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出土文献研究 （下）
我与出土文献研究（下)
汤漳平
三
上世纪的90年代，是出土文献的高潮期，尤其是原楚地的文献，最重要的是郭店简和上博简。郭店简是1993年出土的，在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出土了804支竹简，其中有字简730支，共13,000余字。简的内容主要是道家和儒家的著作。上博简则是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先后购入的两批1700余枚竹简。专家认为，这两批简应是出自湖北荆州。简存字数35000余字，涉及内容十分广泛。
以这两批先秦简为主轴，加上70年代出土的含有先秦文本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马王堆帛书，安徽双古堆汉简等，这几批简帛的内容，已经是足够让人惊喜的了。此外还有两周金文，尤其是曾侯乙墓编钟，南阳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铭文，总字数近万字，它们共同将丰富多彩的先秦文化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确实很想坐下来认认真真的研究些珍贵的文献，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时期也正是我科研任务最繁重的时期。我先后承担了两项“九五”国家重点社科项目的部分工作。同时还有《白话二十五史》的《北史卷》和《南史卷》近百万字的翻译任务。虽然如此，我始终关注着整个出土文献的状况，.在资料收集齐全后，我立即撰写了《从两周金文看楚文学之渊源》与《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两篇论文。
利用出土文献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离不开考古学的发展和古文字学研究的进步，更离不开田野调查。我在进行出土文献与《九歌》研究的时候，一看到江陵博物馆发表的有关望山一号楚墓的考古发掘报告以后，觉得有些问题还不够清楚。为此，在四川开完学术会议，其他的学者大多去峨眉山旅游，而我立即拉着上海大学的姚汉荣学兄一起，买舟南下，从重庆直下江陵，当面拜访了荆州博物馆的彭浩馆长。彭浩馆长向我们介绍了整个出土文献的相关情况，由此得以补充了一些报告之外的材料，心中格外踏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去考察了郢都古城遗址，心情特别激动。 有些课题，虽然感到很有研究的价值，可是资料不全的时候只能等待。关于利用两周金文考察楚文学和楚文化的渊源这个选题，我曾经考虑了很久，但是开始时苦于资料不足，迟迟难以动笔。直等到刘彬徽先生的《湖北出土两周金文国别年代考述》（《古文字研究》第13辑）发表后，加上此前掌握的系列资料，我才感到材料比较充实了。
同样，1987年江陵包山2号墓的出土文献，其中关于祭祀神祇的内容，再一次为《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由此我才得以写出《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
上世纪的90年代，虽然是出土文献的丰收季节，但古代文学研究却遇上了寒冬。当时考古界因为正在搞夏商周断代工程，集合了各方面的精英来做这个大项目，影响挺大。可是古代文学就没有这么幸运，由于当时叫响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古代文学就只能靠边站，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少有古代文学的资助项目，这不能不影响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当时已有那样丰富的出土文献资料，但真正关注和研究的人并不多，我对此心中甚感不安。1999年夏天，恰值暑假，姚小鸥兄来学刊找我，谈起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我们都很担心。他建议说，能不能我们联系几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朋友，一起来发起关于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会议？我当然非常高兴，鼓励他大胆去做。小鸥非常认真的做了联系和会议的筹备工作。1999年12月，首届“全国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虽然学校当时提供的经费有限，小鸥却能克服种种困难，全家人倾巢而出，为会议做服务工作，令人感动。我把刚完成的两篇论文带到了会议上。由于会议是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几位知名学者都来参加会议。李学勤先生也撰写了文章给予支持，外地的高校也来了部分代表，所以，会议的参会人员也就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为了加大宣传的力度，引起读者更大反响，会后，北京的《文艺研究》和我们《中州学刊》同时组织发表一组专家笔谈，从不同的角度就出土文献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新华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的这两组笔谈，进一步扩大了本次会议的影响。我在这篇笔谈中，批评了相关的主管部门对这一方面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给予必要的支持。虽然用词比较尖刻，我却至今不悔。
当然要扭转一种倾向，并非容易的事情，既有主管部门的问题，也有基层研究队伍的认识问题。2017年在香山开会的时候，北大的傅刚教授说，2006年汤老师在会上大声疾呼，让大家重视出土文献的研究，但是并没有多少代表真正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想傅先生指的是四川内江的会议。那是复旦大学黄霖先生主持的第3届全国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与科研工作会议。我和我校吕贤平老师参加了那次会议。会议临近结束时，有代表提出，四川《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学室主任在会议上，请他对古代文学研究提点建议。但是四川《社会科学研究》的编辑说，原《中州学刊》的主编汤老师在这里，应当由他来发表意见。大家一致要求我发言。盛情难却，我便借此机会，谈了对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几点看法。（一）这些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受到冷遇，大家有些想法，我理解。但是不应当失去信心。前些年我还为此提出过很尖锐的批评意见，我以为那时候确实是寒冬。但是现在有点像早春二月，比那时好多了。应当看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会有阶段性的重点。当前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感到文化方面受到冷落，但是不应该失望。