毛。其长 1.7 米，宽 0.66 米，高 1.08 米 ，民国版《芦山县志》记似石羊。
还有兽形石胚一具，已雕出身躯轮廓，长2米，宽0.55 米，高1.35 米。又还有石龟一具，腹部平匐，背部有植碑基槽。其长1.94米，宽1.40米，高0.45米。估计小石兽、兽形石胚及龟石为制作时之废件。
石棺位于四川省芦山县芦阳镇先锋村，坐东南向西北，建造于东汉建安十七年（212），民国 31年（1942）由任乃强先生主持发掘出土。棺主王晖，为蜀郡属国都尉汉嘉郡之要官，主管郡国钱粮、户口、人丁等，定期向上汇报地方政绩。
石棺为长方匣式，由整块红砂石凿成，长 2.5米，宽 0.83米，高1.01米。全棺五幅浮雕，棺盖首为饕餮图，前和刻双门，左门紧闭，有墓志35字：“故上计史王晖伯昭，以建安十六岁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十七年六月甲戌葬，呜呼哀哉”；右门微启，门缝中刻一仙人，左壁为虬，右壁为螭，后和刻玄武图。郭沫若得到石棺浮雕拓片后，如获至宝，连续作诗咏叹，留下“西蜀由来多名工，芦山僻地竞尔雄”之名句。
中国画像葬具源于商周，历经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后逐渐消失，共 1500 多年历史，四川汉代画像石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堪称完美。王晖石棺深藏秘密、意境深邃、耐人寻味，其造型生动、值得探索，为石刻艺术之上乘，对研究汉代丧葬习俗、石刻艺术、道教、神话、建筑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1961年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石棺拓片曾先后赴日本、南斯 拉夫、美国等地展出，丹麦、德国等多个国家专家亦专程前往考察。
杨君之铭碑，清道光五年（1825）首次发现于芦山，民国 31 年（1942）出土于四川省芦山县芦阳镇南街汉姜侯祠内平襄楼（姜庆楼）前30米。碑主疑为蜀郡属国都尉杨统，其碑仅发现原碑之穿眼以上部分，碑身至今尚未发现。残碑高 0.88 米，下宽 1.2 米，呈半圆形，两面皆作三圭首错叠图案。素面，无纹饰。正面残存额题有“尉杨君之铭”字样，隶书。碑阴残存汉隶书竖行21行共 34字。此碑首 1979年被列入“不得随意传拓”之《四川名碑》。
铭碑出土处两侧有石兽两具，为红砂石连座整体圆雕，各具长2.3米，宽0.66 米，高1.7米。雌雄相对，昂首挺胸，张口怒目，颈有卷毛，作扬爪前行状，臀后著长尾，雄健浑朴，形态遒劲，实为汉艺精品，展示出汉代社会激昂奋进精神。
据有关资料记载，杨君之铭碑碑帽及两具石兽原位于县城南街姜侯祠内。两兽对峙，中为半月形之碑帽。邑人称为“姜城夜月”，为芦山“内八景”之一。据传：“碑帽其状如半月，恒有夜光，为姜维殉难于中秋之后的精魂再现。明代正德十五年，天全二土司侵界攻占芦山，知县屠峦父子率兵民抵抗，殉难。而天全土司在夺战时，于月夜瞥见二白犬舔食斧钺兵器，咬其弓弦，通营皆见，士兵如痴如迷，无敢发音者。次日交战，果然人病、弦断、戟折，敌兵大败而归，皆云姜侯之显灵也。”杨君之铭碑对补正东汉史实，确证青衣县、西部都尉、蜀郡属国都尉、汉嘉郡治地均为芦山县及研究汉代职官制度、汉隶书法等，都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1953年3月，由西南博物院教授邓少琴指导，在芦阳镇黎明村发掘一座东汉砖室墓。出土石刻楼房1件，石镇墓俑2件，均系红砂石质地。石刻浮雕楼房为干栏式建筑模型，高0.41米，宽0.58米，厚0.20米。楼顶重檐庑殿，上覆筒瓦，上层檐头半瓦当，下层檐头全瓦当。楼上有三室，中室有双扉，一启一闭，一女性着宽袖长服侧立于双扉之间。扉侧各有一窗，上有横棂。左右侧室正面均无遮挡。楼上、下有梯相通。楼下三柱，柱础宽厚，柱体粗大，柱顶结构类似柏栱。楼下共坐3人。左方一人为男性，头戴巾，着交领服，双手分别持物身略右倾。右方二人，近中柱一人亦男性，装束同前，手持圆形物，向左视；右侧为一女性，头似戴巾，着交领服，双手呈环抱状持物，身微左倾。
石俑两件。其一为镇墓俑头有双角，大耳鼓眼，露两獠牙长舌垂胸，左手持斧，右手捉蛇俑高1.28 米，宽 0.45 米，厚 0.30米。其二为生产（劳作）俑，右手持 锤 ，左手执箕 ，高 1.1 米 ，0.37米，厚0.25米。
汉制，庶民居宅禁用瓦当因此，此楼所反映的应为官宦人家住宅。此楼窗有横棂，较为少见，楼雕设计严谨,刻工精细，对研究汉代建筑、雕刻艺术及社会生活均有价值，为国家二级文物。楼房及俑均选入《中国美术全集·泰汉雕塑卷》1987 年曾美国展出。
1971年，在芦山东汉晚期墓中出土一件红砂石摇钱树座，其整体作山形，呈椭圆带锥形，底径0.35米，高0.25米，中空，四周满布高浮雕，为目前所见浮雕画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雕刻最为精美的摇钱树座之一。其上画像大致分为三层：底层主要为古代故事，可识者有“季札挂剑”“力士椎秦”“高祖斩蛇”等；中层以天门和西王母（以半开门和玉女暗示）为主，还有一副与神仙思想有关的“刺猿”画像；上层为突出平台与仙人六博。树座以关于西王母的神话为主题，通体均为深浮雕，山峦重叠，人物众多，神态各异，慈眉善目的西王母居于石室之中，一武士卧于石室前。山顶刻有一有翅独角虬龙蟠踞，为守护神山的“开明兽”之属。顶端正中有一圆孔，可供植插摇钱树。整体构图似为“西王母所居之昆仑山”，为国家二级文物。1987年曾送美国展出。
以上仅为雅安东汉石刻的代表，它们以其高度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与雅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相互辉映，形成雅安特色文物优势，是考察、研究汉代石刻的重要实物资料。
（载《巴蜀史志》2019年第4期 总第224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