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簋鬲甗盨簠……一篇文章带你了解青铜器
“吉金耀河东——山西青铜文明特展”展现了高度发达的山西青铜文明。青铜器按照功能分类，可分为炊煮器、盛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杂器等，种类繁杂，形制多样。
本期推送向大家介绍庞大的青铜器“家族”，其中不少器物来自本次展览。大家下次逛展的时候看到它们，会不会更加亲切熟悉呢？
炊煮器
鼎，有自名，原名就是鼎。《说文解字》中介绍：“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也”。一般是三足两耳的圆鼎，也有四足的方鼎。鼎是商周时期最常见的青铜器，西周早中期以后，与簋一同成为青铜器组合中的核心器类。从传世礼书与出土文献来看，鼎是贵族宴飨、祭祀等礼仪活动中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此外，鼎也常被理解为王权的象征物，《左传·宣公三年》便记载了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表明了鼎这种器物在古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考古发现的鼎的底部多有烟炱，故是炊煮器，一般是煮肉用的。方鼎和大型圆鼎在青铜礼器中占有重要位置，一般出自级别比较高的贵族墓。
叔虞方鼎
西周早期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114出土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
鼎
商代前期
平陆前庄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鬲鼎
商代后期
闻喜酒务头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鬲（lì），有自名，原名就是鬲。与鼎相同，鬲也多见烟炱，也是炊煮器，一般也是煮肉用的，不过自名“齍鬲”者或许也可用来煮粮食。《尔雅·释器》云：“款足谓之鬲”，鬲的形态大体与鼎相近，作圆形三足，但足、腹部特征不同，常有鼓起的三足。苏秉琦先生指出：鬲与鼎的差异其实是腹足形态的差异，鼎可以分为明确腹部和足两部分，但是鬲不好分开。青铜鬲大多自名为“鬲”，或自名为“鼎”。
鬲
西周早期
天马-曲村墓地M6195出土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
甗（yǎn），自名为“献”，同甗，定名无误。从器型上看上半部为甑，下部为鬲（极少数下部为方座等形态），分为联体和分体两种，中间多有篦子相隔，箅上多有十字、直线等形状的穿孔，以通蒸气。甗专用于蒸炊，鬲盛水，甑内放置食物，下举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同于现在的蒸锅。
联体甗
春秋早期
黎城西关墓地M8出土
黎城县文博馆藏
盛食器
簋（guǐ），自名为
，就是古书中讲的簋，宋代以来长期被误释为“敦”，1935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方确证为“簋”。《周礼》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粮器”。簋器口一般呈圆形，功能是盛放粮食。西周早中期以后，常与鼎搭配，成为铜器的核心组合。形制较多样，基本特点为有中空的腹部，有圈足或三足，多有两耳，部分有簋盖，极少数器口呈方形。
簋
西周早期
天马-曲村墓地M6195出土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
夺簋
西周晚期
垣曲北白鹅墓地M3出土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盨（xǔ），有的自名为“簋”，可见定名无误；也有自名为“簋”或“盨簋”的，说明其大致与簋属一种器物，都是盛食器。形制近于簋，但通体呈圆角长方形，有盖。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晚期。李零先生曾指出，盨是从带盖方鼎演化来的。盖顶有四矩尺形或环形钮，或有圈足形捉手，腹部多有双耳。盨底部多有圈足，或有四个小足。
晋侯对盨
西周晚期
北赵晋侯墓地M1出土
流落香港，1992年回购，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簠（fǔ），其实自名是“瑚”，不叫簠，但旧释已经很流行，只好出于习惯沿用。不过，《周礼》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粮器”，倒是颇为符合瑚的形状与功能。基本形制为长方形器，盖和器身形状均为斗形，大小一致，上下对称，合为一体，两侧多有耳。流行时间在西周晚期到战国末。
