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人为何地位低下，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点
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士农工商”的排名一直保持不变，商人被排在末尾。然而，虽然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但很多商人却因经商而大发横财。这就与我们今天的认知有很大区别了，在现代社会，有钱往往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那么，古代的商人即便很有钱，为何其社会地位还是很低呢？
这要从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重农抑商”说起。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重农思想一直支配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如《管子·禁藏》篇载的：“民之所生，衣与食也。”与《管子·治国》篇载：“粟也者，民之所归也。”可见，农业是封建经济决定性部门，封建国家机器与统治阶级都主要是依赖于农业经济而存在和发展的。西周以前的统治阶级将“重农”作为国策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根据现有文献，从上古至春秋时期没有丝毫轻商的迹象。《周礼》将商业同三农等并列为“九职”之一；周文王颁发“告四方游旅”文告，以各种优待招徕商贩等，均为一些重视商业的事例。实际上，即使到春秋时期，产生抑商思想和政策的社会条件也还没成熟。这是因为，周代的所谓工商，多数是官府豢养的工商奴隶。他们为官府奔走贩卖，牟取财利，也为官府采办各种军需、行政用品以至奢侈品。这就是所谓“工商食官”制度（《国语》）。
随着工商食官制度逐渐减弱，出现了独立商人，其身份与角色也被社会所明认。至战国，人们对于商人“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白虎通德论·卷七·商贾》）的角色定位认识得更加清楚。《庄子》有载：“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庄子·徐无鬼》）荀子曾说：“积贩货而为商贾。”（《荀子·儒效》）。
商人被剥夺政治权利。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并实施“抑商”政策的，是战国中期的商鞅。当时各诸侯国首要任务是巩固新兴的地主政权，而当时的商人却盘剥小农经济，这可是地主政权的经济基础。结果，一边是商贾拥有巨额财富，君主无能力驱使；另一边是大量农民破产，沦为奴仆、无业游民，家底稍好的成为小商贩。一来二去，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即经商易富而务农易贫，自然刺激了民众向“从商避农”趋势发展。
但是当时的秦国原本就地广人稀，一旦让“从商避农”的趋势任其发展，结果是农业劳动力严重缺乏，兵源和粮源得不到保障，长此以往，秦国将国将不国。于是，为改变落后局面，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
为此，商鞅采取了下列措施：第一，令商人及其奴仆与农民同样负担摇役；第二，“重关市之赋”（《商君书》），加重商税负担；第三，“壹山泽”（《商君书》），由国家对盐铁等重要商品实行专卖；第四，禁止商人贩卖粮食；第五，提高粮价，使商人以高价向农民购买口粮而受到损失。其中，以重税和盐铁专卖为主要内容。
商鞅推行的上述政策，就是“重农抑商”政策，能有效地限制商业资本的过度发展，保证了农业方针的贯彻，巩固了秦国地主政权。其特点是，使商人在经济上无大利以至无利可图，尽量减少商业人口。
朝廷推行官营、专卖制度与商人争利。
汉朝初期，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富商的生活能与王侯相比，收养一大批豪杰，权倾朝野。从刘邦开始，为了稳定农业生产，汉制定了很多“抑商”的经济政策。但到文景之世，商业仍不断增长，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感叹：“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于是提出“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汉武帝之后“抑商”的政策更加严厉，实行盐铁官营。据《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时外征匈奴，大兴土木，造成国库空虚，而富商大贾由于“冶铁鬻盐，财或累万金。”于是禁止民间私铸煮盐，将盐铁收归官营。“严令”“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尽管朝廷国库得到充盈，但是这一措施严重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据《史记酷吏列传》载：“于是汤益尊任, 迁为御史大夫。会浑邪等降, 汉大兴兵伐匈奴, 山东水旱, 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 县官空虚。于是承上旨, 请造白金及五铢钱, 笼天下盐铁, 排富商大贾, 出告缗令, 驵豪强并兼之家, 舞文巧诋以辅法。”
汉朝还实行“均输平准”政策，目的是“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令各地将原先直接贡纳京师的实物折价，加上运费金额，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一定的数量丰饶且价廉的土特产品，就地交给均输官，均输官除将其中部分优质品仍上贡京城外，其余都运往价贵之地出售，称为“均输”。“平准”，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各地运来的贡物，官工业制造的器物等商品均储存于此。当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时，“平准”即以低价出售；反之，如某商品价格过低，就由“平准”收买，使物价稳定。
除此之外，汉朝规定商贾不得着丝绸衣服、不得乘马车；商贾的算赋要加倍征收；商贾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商贾以及子孙永不得做官；迁徙商人到边远地区戌边等。此后，历朝历代均沿袭此政策。
商人受到人格上的羞辱，商业活动受到诸多限制。
西晋统治者规定商人外去做生意时，必须一只脚穿白鞋，一只脚穿黑鞋，以标明身份。
到了唐朝，将人分为良、贱。良人指普通百姓，在职业上分：士、农、工、商四类。商人排在最后，享有权利最少，承担义务最多。朝廷将商人集中的地方称为“市”，规定高官（五品以上）不准入市。
宋朝，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私有观念得到深化，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使得国家不得不开始立法来保护商人的利益，如：禁止各级官吏借采购之名，勒索商人；借履行公务之名，盘剥商人；征税不能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方法等。但由于商人争夺的利益太快了，朝廷不得不限制执行这些立法措施。
明清海禁政策里将对外贸易的商人当作“海盗”，可见当时的营商环境很艰难。商人们通过联姻来结交士大夫，借以提高自身的地位。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原因，还有地理原因。中国幅员辽阔，在黄河、长江流域很早就诞生了文明。魏晋之前，在长江以北形成了经济带，这里以平原为主，四季分明，物产富饶，可以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加上物产的地域性相差不大，因此物资交流程度不高，商业化刺激不强。
从积极方面讲，“重农抑商”政策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定心丸”，大一统王朝的延续得到保证，中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过历史的国家。
但是，“重农抑商”政策造成经济结构的单一，无法完成向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转型，赶不上世界工业化革命的潮流，近代以来受到了百年屈辱。加上科举制度的推行，中国古代商业文化、创新意识以及科学精神没能普及，致使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
可见，中国商人地位低下与“重农抑商”政策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