很多国家的经历也是如此，等经济发展起来了，就需要回头来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二）大家不知道应当把力量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大批的出土文献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古人读不到的书籍，看不到的资料。我以为我们搞古代文学研究的老师是非常幸运的，要关注，要认真研究。这些文献资料虽然是最古老的，但却是是最前沿的研究课题。就目前已经出土的这些文献资料，已足够我们研究100年。（三） 应当介入地方文化研究。全国各地都在整理古代传世的地方文献，我们过去教古代文学，涉及的就是一些比较著名的作家作品。但是还有大量的古代传世文献，没有经过整理，有的已经毁坏了。这些工作我们不做谁做？地方文献整理出来，我们的对古代文化认识也就会更全面。不要以为地方上不过是二三流作家就不重视，其实其中有很多是有价值的材料。有的还是一流的学者和作家，至今依然没有得到重视，例如黄道周。把这些文化遗产整理出来，既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又可以作为今天文化建设的借鉴。（四）建议大家做一些高质量的普及性的古代文学读物。1949年以后，虽然也整理出版过一批，但是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有的是有问题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看轻这项工作，这也是一项正本清源的工作，我是一直努力在做的。上述这四点意见，我至今仍然以为还是有意义的。
四
2002年底，我调到闽南师范大学。因为手头有一个关于社会科学期刊的国家课题需要抓紧时间完成，所以我先尽力做好。这也使我有机会首次考察了新疆阿勒泰的杜拉克岩画。2004年，中文系古代文学要申报省重点学科，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立即提出，应当组织大家的力量来关注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我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于是我设计了以出土文献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一套古代文学研究教学参考书。同时也将此课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项目，可惜未获立项。于是转而申报教育部项目，2005年，项目获得批准。按照分工，我负责的是“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史研究”的部分。事不宜迟，我当即组织教研室的部分老师参与相关的研究工作。我以为，通过课题研究，培养和锻炼队伍，发现人才，是很有效方法。
2008年，我们的课题已经取得阶段性的的成果。为了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考虑到首届北京会议已开过九年，我向学校提出，由我校召开“第2届全国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学术研讨会”。这个建议当即得到校领导的支持。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大都撰写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论文。会议召开时，省外也来了不少学者，山东大学来的尤其多，本次会议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不久，我们出版了会议的论文集，也相应加快了课题的研究进度。
2011年，我们课题的“先秦卷”部分已经完成并出版，其中的研究成果有十几篇论文被国内的重要学术期刋刋载。
当然使我高兴的还有它的后期效应。我曾说我校是二传手，因为就在我们会议开完不久，济南大学的蔡先金副校长和张兵老师一起来到我校，共同商量他们准备后期召开第3届学术研讨会。知道他们还成立了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中心，我深感羡慕。
从2012年济南大学召开第3届会议之后，全国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进一步引起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虽然并没有建立这一领域的全国性的学会，但却很有规律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我校召开了第五届会议，中南民大召开了第六届会议，本来已经商定好，第八届会议要在复旦大学举行，可惜因疫情未果。本次会议采取特殊的形式，得以如期举行，是一种创造。
在学科发展方面，我校这些年来一直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由于大家的重视与努力，2010年以后，我们文学院的老师先后获得了两项国家社科规划项目，都是和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有关的。现均已完成并结项，评委给予很高的评价，吴文文老师同时获得一项教育部项目。所以2016年我校又接着举办第五届会议。参会的既有我校老师，也有已毕业并到其他高校工作的一些校友，还有尚在校的学生。这样，大家共同提交了一批相关论文，使许多与会者赞叹不已。
从殷商甲骨卜辞、青铜器，各朝代的简帛，最晚的是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我们的祖先使用这些文字载体的时间跨度长达2000年。而东汉蔡伦造纸之后，我们使用纸张的历史，至今也正好是2000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得先秦的大量文献未能流传下来，或者在流传中走形变样。司马迁曾经非常愤慨的写出自己在作《史记》时所遭遇到的材料缺失的痛苦。现代考古学的进步，使我们得以发现一批又一批异常珍贵的出土文献的“典冊”，这是何等的幸运！当然，还有甘肃敦煌莫高窟的文书档案，石刻和壁画，均十分珍贵。我们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是离不了这些珍贵的出土的及传世的文献的。最近十几年，又相继有清华简、北大简、安大简，一批又一批，让人目不暇接。 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则有海昏侯刘贺墓葬中数量可观的一大批竹简。已知其内容有失传的齐《论语》，还有正在释读的《史记》。大家都希望这是未经后人篡改过的《史记》原本，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就太有意义了。
最近这几年我很多时间花在老子《道德经》的研究与阐释。老子的研究也同样是离不开出土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如果没有郭店楚简的出土，我们现在恐怕还在争论老子到底是先秦的还是汉代才出现。
尤其重要的是，这多批简帛是写于王弼的流行本之前，让我们得以通过比较，搞清楚它的原貌，并据此对通行本的文字做了一些修订。有读者已经看出并认为，我们订正过的这部《老子》三全本可以成为一种新的通行本。这其实也是我们的愿望。
汤漳平与夫人许晶
我希望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要更加关注当前出土文献的情况，并积极投身于相关方面的研究，一定能够有更多优秀成果出现，从而为中华古典学的重建作出我们的贡献。本次会议的参加者，有许多是年轻的学者，我特别感到高兴。学术需要承传，所谓的承传，就是一代一代的继承与弘扬，中华文化复兴的重任，寄托在一代代年轻人的身上！