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五大文化事业之首——中国最早最著名现代图书馆
天主教在中国的五大文化事业之五:北京北堂图书馆，天主教会与中国最早最著名图书馆
很多人认为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是浙江的古越藏书楼，也有人说是江南图书馆。或者说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应该是位于湖北省武昌的昙华林，叫做文化公书林。这些都站不住脚。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
上世纪初的北堂
西什库天主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四十二年。由于两位天主教教士洪若、刘应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疾病，因而获赐皇城西安门内蚕池口一代的一块地皮，得以建筑教堂。
这所教堂便是今天西什库教堂的前身，名为救世堂。堂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座碑亭，为黄顶琉璃瓦重檐歇山顶设计，庭内安放乾隆皇帝手书御碑两统，碑亭内侧则是四尊中式的石狮子，还有一对石供。除了主体建筑，西什库教堂还有面积很大的附属建筑群，包括图书馆。
由于教堂所在地蚕池口临近皇家禁地，站在北堂建筑顶层，皇家新建的西苑宫苑一览无余。高大的教堂钟楼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悦，慈禧只好交由李鸿章作为一个外交事件来处理。
最后，教会同意将教堂迁往西什库，重建的北堂还恢复了原来的“图书馆”。原属北堂的部分藏书，加之俄国东正教归还的南堂藏书，建立起新的北堂书库。以后又有少量的补充，这就是现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堂书”。
主教公署老照片
中国是一个书国，即使是看不懂的西书，知识界也高看一眼。《北堂书目》就是应北京知识阶层的请求，于1939年启动的。
西什库天主教堂图书馆收藏着相当数量的古籍善本《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英文版)(精)》，那都是葡萄牙和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和传信会传教士留下的遗产。日益扩大的首都学术界渴望利用这些深藏不露的宝藏，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美国使馆秘书来安先生向教会当局表达了他们的这一愿望。
而由主教满德贻神父和代理主教兼遣使会会长德神父为代表的后者欣然同意，并拟定了实际的项目实施计划。
此工程经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人介绍，得到美国洛氏基金的支持，辅仁大学则负责编辑。1944年出版了北堂藏书的第一部书目，即法文部分书目;1948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拉丁文书目和其他各国文书目。1949年《北堂书目》交由教会出版社正式出版。
西什库教堂藏书被学界界定为16世纪至19世纪世界巨大的文化遗产,是20世纪之前欧洲思想宝库的集萃,它承担着研究欧洲宗教史、法律史、科学技术史、哲学、历史、文学以及欧洲印刷史、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史料的支撑作用。
利玛窦1582年来华，翻开了西学东来划时代的一页。似有冥冥中的承继关系，利玛窦在北京病逝的这一年(1610年)，又一位传教士在澳门登陆，他就是比利时的金尼阁。五年后，他在回国的船上用拉丁文翻译了利玛窦以意大利文写成的回忆录《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1615年他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之名出版了这本书，此书的出版引起了欧洲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热潮。 1618年的春天，金尼阁率领二十余名新招募的传教士再次踏上来华旅途。海路遥遥，有七名传教士病死在路上，其中包括金尼阁的弟弟。同船来华的有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泛际等学养深厚的传教士，他们都成了在中国传播西学的主力。
金尼阁二次来华负有一个重要使命，即为中国耶稣会建立一个图书馆。为此，他与同伴邓玉函从欧洲各地挑选了各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加上教皇所赠的500册书，共有7000册书装船运往中国--如此规模，在当时的欧洲也算是大型图书馆。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金尼阁携书抵达中国澳门，这批西书分批运进大陆，并辗转被带到北京，但后来也只有部分运到耶稣会图书馆。耶稣会撤销后，这部分西书又进入北堂图书馆。
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带来大量外文书籍。这不仅因为他个人热爱书籍，遵循利玛窦开创的学手术传教之路，而且因为金尼阁在返回西欧前接受了在华传教会让其在欧洲广泛募集图书，从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会图书馆的任务。
他这次前来，不只带来了这些西学人才，让后人感兴趣，他还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的书籍， 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手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
为了募集新书和仪器，金尼阁漫游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终于收集了精装图书７０００余部。
金氏本人估计所收书籍和仪器在离欧时价值１万金币。为此，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
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 不幸的是，１６２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在杭州逝世，“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后来，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译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
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北堂遗书”名声极大，但绝大部分来自南堂所藏，大约1300种;此外，还有镇江、济南、杭州、南京、上海、正定、武昌、开封等住堂的藏书，和几位主教的私人藏书近千种，加上来源不详的图书2000余种，共4101种5133册以及金尼阁的“七千遗书”。
如果不作统计，人们很容易认为传教士带来的书都是宗教书。其实不然，《北堂书目》中的宗教类图书，仅占所藏的三分之一。北堂藏书的三分之二，是自然与社会科学类。计有历史、自然史、哲学、文学、几何学及水文学、数学、天文学及日晷测时学、物理学及化学、机械学及工艺学、医药学、语言学、传记、杂类等，共3000余种。
北堂是北京最大的天主教堂，当年藏书为四堂之冠，西文善本达5000册以上，其中还包括非常珍贵的“摇篮本”。藏书内容涉及宗教、科学与文化等各方面。英国书史专家称北堂藏书“早期欧洲印本图书之全，不仅在远东，而且在亚洲是无与伦比的……”。
在1958年的“献堂献庙”运动中，西什库教堂被上缴国家，教堂收藏的教会藏书，包括中、日、梵、德、英、法、荷、意、西班牙、波兰、希腊、拉丁、希伯来、佛兰芒、叙利亚、马来、大宛、藏、满、蒙等语种的“摇篮本”早期印刷图书和和一批稀见文献，被运出教堂移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西什库教堂所拥有的法国产Cavaillecoll牌管风琴是北京最大和最好的一座管风琴，于1965年以“研究”的名义被中央音乐学院移走，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