簠
战国早期
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M26出土
长治市博物馆藏
敦（常读为duì），自名有的作
，音同“敦”，形制功能也符合文献记载，故定名无误。《礼记·内则》郑注：“敦、牟黍稷器也”，功能为盛食器。敦的形制有两种，一种为圜底敦，器盖、器身，均为半球状，合起则成球状。器身多加三足或三环，器盖多为三环。另一种为平底敦，器盖、器底均较平，器盖相合成扁体状，平面为圆形，器底或为平底，或有圈足，或有三足，这类敦也常自名为“盏”。
圜底敦
战国早期
长治分水岭M25出土
长治市博物馆藏
平底敦
战国早期
长治分水岭M26出土
长治市博物馆藏
豆，有自名，原就叫“豆”。形制如同高足盘，器腹如盘，腹下接柄，《说文解字》称豆为“古食肉之器也”。据《周礼·天官·醢人》记载，一般用来盛肉酱、肉汁、酱菜等食物的盛食器，但从“烝”字从豆从禾来看，也可用来盛黍稷之类的饭食。青铜器中有一类自名为“铺”的器物，形制与豆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其盘更浅，柄为镂空状。铺，有人认为是“笾”，盛干果、干肉，有人认为是“簠”，盛饭食。
错金银盖豆
春秋战国之交
长治分水岭M126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酒器
爵，自名很少，字形近于甲骨文的“爵”，但与小篆中的“爵”不大一样。名字是宋儒所定，近来有学者怀疑其原名并不叫“爵”。形制特点是有较深的筒形腹，口缘前有为倾倒液体的长口流，简称为“流”，后有呈尖状的“尾”，流上近于口缘处或偏靠流一侧的口缘上立有两个“柱”；器腹一侧有把手，通称为“鋬”，腹下接有三足。《说文》认为爵是“饮器象雀者”、“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是饮酒器；但从其形制，及腹部常见的烟炱来看，应是温酒器。另有一种亦自名“爵”的器物，器型作带柄与圈足之斗勺状，可以舀酒，可以注酒，大概才是《说文》所说的“爵”。
爵
二里头文化
运城夏县裴介镇辕村出土
运城博物馆藏
斝（jiǎ），名为宋人所定，不见自名，但外形近于甲骨文中的“斝”，定名有所依据。形制与爵相近，皆有三足一鋬，敞口，口部有两立柱。与爵不同处是斝无流无尾，口部呈圆形，且形体较一般的爵为大。考古发现的斝器底多有烟炱痕迹，与爵一样，也属于温酒器。
斝
商代后期
闻喜酒务头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觚(gū)，名为宋人所定，文献中的“觚”是容积比一般的爵大两三倍的爵，与此类器物无关。近出内史亳“觚”自名为“同”，可知原名是“同”，像竹筒的剖面。只是其旧名“觚”甚为流行，只能继续沿用。基本形制为长筒状身，大喇叭形口，斜坡状高圈足。考古发现中，爵、觚常构成组合出现，证明其功能与爵相关联，大概是用来盛酒或饮酒的。还有一种铜木复合质，常与柄形器共出的“觚”形器，很可能是用来缩（过滤）酒的。
觚
商后期
闻喜酒务头M1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觯（zhì），由宋人命名。观其形制，似与东周礼书中的“觯”不合。长安花园村M17所出父辛觯，自名从“鬯”从“欠”，待考。“觯”的原名是什么，功用为何，还有待考证。一般形制为敞口，部分有盖，束颈，鼓腹较深，腹径略大于口径或与口径接近，下有较高的圈足。觯常有自称“饮壶”的，或许是“小共名”而非该类器物的名字，但从中可知这种器物是饮酒器。
觯
西周早期
天马-曲村墓地M6210出土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
卮（zhī），以往也常被称为
、舟等，一般形制为敞口或敛口，腹的横截面与口部皆作椭圆形，腹较深，两长边上腹部多有环状耳，腹部内收成平底，也有器底接圈足或四足。卮的器型及大小均与耳杯近似，形体较小，又多有双环耳，具备饮酒器的特征。
错金银卮
战国早期
长治分水岭墓地M12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尊，礼书中的“尊”是酒器统称，现在习惯上叫“尊”的这种器物原名为何，尚不清楚。形制特点为大敞口，腹部粗而鼓张，高圈足。根据肩部的特征还可以进一步将尊分为折肩尊和筒形尊。从形制、尺寸与组合来看，大概是盛酒器。此外，动物造型的青铜器，习惯上叫也叫“尊”，或称“牺尊”，其原名也还不清楚。
尊
西周早期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114出土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
猪尊
