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史话：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深层原因
隋炀帝因为要游幸江都而开凿的运河，完成不久以后，由于历史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此后的六百多年内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国运的盛衰隆替，其关系的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本书写作的目的，就在从动态方面考察这条动脉与唐宋帝国的关系。
书 名：《唐宋帝国与运河》作 者：全汉昇 著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10月隋炀帝自大业元年（605年）起开凿的运河，除由黄河北通涿郡的永济渠在本文中关系较小外，有三部分最为重要：（1）通济渠——自西苑（河南洛阳县西）引谷洛水到黄河，又自板渚（河南汜县东北二十里）引黄河水通淮河；（2）山阳渎——自山阳（江苏淮安县治）引淮水至扬子（江苏仪征县东南）入长江；（3）江南河——自京口（江苏丹徒县治）引长江水至余杭，入钱塘江。［注一］通济渠在唐代名广济渠，又名汴河，这是根据旧有河道开浚而成的。炀帝开凿以前的汴河，［注二］由黄河流至开封以东的雍邱附近便东流至徐州，再南流与泗水同入淮河。炀帝开凿的汴河，由黄河流至雍邱一段，完全与旧日汴河的河道相同，但到达雍邱附近后却东南流至泗州，入淮河。结果，南北水路交通干线大为缩短，故对于交通发达的贡献很大。［注三］此外，山阳渎也是根据旧有的河道邗沟开凿而成的。
隋唐宋运河图不管运河开凿的动机是否像史书记载那样纯粹由于隋炀帝的游幸娱乐，为着要了解它在唐宋六百多年内所发生的重要作用，我们对于它开凿前后的客观形势有详加检讨的必要。
隋炀帝自从秦汉大一统的帝国崩溃以后，经过了四百年的分裂扰乱，到了隋唐宋时代，大一统的帝国又复出现。可是，这时的帝国在政治方面虽然像秦汉时那样大一统，在经济方面，因为经过许多历史潮流的激荡，却不复像秦汉时那样，而表现出非常剧烈的变动。在这种变动中有一个特征尤为显著，这就是经济重心的南移。
隋朝疆域图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在北方（较偏于西）。据《尚书·禹贡篇》的记载，古代北方的农业生产远胜于南方，其中记述各州田地肥沃的程度，分为九等，兹依次抄录如下：雍州……厥田惟上上。徐州……厥田惟上中。青州……厥田惟上下。豫州……厥田惟中上。冀州……厥田惟中中。兖州……厥田惟中下。梁州……厥田惟下上。荆州……厥田惟下中。扬州……厥田惟下下。
水利灌溉对于中国西北黄土的生产力，有很大的贡献。因为由于黄土的多孔性和毛细管作用，只要得到充分水量的供给，它便可像海绵般吸收水分，把深藏在地底下的矿物质带上来，以便谷物的根来吸取。因此，中国西北的黄土，经过适宜的灌溉后，便成为最肥沃的土壤，可以生产多量的农作物。［注四］我们的老祖宗对于这个道理有深刻的了解，远在战国至秦的时代，他们已经在黄河上游大兴水利。例如在河南北部，史起利用漳水来灌溉的结果，原来不宜于生产的咸苦之地却一变而为稻粱的重要产区。《汉书》卷二九《沟洫志》云：（魏）襄王时……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师古曰：赋田之法，一夫百亩也），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又如秦开郑国渠的结果，关中四万余顷沼泽咸苦之地，因得到充分水量的灌溉，生产量至为丰富。《史记》卷二九《河渠书》云：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因此，当日关中土地的面积及人口的数量虽然只是全国的一小部分，其财富却占全国的十分之六。《史记》卷一二九《货殖传》云：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至于当日的南方，资源虽然非常丰富，但还谈不到开发，处处都表现出劳力不足，生产技术幼稚，资本蓄积贫乏的状态。同书《货殖传》云：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偿也）费。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苟且惰懒之谓）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总之，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而不在南方，这是没有疑义的。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北不在南的情形，自隋代起发生激剧的变动。原来自汉末以后，由于大一统局面的瓦解，胡族的入侵，北方各地曾经长期蒙受惨酷的战祸。这些战祸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土地的荒芜。