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散》于今绝矣（2）：嵇康何以选择拒仕隐居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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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嵇康何以选择拒仕隐居的人生道路？
凭借自己优越的社会关系，家庭背景和优秀资质，嵇康是完全有条件在官场仕途大展宏图的。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可以从嵇康本人所面对的曹魏和司马氏政权环境两个方面来梳理考量。
嵇康出生在曹丕执政时期，尽管曹丕在嵇康出生两年之后就突然离世（226），但作为魏文帝，曹丕本人的文韬武略，执政才干，尤其是他和建安七子之间那种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的那些美好传说，都可能使嵇康因而憧憬自己未来可能的光明前途。但是，曹丕去世之后曹魏政权的严重政治危机却使嵇康很快就打消这种虚无缥缈的美丽憧憬，而被迫对现实的政治风云作出自己的抉择决断。
嵇康进入成年，到了可以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候，魏明帝曹睿已经去世。齐王曹芳在大将军曹爽和司马懿的辅佐下登基理政。嵇康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本来以为能够凭借自己的优越条件，大展宏图。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是，曹爽和司马懿只顾争权夺利，完全置国家大局于不顾，他们对人才的选拔任用的先决条件，是能否成为结党营私的对象（曹爽曾召见王弼面谈进行人才考核，王弼大谈他的玄学学说，被曹爽训斥一通，驱赶离去）。这样的曹魏政权也完全失去了早年的进取精神，陷入政治危机的泥潭。这样的政治环境对嵇康已经完全失去吸引力。
而当进入司马氏政权时期之后，嵇康对于政治和仕途的兴趣不但没有被重新唤起，反而愈演愈烈了。这首先是因为，尽管嵇康本人对曹魏政权的政治前途已经失去信心和兴趣，但作为曹魏宗室，仍然在心理上不能认可司马氏政权篡夺曹魏政权的正义性。这一点，不光是嵇康本人，包括“竹林七贤”在内的诸多士人都对司马氏政权有本能的抵触心理，就连“竹林七贤”这个群体产生的本身，也不能排除疏离司马氏政权的微妙背景：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龄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肆意酣畅”行为的本身，就与安邦治国的大略目标相左。而七位文化名人共同聚集，这件事情不可谓等闲小事，因而引起司马昭的强烈关注，并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手段。不过，司马昭对于竹林七贤的政治策略和方法，不能简单地视为权宜之计，而是对于进入中国士人文化时段后，作为帝王一方相应对策调整具有普遍性和示范性。

士人阶层登上中国文化的舞台，对士人与皇权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曹操、曹丕父子从软硬两个方面做过的尝试为司马氏政权提供了一定参照，“竹林七贤”的出现，又为司马昭提供了处理这个问题的重量级对象。

经过司马昭与“竹林七贤”相互磨合，大致形成皇权与士人关系的三种模式：第一种为合作式，以山涛、向秀为代表；第二种为矛盾式，以阮籍为代表；第三种为对抗式，以嵇康为代表。这三种模式不但在当时具有代表性，而且也对后来的士人与皇权关系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唯一敢于公开以拒仕隐居方式与司马昭政权对抗叫板的士人，不仅独立于当时，也是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士人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高洁人格的偶像与代表。

（本文节选自《嵇康：“《广陵散》于今绝矣”》，《文史知识》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