西周早期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113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觥（gōng），未见自名，王国维《说觥》指出其与传世文献中的“觥”形制、功能接近，还可再讨论。一般形制为：椭圆形腹，圈足或四足，前有短流后有半环状鋬，带盖，盖作有角兽形。觥内曾发现有挹取器斗，可证明觥的功能为盛酒器。
龙形觥
商代后期
石楼桃花者村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方彝，未见自名，属习惯命名。外形颇似房屋。一般形制为方形器腹，四角和腰间有扉棱，方圈足。方彝皆有器盖，器盖作四阿式屋顶形，盖钮亦呈屋顶形。部分方彝的盖上开有小孔，可用以放斗。斗是舀酒器，故方彝大概是用来盛酒的。
方彝
商代后期
闻喜酒务头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卣（yǒu），未见自名，形体与古文字中的“卣”差别甚大，原名应非卣。有人认为卣即是壶，可以考虑。一般形制为截面呈椭圆形，硕腹，腹壁圆曲，向上内缩成敛口，颈侧有提梁，上有盖，下有圈足。叔䟒父卣铭文自称为“郁彝”，说明现在称作“卣”的器物，是盛装郁鬯（香酒）的容器。
卣
西周早期
翼城大河口墓地M1出土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壶，自名即为“壶”，定名无误。一般形制特征为长颈或较长颈，直口或微侈口，深鼓腹，下附圈足，多有盖。青铜壶多有自名，如“郁壶”、“醴壶”，证明其功能主要为盛酒器。不过也有自名为“盥壶”者，表明壶可能还兼有水器之用。
晋侯
壶
西周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8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罍（léi），分为两种。一种自名即为罍，其一般形制特征为敛口、折肩或圆肩，腹最大径在肩底与上部交接处，腹部向下斜收，多有圈足。两肩有耳，腹部有意穿鼻，这种设计的目的大概是便于绳索牵引，倾倒酒浆。《诗经·周南》言：“我姑酌彼金罍”，可知罍是体量较大的盛酒器。另一种罍属习惯命名，形制为大口折肩，斜鼓腹，高圈足，流行于商早中期，与尊功能相似，是盛酒器。
罍
商代前期
运城平陆前庄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斗，由杯形斗首和条状斗柄构成，斗柄接于斗首腰部，斗柄多呈曲折状。考古发现的斗，有出土于尊、方彝、觥、卣等盛酒器内的现象，可知其功能为挹注之酒器。
斗
西周早期
天马-曲村墓地M6210出土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
水器
盘，自名为“盘”，命名无误。基本形制为大口，口沿平折，腹较浅，器体呈扁平状，形似今日所用之盘碟。盘耳或有或无，商至春秋盘多有圈足，战国后多去圈足。青铜盘中有自名为“盥盘”，《礼记》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可知盘为用以盥洗的水器。也有自名为“沬盘”的，洗脸用。
晋侯喜父盘
西周晚期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92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匜（yí），有自名，定名无误。基本形制为腹部横截面呈椭圆形，腹身似瓢，前有流，后有鋬，早期匜多有三足或四足。在西周中期以后，盘匜构成固定组合，为盥洗用的一套水器。
贾子匜
春秋早期
闻喜上郭村墓地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盉（hé），有自名，定名无误。基本形制是硕腹，腹部一侧斜生长管状流，另一侧有一鋬，三足或四足，有盖，盖多以链索与鋬相连。有的铜器器体形制不同于此，但也有管状流，习惯上也叫盉。盘盉组合见于商早期至春秋时期，与盘匜组合不共存，可见是功能相同的盥洗器组合。此外，盉或许还可以用来向酒中加水，以调和浓淡，甚至可能可以用来温酒。
气盉
西周中期
翼城大河口墓地M2002出土
临汾市博物馆藏
盂，有自名，定名无误。基本特征为口沿为圆形，敞口，口沿较宽而外侈，方唇，深腹，腹部斜直，近底部时圆曲内收，平底，有圈足。器型与簋类似，但一般形体较大，且耳为附耳。《墨子·兼爱下》言：“琢于盘盂”，两者连用，证明其功能相近，均为水器。盂有自名为“饭盂”者，因此也可用作食器。
盂
西周早期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114出土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
鉴，有自名，定名无误。基本形制为口沿呈圆形，敞口，口沿向外平折，深腹，上腹部较直，下腹璧圆曲内收成底，体型都比较大。鉴在文献中常写作“滥”，如《吕氏春秋》言：“钟鼎壶滥”。器名从“水”旁，可知其功能为水器，用途有鉴容、沬洗等。另外，方鉴和方尊还可合用，给尊缶中的酒加热或降温。
蟠螭纹铜鉴
春秋时期