［注五］固然，当战争停止时，有些土地也恢复生产，但要完全复元，却是不可能的事。北方土地的生产力既然日渐耗竭，到了唐宋时代，耕地的面积便一天比一天地减少下去。例如秦开的郑国渠，和汉开的白渠，在关中一共溉田四万余顷；及唐初永徽年间（650—655年），却只灌溉一万顷左右；其后到了大历年间（766—779年），更减至六千二百余顷。《通典》卷一七四云：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圣唐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八九千顷。每亩所减石余，即仅校四五百万石（《新唐书》作“岁少四五百万斛”）矣。地利损耗既如此，……欲求强富，其可得乎？［注六］两渠溉田面积激减的原因，除如作者所说由于过去长期战乱的影响外，又由于唐人在渠旁普遍设立水磨来取利，致溉田之水锐减。《通典》卷二云：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硙，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止溉一万许顷”。……太尉无忌对曰：“白渠……比为碾硙用水洩渠，水随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于是遣祥等分检渠上碾硙，皆毁之。至大历中，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又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云：大唐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硙，止溉一万许顷。”于是高宗令分检渠上碾硙，皆毁撤之。未几，所毁皆复。广德二年，臣吉甫先臣文献公（李栖筠）为工部侍郎，复陈其弊。代宗亦命先臣拆去私碾硙七十余所。［注七］岁余，先臣出牧常州，私制如初。至大历中，利所及才六千二百余顷。其后到了唐末，关中两渠的水利还是大部分给权豪设立的碾硙侵占了去。《全唐文》卷八八僖宗《命相度河渠诏》云：关中郑白两渠，古今同利，四万顷沃饶之业，亿兆人衣食之源。比者权豪竞相占夺，堰高硙下，足明弃水之由。稻浸稑浇，乃见侵田之害。……［注八］再往后，到了北宋至道二年（996年），关中水利更远不如唐代，这时两渠所溉之田连二千顷也不够了。《宋会要·食货》七云：（至道）二年四月，皇甫选何亮等言：“奉诏往诸州兴水利，臣等先至郑渠，相视旧迹。案《史记》，郑渠元引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田四万顷，收皆亩一钟。白渠亦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余里，溉田四千五百顷。两处共四万四千五百顷。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顷，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询其所由。皆云：因近代职守之人，改修渠堰，拆坏旧防（原作“坊”，从奏议改），走失其水，故灌溉之功绝不及古渠。……”［注九］复次，战国时史起因引漳水溉邺而兴修的水利工程，到了唐宋时代，也废弃无用，以致昔日可耕之地都变作荒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天圣四年八月辛巳条云：先是审刑院常议官太常博士馆陶王沿上疏言：“河北为天下根本，其民俭啬勤苦，地方数千里，古号丰实。……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756—757年）后渠废，而相、魏、磁、洛之地并漳水者屡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注一○］此外，宋代河北又因与契丹为邻，及黄河屡次泛滥，农耕之地越来越少。欧阳修《河北奉使奏草》卷下《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云：河北之地……缘边广信、安肃、顺安、雄、霸之间，尽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卫、德、博、滨、沧、通利、大名之界，东与南岁岁河灾，民不得耕者十五六；……沧、瀛、深、冀、邢、洛、大名之界，西与北咸卤大小盐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监马棚牧，与夫贫乏之逃而荒弃者，不可胜数。由此可知，唐宋时代的北方，水利经济非常落后，已经不复是古代的财富之区了。
当北方经济日形衰落的时候，南方（较偏于东）却脱离了《史记·货殖传》所描写的“地广人稀”及“无积聚而多贫”的状态，而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盛的地方。原来自从汉末乱离以后，北方人士有鉴于战争对他们生存的威胁，多避难到比较安全的南方去，其中尤以五胡乱华晋室南渡时为甚。这一大批生力军南迁以后，正好利用他们的进步的技术和刻苦耐劳的精神来开发南方蕴藏丰富的处女地。因此，经过这次历史上的大移民以后，南方经济便渐渐发达起来。这种情形，在南北朝时代已经相当显著。《宋书》卷五四《孔季恭等传论》云：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亡饥。会土带海旁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其后到了唐代，江淮一带更为富庶。这时的淮南，陆贽在《授杜亚淮南节度使制》（《文苑英华》卷四五四）中曾加以描写：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漕陆輓之利，有泽渔山伐之饶。俗具五方，地绵千里。关于这里物产的富庶情形，贾至《送蒋十九丈奏事毕正拜殿中归淮南幕府序》（《文苑英华》卷七二〇）云：鱼盐之殷，舳舻之富，海陵所入也。齿革羽毛，玄纁玑组，东南所育也。这时的浙西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奸之所生”［注一一］。其中湖州一地，“其贡橘柚纤缟茶纻。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注一二］。浙东的“机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注一三］。其中的越州是“铜铁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注一四］。此外，在江西一带，江州“缗钱粟帛，动盈万数”［注一五］；吉州庐陵则有“材竹铁石之赡殖，苞篚纬缉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扬”［注一六］。
《唐宋帝国与运河》（内页）由上述，可知唐代江淮一带工、矿、农、林等生产事业都有飞跃的进展，从而成为全国财赋之区。在这几种产业中，农业的生产尤为发达，因为当日人们在江淮各地都普遍地发展水利事业，例如在淮南方面，贞观年间（627—649年）李袭誉在扬州“引雷陂水，又筑勾城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注一七］及贞元四年（788年），杜亚又“修利旧防（爱敬陂），节以斗门，……其夹堤之田，旱暵得其溉，霖潦得其归；化硗薄为膏腴者，不知几千万亩”［注一八］。元和中（806—820年），李吉甫“于高邮县筑堤为塘，溉田数千顷，人受其惠”［注一九］。复次，在江浙方面，大历十二年（777年），王昕在句容绛岩湖“置两斗门，用以为节。旱暵则决而全注，霖潦则潴而不流。……开田万顷，赡户九乡”［注二○］。元和八年（813年），孟简在常州“开古孟渎长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余顷”［注二一］。贞元十二年（796年），于在湖州长城县的西湖作塘储水，“溉田三千顷，……岁获秔稻蒲鱼之利”［注二二］。宝历中（825—826年）归珧在余杭县开“北湖……溉田千余顷”［注二三］。约高宗时（650—683年），杨德裔“在会稽引陂水溉田数千顷，人获其利”［注二四］。明州县水利更多，计“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顷，开元中（713—741年）令王元纬置。……有西湖，溉田五百顷，天宝二年（743年）令陆南金开广之。……有广德湖，溉田四百顷，贞元九年刺史任侗因故迹增修。……有仲夏堰，溉田数千顷，太和六年（832年）刺史于季友筑”［注二五］。除此以外。在江西方面，元和年间韦丹“筑堤扞江，长十二里，窦以疏涨，凡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二千顷”［注二六］；在湖北方面，贞元八年（792年）李皋在江陵“塞古堤，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钟”［注二七］；在湖南方面，长庆二年（822年）温造在朗州“开后乡渠百里，溉田二千顷，民获其利”［注二八］。以上是唐人在江淮各地注意灌溉及排水工作的概况。［注二九］水利大兴的一个结果，是各地增添许多顷生产力特别高的田地，构成江淮一带庞大的财富的基础。
唐代南方经济特别发达的趋势，到了宋代还是有增无已地继续发展下去。宋代江淮各地，由于自唐以来各种重要资源的大量开发，是全国物产最富饶的地方。例如两浙路“有鱼盐布帛秔稻之产”；淮南东西路“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江南东西路“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而茗荈冶铸金帛秔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人”；荆湖南北路“有材木茗荈之饶，金铁羽毛之利，其土宜谷稻，赋入稍多”［注三○］。在上述东南各地生产的物品中，稻米的出产最为丰富。宋真宗曾设法从占城输入能够耐旱的稻米种子，在江、淮、浙较高仰的田地中普遍栽种。［注三一］同时，当日江南的农田水利又很发达。如范仲淹《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云：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这样一来，江淮的农业生产自然要作激剧的进展，故能成为全国的谷仓。单以苏州一地而论，稻田面积共有三万余顷，每年稻米产额竟达七百余万石之多。同上：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十顷。十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