隰县瓦窑坡M29出土
现藏隰县博物馆
乐器
铃，是习惯命名。平顶上有半环型钮，两侧斜张，横截面多为合瓦形或椭圆形，口部平或凹下，体量较少。铃内有铃舌，摇动时通过撞击发声。铃除作乐器外，或许还可当作饰物。
二里头二期VM3：22
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现藏社科院考古所
钟的自名一般作“钟”或“镈”，前面常冠以有美意的形容词。
甬钟则属习惯命名。甬钟是一种打击乐器，流行于西周早期至战国时期。钟体横截面为合瓦形。口沿中心内凹，呈弧状。甬钟一般由柱状的甬、钲和鼓三大部分组成，甬钟一般侧着悬挂在架子上，钟体呈倾斜状。甬钟是从铙发展而来的，铙与甬钟相比，没有“干”（悬绳的挂钩），是口向上、柄插在木棍上使用的，流行于商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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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公孙编甬钟
春秋晚期
陶寺北墓地M3011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钮钟的形制基本与甬钟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其顶部是环状的“钮”，因而可以竖直悬挂在架子上。比甬钟出现的晚，到了春秋时期才流行起来。
镈，自名“镈”或“钟”，前者相比后者是专称。体型较大，钟的“于口”（也就是口沿部位）平齐，表面平整，没有凸起的“枚”，截面近椭圆形。受形状影响，声音绵长，容易混音，故不适合单独演奏快节奏旋律，主要用来演奏伴音，控制节奏。
编镈
春秋晚期
陶寺北墓地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关于甬钟、钮钟、镈的具体差别
可以参看赛克勒博物馆往期推送
兵器
戈有自名，定名无误。戈是中国古代一种具有击刺、勾啄等多种功能的木柄曲头兵器。戈首一般由援、胡、阑和内构成。戈的形制多样，有銎内戈、直内戈、曲内戈等。
戈首的各部位图
戈
战国时期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
钺，未见自名，但与“钺”字形象甚合。一种长柄、首部具有弧刃的劈兵，钺首皆平肩直内，弧刃，由肩部向刃部逐渐开阔。
亚醜钺
商代晚期
青州苏埠屯1号墓出土
山东博物馆藏
矛，矛头的主要部分是骹和叶。骹部中空，用以安秘。叶两侧为刃，向前两侧收拢成尖状的锋，两刃的中间为脊。
商代铜矛各部位示意图
矛
春秋早期
黎城西关墓地M8出土
黎城县文博馆藏
车马器
车軎（wèi）、车辖（xiá），軎指位于车毂外端，套接于车轴两头的筒形器。铜軎表面有长方形孔，以插入长条形的辖，从而将軎固定在轴头上。
带辖车軎
西周中期
翼城大河口墓地M1017出土
临汾市博物馆藏
马衔、马镳（biāo），马衔一般形制为两根两端各带一环的铜条，相互套接而成。俗称之为“马嚼子”，勒在马嘴以便驭马。马镳是位于马嘴左右两侧，通过皮条与马衔两端相联的马器。
马衔
西周
周原强家村1号墓出土
周原博物馆藏
马镳
西周
周原强家村1号墓出土
周原博物馆藏
杂器
盒，一般形制为长方体状的器腹，腹部四角、四周有爬龙装饰，有盖，器底有圈足、车轮、卧兽形四足等不同形态。北白鹅墓地M4出土的铜盒中残留有大量的带有颜色的土样和一件铜勺，科学检测显示其中富含与化妆品有关的油脂、矿物等，故铜盒的功能很可能是盛放化妆品。此类铜盒主要出现在高等级的女性墓葬中，是显示其身份的一种表现，也是古代埋葬制度的一种体现。
盒
西周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63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种类丰富多样的青铜器，展现了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既有宗庙中祭祀，彰显贵族身份等级的礼器，也有更富实用色彩者。但不应忽视的是，青铜背后的神圣权力，正是由其“用”所勾勒出来的。炊煮器、盛食器、酒器等是古人饮食活动的反映，编钟、编镈等乐器折射出古人对音乐的欣赏和追求，车器、马器勾勒出古人出行、游玩的图景，矛、戈等实用兵器也展现出不同势力关系紧张、兵戎相见的局面……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透过青铜器这一“历史化石”本身，窥见古代世界的波澜壮阔。
参考文献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李零《商周铜礼器分类的再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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