由此推算当日整个江淮区域每年出产的稻米，数量自然更是庞大得惊人了。故宋代有句俗语说：“苏湖（或作常）熟，天下足”。［注三二］是有充分的事实作证的。复次，宋代南方的矿业也很繁荣，其产额远较北方为大。兹根据《宋会要·食货》三三所载元丰元年（1078年）及元丰元年以前政府每年因收矿课（矿产税）而得的矿产数量，［注三三］分为南北，列表如下，以见南北矿业盛衰的一斑：北宋岁收银额表地点元丰前收银额百分比元丰元年收银额百分比北方一二四，七三一 两三〇三八，二二三 两十八南方二九六，六九一 两七〇一七一，八八八 两八二北宋岁收铜额表地点元丰前收铜额百分比元丰元年收铜额百分比北方一六，一六六 斤〇·一五一五，四一一 斤〇·一南方一〇，六九五，〇三三 斤九九·八五一四，五九八，五九八 斤九九·九北宋岁收铅额表地点元丰前收铅额百分比元丰元年收铅额百分比北方三，一八三，四一九 斤三八三，四三五，一七五 斤四一南方五，一五〇，〇八二 斤六二四，八三九，七八八 斤五九此外，“锡坑冶祖额总计一百九十六万三千四十斤，元丰元年收总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更是完全出于南方各地，北方虽也有出产，但产额微少到没有数字。［注三四］
最后，宋代南方的工业也很发达。上述江、淮、浙诸路都有丝帛之利。李觏对于当日东商纺织业之盛，更有综括的描述。《李直讲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三》云：愚以为东南之郡，……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急采疾食，如避盗贼。茧簿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是丝非不多也。复次，自五代以来激剧发展的印刷业，也以南方为盛。北宋有四个印书中心，其中有三个在南方，只有一个在北方。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此外，北宋南方的铸钱工业，由于上述各种矿产供给的充分，也远较北方为盛。兹根据《宋会要·食货》一一及《文献通考》卷九，把元丰（1078—1085年）以前及元丰年间各州军每年铜钱的铸造额，分为南北，加在一起，列表如下：地点元丰前铸钱额百分比元丰间铸钱额百分比北方七八 万贯二一一二六 万贯二五南方二九五 万贯七九三八〇 万贯七五由上所述可知宋代南方的农工矿等生产事业，都远较北方为发达。这种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当时的人也曾经感觉到，故李觏有天下根本在江淮之说。《李直讲文集》卷二八《寄上富枢密书》云：觏江南人，请言南方事。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何者？汴口之入，岁常数百万斛，金钱布帛百物之备不可胜计。而度支经费，尚闻有阙。是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也。吴楚之地，方数千里，耕有余食，织有余衣，工有余财，商有余货。铸山煮海，财用何穷？水行陆走，馈运而去；而不闻有一物由北来者。是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也。又宋祁亦曾把当日西北和东南物产贫富的情形加以比较，《宋景文杂说》云：东南奈何？曰：其土薄而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西北奈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综括上文，可知中国的经济重心，由古代到唐宋，有由北方迁移至南方的趋势。在古代，北方水利发达，农田肥沃，光是关中一地，其财富已居全国的十分之六。至于当时的南方，资源蕴藏虽富，但因并未开发，和北方经济发达的情形比较起来，自不免相形见绌。这种南贫北富的情形，自汉末至隋代渐渐发生转变。及唐宋时代，南北经济发展的情形遂和古代完全相反，在经济地理上无异发生一场革命。这时北方水利失收，土地的生产力一天比一天低落下去，处处都表现着贫穷的状态。反之，南方各地，尤其是江淮一带，由于各种资源的大量开发，却变为全国财赋之区。其中光是浙江的机杵耕稼，已经是“衣食半天下”。若就整个江淮区域来说，它简直是全国的谷仓，和衣料的取给地；此外其他各种物产，也都非常富饶。这样一来，当日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不复像古代那样的在北方，而移至南方，不是很明显的事吗？
可是，自隋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虽然已经南移，军事政治的重心，由于地理与国防的关系，却仍旧留在北方。在航海技术尚未特别进步，海道交通尚没有划时代地开展以前，中国东南沿海区域最为安全，很少外患的威胁，国防问题并不重要。反之，在西北方面，因为须防御吐蕃及其他漠北民族的入侵，国防问题却很迫切，有配置重兵的必要。军事重心既然仍在北方，为着便于控制在那里驻屯的重兵，中央政府遂只好仍旧留在北方。在北方较偏于西的长安，处于陕北高原与秦岭山脉之间的渭河盆地，地势险要，一方面便于向西北拓展，他方面可以控制全国，故成为隋唐大一统帝国的首都。其后到了北宋，主要的敌人仍在北方（契丹）和西北（西夏）；为着防御外患的威胁，全国的军事政治重心也在北方。这时政府有鉴于唐末五代藩镇的跋扈，采取中央集权政策，从而集重兵于中央。兵多了，粮食的需要特别增大，故须改在较近江淮而便漕运的汴京来建都。就对西北的开拓上说，这个首都的位置和隋唐的长安比较起来虽然较为内向，但究竟仍居于北方。故北方仍是全国军事政治重心所在地。根据上述，可知我国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和第一次大一统时有些不同。当第一次大一统的时候，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全在北方，问题比较简单。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军事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因此，和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同一时间，便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把这已经南移的经济重心和尚留在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连系起来，以便这个伟大的政治机构能够运用灵活，尽量发挥它的作用。
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交通线，是那沟通南北的运河。本来，中国不是没有可航的天然河道，但这些河道大都循着东西方向来走，并不能把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连系起来。至于连系南北的陆路交通线（例如唐代的驿道），当配备好驿马的时候，旅行甚至比在运河航行为快，但却不能把南北密切连系起来；因为陆路运费远较水路为贵，而运输量又远较水路为小。因此，在当日生产方法仍滞留在手工业阶段，从而木船是最经济而有效的水路运输工具的情形下，最有资格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连系起来的交通线当然是运河了。
由上所述，可知运河是在隋唐大一统帝国的新的客观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它的开凿，实是适应时代的需要。隋炀帝本人固然因醉心于江都的繁华而开运河，但当日要求沟通南北的客观形势既然已经存在，就是没有炀帝这个人，也一定有其他人出来开辟一条连系南北的新河道的。因此，最初开凿时虽然因工程伟大而花费了许多人的心血与劳力，但他们的血汗流得并不冤枉，因为自他们开凿完毕以后，无限大的代价正跟着在此后的数百年内报偿出来。关于这种情形，唐宋时代的人已有深刻的认识。例如唐皮日休《皮子文薮》卷四《汴河铭》云：夫……垂后以功者，当时劳而后时利。……隋之疏淇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不劳一夫之荷畚，一卒之凿险，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又宋卢襄《西征记》（《说郛》卷二四）云：遂念隋大业间炀帝所以浚辟使达于江者，不过事游幸尔。……今则每岁漕上给于京师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者。天以隋为我宋王业之资也。综括上文，我们可知隋代的开凿运河绝不是偶然的事，它实是时代必然的产物。因为在当日伴着新兴的大一统帝国而生的客观形势之下，有开辟这一条沟通南北的运河之必要。可是，在此后唐宋数百年内，这条大动脉并不是时时都能畅通无阻，以尽它的任务；因为有时由于军事政治方面各种特殊形势的发生，它不免要被阻塞，从而大一统帝国的整个机构便因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而不能灵活地发挥它的作用。因此，运河之于唐宋帝国，着实像动脉之于身体那样，它的畅通与滞塞，在在都足以影响到国运的兴隆和衰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